今天是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也凑一下热闹，写写自己十几天前买的启功先生的两张字，以为纪念“云尔”。
7月12日下午，我如常在旧书网闲“逛”，忘了是怎么七拐八拐，蹩进一家以名家签赠本为主打的店里。以前倒也在这家买过，不过因为价从来不便宜，买的少。那天却见有一份手抄稿，说是抄件人不详，只标300元。我看到“不详”，马上来了精神，因为我一向以为，买手稿、档案之类的东西，东西到底值多少钱、今后能卖到多少钱，那是很次要的，能带来乐趣甚至让人沉湎其中的，其实是探究的过程。当然，探究无果的情况也常有，但要是真能有所发现，那种快乐之甘醇，若非此道中人，是不易领会的。
这份东西，是两页抄稿，用钢笔抄的，密密麻麻，正反两面，都快写满了。内容是清末民初王梅、黄节二人的碑传。我第一眼看，就觉这字不俗。后来端详了多久，不记得了，大概半分钟左右，我就想到一个名字——启功。事实上，我的确没有想到过第二个名字。不过，尽管启功先生的毛笔书法以前看得很多，但他老人家的硬笔书法，我其实并不熟。于是马上到网上、微信上搜索可信的硬笔书迹，对个性明显的几个字重点进行了比对，我认定，这份东西就是启功先生的字。付了300块钱，期待着抄稿到来。
卖家也许完全不觉得这两页纸有什么价值，折了折，用薄薄的小信封装了，像一封平常的信件那样，用平邮寄来了，路上走了三天。收到后，我慌慌张张地拆阅，把早已发黄的纸凑近眼前来看：啊，的的确确，是启功先生的字，无疑。
不过，为免个人臆测之嫌，我还是选拍了抄件的局部，将照片传给见闻博洽、精于鉴别的E老，但并没有提我认为这是谁写的字，只是请他帮忙掌眼。E老“秒回”——或者近于“秒回”——道：“是启功吗？”不得不佩服，他的反应比我快多了。而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对这份东西的书写者究为何人，是不难达成一致意见的。
其实，这两张纸的来历非常清楚，是卞孝萱先生在编《碑传集》期间，启功先生抄录给他的。从纸张、墨色等方面考虑，时间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的《冬青老人口述》中有对卞孝萱、启功二人交往之缘起的记述：
可见，碑传文章正是二人交往的纽带。王梅、黄节两份碑传文，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由启功先生抄给卞孝萱先生的。
后来他们的往来一直不断，《启功日记》1971年10月17日记：“上午卞孝萱、李瑚来……”；1973年11月2日，当时启功因病入院，日记记载：“下午小怀、李瑚、卞孝萱、杨伯峻、王钟翰、刘乃崇、钟少华、廖增宝、老伴、小葵来……”“文革”后，两位书信往还颇多，比如2017年拍卖会上曾出现过启功致卞孝萱关于郑板桥集的一封信，也是用钢笔写的。
启功先生抄录的黄节“事略”，后收入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我拿书跟抄件对比，发现书中印的文字与抄件完全吻合，只有一处，是启功先生误把黄节的著作名《诗旨》（现整理本作《诗旨纂辞》）抄成了《诣旨》，《民国人物碑传集》则将这一误字改正了。想来此抄件应该是《民国人物碑传集》据以排印的底本。
最后，来谈谈启功先生的硬笔书法。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只看过他的毛笔书法，对他的硬笔书迹是不了解的。
当然，我们首先就得说，启功先生的硬笔书法，较之其毛笔书法，是逊色的。《启功日记》里有他“文革”期间用钢笔写的日记的书影多幅，其中较潦草随意者真的近乎普通人写字的水准，而不太像书家的字。
为什么启功先生的硬笔书法不够出色？我私下揣度，一个可能的缘故是，他的毛笔书法，用笔很讲究笔画的粗细，比如标志性的横粗竖细，但这一特点在硬笔书法里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所以可以说，硬笔是不适合表现启功先生的书法艺术的。
但这并不是说启功先生的硬笔书法就一定不好看了。事实上，只要是他较工整、较着意写的字，哪怕是硬笔的，结体也都很工稳，且自然带有一种娟秀气息，是耐看的。而他笔下的字形，实际上也往往保持着多年不变的结构。举一个例子，黄节字晦闻，“闻”字在黄节事略抄件开头就出现了两次。且拿这两个“闻”字跟启功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致卞孝萱关于郑板桥集的那封信里的“闻”字对照，就会发现：其结体几乎一模一样。我想，这也是启功先生的书法即使没有“款儿”也不难认的原因之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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