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现的中亚金属器
文/[俄]马尔沙克
译/石尚
校对/石榴
译者案：
马尔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1933.7.9—2006.7.28）被誉为俄罗斯“中亚考古之父”，毕生精研中古中亚文明，是粟特金银器、壁画艺术的顶级专家。关于中亚金属器，作者早在1971年即撰写了《粟特银器》[Sogdian Silver]（俄文）（中译本2019年版）一书；而后进一步扩写，1986年在莱比锡出版巨著《东方银器：3~13世纪的金属工艺及其后的发展》[Silberschätze des Orients. Metall-kunst des 3.-13. Jahrhunderts und ihre Kon-tinuität]（德文）。本文“Central Asian Metalwork in China”（英文）系作者应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中国：盛世曙光，公元200年至750年》[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2004年10月—2005年1月）撰写，这是作者去世前一年发表的中亚金属器概述，围绕我国建国后出土的中亚金属器展开，尤其以1970年代后出土的金银器为主，并在中亚器物传统的整体脉络中把握入华的中亚金属器；作者还在展览图录中为这些器物撰写了详尽的解读说明。文中的一些见解“是他最新的、不见于他处的观点”（荣新江），共同展现出作者的宏观视野，当为跨文化艺术史研究者识具。
在中国发现的中亚奢华器具可追溯到3至7世纪，它们几乎都是银器，只个别由黄金打造。[1]在西亚和中亚使用这类器物是贵族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装饰器身的象征性图像，尤其是狩猎和宴饮场景承载了丰富的信息。但在中国，贵族与贵重金属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联系。尽管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金和银，但主要是用由青铜和玉制作的物品来体现古老的文化传统以及统治者的财富与家产观念。
按照习俗，金银这两种金属通常用来打造宴饮器具和珠宝首饰。它们不属于正统奢华享乐的表现方式。公元3至8世纪中叶[译注：即本展览主题关注的时代“公元200年至750年”]，这类饰有外国图像母题的进口器物风靡一时，许多西域样式的仿制品在中国被制造出来，这一时期，来自草原的骑士与来自中亚的商人、匠师成为北部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员。
中国唐朝（618—907）曾于630至660年征服掌控了中亚地区的大部分疆土。唐代的开国皇帝想要获得被他征服的外族人的推崇和礼遇，尽管备受儒士的谴责，他们还是采取了草原君主的惯用手段。比如，当唐朝军队征服了突厥之后，太宗皇帝（627—649年在位）便于630年加冕为突厥的天可汗，他的谋臣却批评他开展皇家围猎过于频繁。[2]不过太宗很了解，伊朗与突厥人将狩猎视为统治者与军队统领必不可少的活动。引人瞩目的是，约660年，当粟特地区[Sogdiana][译注：音译为“索格狄亚纳”，本文对应古民族、地域名称，译作“粟特”]正式并入大唐帝国的版图时，粟特首府撒马尔罕[Samarkand]的壁画中便描绘了唐朝君主狩猎的英勇场面。[3]
太宗自比古代帝王，声称自己的统治胜过了前代君王，因为古代中国人都对北方的戎、狄等异族充满鄙夷。但是他却如其父母般平等对待并支持这些“边地”人民。[4]宴饮是草原和大伊朗地区[greater Iran]的皇室贵族所热衷的另一项活动，既为娱乐也能体现威望。宴饮也成为中国统治者、将军们以及来自草原的战士们所喜爱的活动。奢华饮食器具的引进随之而来。
如果用金属制品来描述中国和中亚之间文化关系的特征，那么我们必须考虑游牧民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确如此，比起中国与中亚的绿洲城邦以及黑海周边的希腊殖民地的贸易，草原各游牧民族之间以及他们与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
游牧民族的迁徙天性有助于解释欧洲和亚洲银制品的广泛地域分布，其发现地往往与拜占庭、伊朗和西部中亚的生产中心相距甚远，通常我们只能说出这些产品的粗略年代和普遍产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墓葬出土的金属器提供了重要的器物样本，它们分别生产于伊朗、巴克特里亚[Bactria][译注：音译为“巴克特里亚”，汉语古称其邦国为“大夏”，本文多指地域概念，故取其音译]（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和南部塔吉克斯坦）、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和中部塔吉克斯坦）和中亚的其他地区。其中的许多器物为这些地区的标本库增添了不同的形式和设计类型。此外，有纪年的中国墓葬为确定这些器物的年代下限[termini ante quem]提供了关键信息。然而，中国发现的很多材料都是在其埋葬入土之前的上百年间制作的，因此凭借墓葬年代来确定其生产年代并无助益。举例来说，一个以游牧传统器形打造、饰有略微简化的希腊化样式装饰带的银制容器（图1）的生产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1世纪，但是却被发现在公元3至4世纪的中国墓葬中。这一外国器具后来添加了一枚环形手柄，与中国的胡罐颇为相似。这类混合器物没有显现任何中国与希腊化世界的直接联系。相反，这件器物是为了迎合游牧民族的品味而制作的，他们与希腊化世界和中国都有联系。
图1 [原图录第100号] 壶，约公元前1世纪，高15.8厘米，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魏（386—534）5世纪末之前的首都平城（今日的大同）出土了好几件引人注目的器物，它们极有可能是在与希腊化传统紧密联系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打造而成的。包括两件脚杯（图2、图3）、一件装脚杯的碗（图4）和一件从城南墓葬区第107号墓出土的碗（图5）。这些器皿有一些相似特征。它们都装饰有莨苕叶，深陷的沟壑把每片叶子区分开来，两条线刻画了中间的叶脉。这是希腊化金属器皿常见的风格化纹饰。[8]这些器物大概也是同时期在相同的手工艺中心被打造出来，尽管它们与中亚或希腊—罗马世界的器物原型在流行时代和样式风格上差异显著。
图2 [原图录第58号] 高足杯，4—5世纪，镀金铜器，镶嵌石头和玻璃，高9.8厘米，1970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 [原图录第60号] 饰有动物、人物形象的高足杯，4—5世纪，铜或银合金，高10.3厘米，1970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市博物馆藏
图4 [原图录第63号] 饰有团窠肖像和植物母题的碗，约5世纪，镀金银器，直径8.5厘米，1970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市博物馆藏
图5 [原图录第64号] 饰有团窠肖像和植物母题的碗，可能是4世纪或5世纪初期，镀金银器，直径10.2厘米，1988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市博物馆藏
例如，一件约制造于5世纪的镶嵌玻璃和红宝石的脚杯（图2），与收藏于洛杉矶盖蒂博物馆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早达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化银杯（图6）很相似。[9]后者既没有足部，又没有中国发现的武士形象。此类人像在希腊化金属器上很罕见，但是却可见于平城发现的高足杯上（图3）。一件发现于平城的圆筒杯（图7）的器身上饰有不少正在收获葡萄的男孩，这是晚期罗马艺术中的常见主题，当然在金属器上也有[10]。杯子下部的叶片装饰与107号墓所出土的碗底相似（图5）。饰有武士形象的高足杯（图3）有一圈相似的叶片，但圆筒杯（图7）的“男孩和葡萄藤蔓”母题上下两边各围绕了一圈相似的叶片。这件器物看起来像是由铜或闪亮发白的高比例的铜合金铸造而成的，其上有镀金，但那件来自西方的相似器物则是镀金的银器。它们共有的风格化人物形象在公元400年前后流行于巴克特里亚地区，那时的匠师融合模仿了早期希腊化和更晚近罗马的器身形状和装饰母题。[11]
图6 [原文插图33] 酒杯，可能来自阿富汗，公元前1世纪，镀金银器，镶嵌玻璃和宝石，高8.3厘米，洛杉矶盖蒂博物馆藏，别墅收藏品 [Villa Collection]（86.AM.754.4）©盖蒂博物馆
图7 [原图录第59号] 饰有葡萄和人物的高足杯，约4世纪，镀金铜器，高11.5厘米，1970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山西省博物馆藏
两件平城出土的银碗（图4、图5）饰有圆形框浮雕半身肖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近期入藏的一件高足碗（图8）是另一个例子，而同类型的第四件碗（图9）则发现于巴蒂姆[Bartym]（俄罗斯北部的彼尔姆省[Perm district]）。[9]中国发现的和大都会入藏的器物上的人面是正侧面像；巴蒂姆发现的碗上则是四分之三侧面像。这类圆窠纹碗[medallion bowls]的风格与纯正的希腊化样式很不同。它们属于一类3到6世纪巴克特里亚文艺复兴[Batrian Renaissance]期间制作的“巴克特里亚遗器”。[10]
图8 [原文插图34] 高足碗，来自阿富汗或中亚，3—4世纪，镀金银器，高5.8厘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2000年入藏 [Louis V. Bell Fund]（2000.503）
图9 [原文插图35] 碗，来自阿富汗或中亚，3—4世纪，银器，直径14厘米，圣彼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The State Museum]藏（藏品编号83746）
巴蒂姆碗是这类器物中年代最早的，它是卡马河[Kama River]上游盆地众多出土银器中的一件。这个地区发现的年代确定的器物都不早于3世纪下半叶。将三件保存至今的碗进行比较排年，我们也许要考虑莨苕叶装饰的风格演进。大都会收藏的碗（图8），其上半部均以高浮雕表现。它们是单独制作之后再镶上的。在第107号墓出土的银碗（图5）上，叶片宽大并刻画精细，高浮雕则都是用于人像。最后，在第四个碗（图4）上，宽叶片装饰图案化了，缺乏生动感。
四件碗上人面的风格变化也提供了断代线索。早期器物上的人面多少带点“古风”。第107号墓出土的碗上的四张人面需加以特别考量。当匠师将自己不甚熟悉的古典样式的特征加以夸张后，展现的面相就变形了。正面头像和侧面肩身像组合在了一件也许足部缺失了的器物上（图4），其与5世纪寄多罗[Kiarite]或早期白匈奴[Hephthalite][译注：“白匈奴”，亦即中国史籍所称“嚈哒”]的印章很相似[11]，在圣彼得堡的国立冬宫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所藏的一件4世纪银碗（图10）上的，一位猎手头像与之相近，特别是他们勒有窄带的发型都是头顶圆形、下部头发有着大卷的。[12]
图10 [原文插图36] 饰有狩猎场景的碗，来自阿富汗或中亚，4世纪，银器，直径13.9厘米，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藏品编号 s-8）
中亚的银匠反复打造流行样式的器物（巴克特里亚地区是希腊化样式，或偶尔是罗马样式），他们并没有生硬地照搬，而总是在不经意间添加了些微小的显示出他们早年所受训练的装饰细节。其中一种便是倒置的大花苞。这类装饰没有在盖蒂博物馆所藏的希腊化器物（图6）上出现，但成为稍后巴克特里亚器物装饰的典型代表。[13]在大同，武士人物高足杯（图2）的足部装饰也能证明这一点。相同类型的花苞也见于一件饰有圆窠肖像的巴蒂姆碗（图9）、一件收藏于华盛顿特区弗利尔美术馆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巴克特里亚碗（图11）、一 件 巴 黎 国 家 图 书 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藏的银盘，它们都有着印度和萨珊式样的形象。[14]如果肖像银碗和高足杯都来自巴克特里亚地区，中国发现的铜制（？）器物也可能出产自那里，只不过其来自的手工业中心仍待确认。中国发现的器物上金色衬底的白色（或接近白色）浮雕细节看起来也与之十分接近。
图11 [原文插图37] 饰有希腊神话场景的碗，来自阿富汗或中亚，4—5世纪，银器，直径19.1厘米，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购藏编号 F1945.33）
平城出土了另一件银碗（图12），其分为八曲[瓣][lobes]的外轮廓与一些萨珊式样的碗相似，然而上面的装饰则源于印度笈多时代（约300—约500）。其上刻有以钦古拉[Khingula]开头的姓名铭文，也许是指5世纪统治印度和巴克特里亚民众的某位白匈奴[嚈哒]君王。[15]印度—巴克特里亚的联系则在另一些5世纪银器装饰中有所体现。其中一件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碗表现为笈多风格，装饰有五位身着北方“蛮族”白匈奴服饰的半身像（图13）。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件外部饰有浮雕的浅底碗（图14），据传出自西藏。其器形为巴克特里亚式样，丘比特手持花圈的母题则是希腊化式样，然而花环的叶子却是典型的早期笈多样式。
图12-1 [原图录第61号] 八曲碗，5世纪，直径23.8厘米，1970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市博物馆藏
图12-2 [原图录第61号] 辛威廉 [Nicholas Sims-Williams] 释读为“χιγγιλο ιχοιοχο”，林梅村释读结尾为“χοβο”（或“χαβο”，盖林氏转引宗德曼氏 [W. Sundermann] 观点；原文注释为林梅村 1998:185，应为林梅村1998:165—译者注），译为“Khingila xoioxo’s [bowl]”（大意为“钦古拉氏之碗”）
图13 [原文插图38] 碗，来自阿富汗或中亚，5世纪，银器，直径13.5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14 [原文插图39] 碗，可能来自西藏，4—5世纪，镀金银器，直径17.1厘米[译注：原文未注明收藏信息]
有时风格的融合更加复杂。刻画了希腊神话的银制军持[ewer][译注：本指大口水壶，此器汉地古称“军持”]（图15）显现出不止萨珊风格的元素，同时还具有巴克特里亚和笈多式样的特征。这件器物发现于569年去世的北周将军李贤墓中，然而，其制造的年代可能更早，也许是在5世纪。一件描绘了狩猎场景的萨珊式样的银制圆盘（图16）在公元500年之前就抵达了中国。为确定其年代，可将其与一件现存的据传收购于喀布尔市集的盘子（图17）相比较。这件盘子可能发现于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从属巴克特里亚的阿富汗。[16]这很可说明在5世纪，巴克特里亚人担任着伊朗和中国的贸易中间人。
图15 [原图录第157号] 军持，5—6世纪，镀金银器，高37.5厘米，1983年出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李贤（569年刻石）夫妇墓，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图16 [原图录第62号] 饰有狩猎场景的镀金银盘，3世纪末或4世纪初，直径18厘米，1981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封和突（504年刻石）墓，大同市博物馆藏
图17 [插图40] 盘，可能来自阿富汗，4世纪末—5世纪初，镀金银器，直径23.4厘米，谢尔比·怀特和莱昂·利维收藏品 [Collection of 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但是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是更为错综的。喀喇昆仑山区[Karakoram Range]道路[译注：即中巴友谊公路]沿线岩石上的北印度铭文可以追溯到4至6世纪，这些铭文大部分出自粟特人之手，只有少部分来自巴克特里亚人，这说明粟特人才是此一地区的贸易中间人。[17]另一方面，中国发现的银器上的粟特铭文显示其制作不早于6世纪，是在粟特其他地区打造的。这显示出粟特人的角色愈发重要，并成为这一时期贸易的主导者。
新疆从未发现过粟特（或印度-巴克特里亚）银器，但是西藏却冒出两件。[18]吐蕃帝国（7—9世纪）一度占据了中亚和中国西北的部分地区，在此期间制作的金属器装饰中，巴克特里亚的风格元素十分显著。这些元素中有一种怪异[grotesque]的男性头像，如出现在一件藏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艺术博物馆[Nizhni Novgorod Art Museum]的阿法纳希沃杯[Afanaśevo cup] [19]底部者，又如大昭寺银壶[the great Jokong ewer]上有着喝醉的潘神一般的[Pan-like]形象[20]，他们仿佛来自葡萄与美酒的国度。另外，那件阿法纳希沃杯上的浮雕图式的构成很接近一件收藏于[滋贺]信乐町[Shigaraki]秀明文化财团[Shumei Culture Foundation]的盘子（图18）。在这一杯、一盘的边缘上，风格化的植物纹样间隔着（巴克特里亚的）人像和（吐蕃的）动物形象。一些中国发现的金属器很可能沿着连接南部阿富汗和西藏的道路而流传。
图18 [原文插图41] 盘，来自西藏，8—9世纪，镀金银器，直径29.2厘米，信乐町秀明文化基金会藏
另一方面，新疆地区发现的中亚生产的金属器在许多草原部落参与的大迁徙时代[Great Migration period]将欧洲和朝鲜半岛这本来相隔万里的地域联系在了一起。2001年，大同市获得了1997年从伊犁河[Ili River]谷地波马墓地盗掘的九件器物。[21]我们不清楚谁是这些器物的制作者，但知道它们是为游牧民族贵族制作的。很有可能其中许多件是从罗马（晚期拜占庭）的克里米亚[Crimea]领地进口的，或来自外[南]高加索[Transcaucasian]和西部中亚的定居城邦，其中一些可能出自那里的周游工匠或游牧营地的俘虏之手。这些器物常常由黄金打造，镶嵌珍贵的红色宝石或红色玻璃，这是游牧首领的宫廷时尚，其中的阿提拉[Attila the Hun]（434—453在位）在5世纪入侵了西欧。这种风格因之得名“匈人样式”[Hunnish]。[22]
波马出土的器物十分有趣。其中的一件高金杯（图19）带有虎形手柄，这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的一支萨珊银制手柄杯（图20）很接近。另一波马器皿与晚期罗马的坎萨里斯[kantharis]和7世纪的粟特银制手柄杯很相似，这证实了粟特银匠的主要灵感来源是晚期罗马与拜占庭金属器的假说。红色宝石丰富了这件器物的器身和那件带盖金罐（图21）的装饰；它们比匈人样式的相似装饰更为华丽。
图19 [原图录第95号] 虎柄金杯，约5世纪，嵌玛瑙金器，高16 厘米，1997年发现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波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
图20 [原文插图42] 虎形手柄杯，来自伊朗东部，5—6世纪，银器，高13.4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2004年入藏；购自韦德基金会 [J. H. Wade Fund]（1961.200）
图21 [原图录第94号] 带盖金罐，约5世纪，嵌红宝石金器，高14厘米，1997年发现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波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
很难判断带柄杯是在哪里制作的。带盖的罐子可能来自萨珊。我们无法确定这个盖子是否专为这一罐子打造，因为盖子的一些细部与罐子的花饰没有很好地匹配对应。盖子上的装饰是风格化的圆形茛苕叶，这与萨珊浮雕和大同出土的圆筒杯（图7）的底部母题很像。然而，这个杯子的其他特点显示了与晚期罗马艺术的强力关联。“波马遗器”毫无疑问归属于草原的游牧贵族，他们很可能来自悦般国。[23]这些器物体现了与中东乃至地中海世界的贵族如出一辙的品味。
新疆焉耆（古喀喇沙尔[Karashahr]）老城区的一处窖藏曾发现一小组金属器具。包括三件银器：一件装饰有七只鸵鸟的萨珊式碗（图22）、一件底部有中古波斯语铭文的萨珊式碗（图23）、一件边缘刻有一长句粟特语铭文的盘子（图24）。如果不考虑粟特语铭文的话，盘子的设计更接近萨珊式样而非粟特风格，虽然在细节上萨珊式样并不那么纯正。尽管产地难以判断，但或许是一位粟特商人将它（很可能也包括另外两件器物）从遥远的西部中心携带到新疆。
图 22 [原图录第91号] 鸵鸟纹碗，5—6世纪，银器，直径21厘 米，1989年发现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藏
图23-1 [原图录第92号] 直楞外壁碗，5—6世纪，银器，直径20.5厘米，重825.5克，1989年发现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藏
图23-2 [原图录第92号] 点刻铭文经辛威廉释读为中古波斯数字，圈足外沿刻有“152”，碗底外部刻有“20”，数字之后的字母D表示钱币单位德拉克马 [drachma]；然而铭文记载的重量与银碗的实际重量并不相等，林梅村认为这些数字表示的只是该银碗的价值
图24 [原图录第93号] 虎纹盘[或为：“豹纹盘”]，5—6世纪，银器，直径21.3厘米，1989年发现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藏
中国发现的粟特器物始于6世纪，一件粟特银器的例子是6世纪的浅瓣碗[poly-lobed bowl]（图25），根据边缘的粟特语铭文可知其属于石国[Chach][译注：音译为“赭时（国）”，又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Tashkent]）的一位权贵。这段时期，石国已经被附近的粟特人高度“粟特化”[Sogdianize]了，后者很可能来自泽拉夫善河谷[Zarafshan valley]。这件银碗在广东省北部被发现，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可能来自朝鲜半岛（？）的银器和一枚5世纪晚期的萨珊波斯钱币。[24]
图25 [原文插图43] 碗（线描图），来自粟特地区，6世纪，银器，高8厘米，出土于广东省遂溪县 [译注：原文未注明收藏信息]
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了一件发现于洛阳的银碗（图26），碗形分为十二曲，装饰了蹲狮。其上刻有两行粟特语铭文，很可能制作于6世纪末到7世纪初。[25]另一件多曲碗上则是一只雄鹿（图27），边缘刻有其主人的粟特语姓名。这件器物也可以追溯到6至7世纪。一件相同形状的银碗发现于西安西郊。细微的刻边和局部镀金装饰显示其年代在7世纪。[26]这种形状是中亚粟特金属器的特色，但其装饰则源于石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东部流派。这一地区的典型设计是在圆环交织背景上勾勒花叶线边——并添加小圆圈。比较特别的是，石国金属器的地域特点是有着对称三重叶片的弯曲叶茎。[27]西安出土的碗混合了中部和东部粟特的传统，显示出那些流派之间的密切关联。
图26 [原文插图44] 多曲碗，来自粟特地区，6—7世纪，镀金银器，直径15.3厘米，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购藏编号F1997.13）
图27-1 [原图录第207号] 雄鹿纹碗，来自粟特地区，6—7世纪，银器，直径14.7厘米，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7-2 [原图录第207号]碗口外沿刻粟特铭文，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Servant of (god), Zurvan]
现存最完好的粟特银器之一是1975年内蒙古出土的一把军持（图28）。军持的手柄上冠有一个青年男子头像，其太阳穴的发髻修剪整齐，发丝的线条从脑后延伸到额前，这与8世纪初片治肯特[Panjikent]壁画上的粟特人发型如出一辙。然而我们不能排除7世纪的断代，哈萨克斯坦出土的一件类似器物在底部仿制了五个拜占庭十字印迹[cross-stamps]。在拜占庭样式中，这类印迹大约在7世纪中期就消失了。[28]这很可能是粟特的匠师出于商业目的，努力模仿更值钱的拜占庭制品的结果。
图28 [原图录第208号] 军持，来自粟特地区，7世纪，部分鎏金的银器，高28厘米，1975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内蒙古博物院藏
正如前文所述，7到8世纪间中国仿造了不少西亚和中亚银器。河北南邢郭李希宗（569年去世）夫妇合葬墓出土了一件6世纪的小型银制圈足碗（图29）。此中国碗是一大组金属器和陶器组合中的一件，它要比其中亚原型体量更小。从造型、比例到上凸的碗底、一圈小联珠纹，都是粟特金属器的典型特征。波楞状侧壁也是中亚式样的特征，包括粟特、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Tokharistanian]）、旁遮普[Punjaban]和花剌子模[Khorazmian]样式。在旁遮普，波楞纹在5至6世纪就出现了，在粟特地区看到它们则仅仅是在7至8世纪。[29]我们所掌握的6世纪粟特金属器太少了，弄清这类母题如何抵达粟特地区尚且过早。底部的莲花纹不属于中亚式样；而常见于同时期的中国佛教艺术风格。
图29 [原图录第152号] 托盘成套酒杯，东魏（534—550），银碗直径9.2厘米，1975年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李希宗夫妇墓（544年），正定县博物馆藏
老虎母题出现于隋代（581—619）或初唐时期。一般来说，它刻画在银制或陶制碗的中央圆窠之内。一件是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slamische Kunst]藏的银碗；[30]另一件是瑞士乌尔德里收藏品[Uldry collection]之一。[31]这一系列的原型很可能是粟特样式，但老虎的描绘风格则是中国式的。
这类混合风格的器物经常出现在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粟特军持、有柄杯、三足盘在那一时期都被中国的金属工匠和陶工所仿造（图30）。另一个例子是萨珊式样的多曲椭圆碗，[32]它同样在中国和西北印度被仿造。
图30 [原图录第215号] 鹿纹大浅盘，唐朝（618—907），部分鎏金的银器，直径50.2厘米，1984年发现于河北省宽城县大野峪村，河北博物院藏
源自波斯的联珠纹圈饰[ring-matting]是唐朝金属器的特色。[33]是粟特人将此工艺传到了中国。在波斯的例子中，只有少量区域装饰这类凸起的设计。[34]在西部和中部的粟特地区，器物中的刻画图案只占次要的小部分，更重要的区域让位给了这类凸起的装饰。[35]在更远的东部地区如石国与唐朝，器物表面几乎布满了联珠纹圈饰。在这个例子中，粟特银器扮演了伊朗和中国艺术的纽带。同样，唐朝的母题也出现在7至8世纪的粟特艺术中。[36]然而，粟特金属器的装饰更具活力，并没有中国装饰因注重繁复构图而导致的拘谨。
以上对进口奢侈器具及其中国仿制品进行了简短回顾，由此可知，在世俗的实用艺术中，尽管中国与萨珊波斯的伊朗、甚至中国与印度的联系很密切，尤其在佛教艺术领域后者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然而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联系促成了更为丰厚的成果。
注释：
*本文原载于展览图录第47至56页（Boris I. Marshak, “Central Asian Metalwork in China”,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ed. by James C. Y. Watt, An Jiayao, Angela F. Howard, Exh. Ca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7-56）。作者的著作目录参见《伊朗内外：马尔沙克先生七十寿辰献礼文集》第13—30页（Ērān ud Anērān. 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ič Marš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edited by M. Compareti, P. Raffetta and G. Scarcia, Venezia: Libreria Editrice Cafoscarina, 2006: 13-30）、荣新江《纪念马尔沙克——兼谈他对粟特研究的贡献》第451—460页（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九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原文图片编号除了随文插图外，还引用了展览图录的器物编号，本文按照行文次序重新统一编号。
[1] 比如此一时期在西亚、中亚和中国之间金属制品传统之间的直接交流，参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卷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69页插图21；Ellen Johnston Laing, “Recents Finds of Western-Related Glassware, Textiles, and Meatalwork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中亚与中国最新发现的与西方有关的玻璃器、纺织品和金属器》],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s., 9, 1995: 11-16；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8—145页；Prudence O. Harper, “Iranian Luxury Vessels in China from the Late First Millennium B.C.E.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C.E.”[《公元前一千纪至公元后五百年间中国发现的伊朗奢侈器具》], in Silk Road Studies VII: Nomads, Traders and Holy Men along China’s Silk Road. Papers Presented at a Symposium Held at the Asia Society in New York, November 9-10, 2000[《丝绸之路研究第七辑：中国丝路沿线的游牧民族、商人和僧侣，2000年11月9—10日纽约亚洲协会论坛文集》], edited by Annette L. Juliano and Judith A. Lerner, Turnhout: Brepols, 2002: 97-100。中国母题和希腊化中亚（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银器的更多案例，参见Iakov Ivanovich Smirnov, Vostochnoe serebro[《东方银器》], Saint Petersburg: N.p., 1909: 72-73, pl. IX、CCXXIV[译注：应为“CXXIV”]；K. V. Trever, Pamiatniki greko-baktriiskogo iskusstva (Monuments of Greco-Bactrian art[《希腊—巴克特里亚艺术遗迹》]), Moscow and Leningrad: Iza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40: 103-4, nos. 3, 4, pls. 3-5, 31；Wilfried Seipel, Weihrauch und Seide: Alte Kulturen an der Seidenstrasse. Exh. cat.[《香与丝：丝绸之路上的古代文化》展览图录] Vienna: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1996: 263, 411, no. 128；Jean-Paul Desroches ed., L’Asie des steppes: D’ Alexandre le Grand à Gengis Khan. Exh. cat.[《亚洲草原：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成吉思汗》展览图录]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Barcelona: Fundació la Caixa, 2000: 58, no. 21。
[2] Irina F. Popova, Politicheskaia praktika i idealogiia rannetanskogo Kitaia（Political practice and ideology during early Tang China[《初唐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观念》]）, Saint Petersburg: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Institut Vostokovedeniia; Moscow: Izdatel’ skaia firma“Vostochnaia Literautra”, 1999: 154, 172, 173.
[3] Boris Il’ich Marshak, “Le programme iconographique des peintures de la 'Salle des ambassadeurs’ à Afrasiab (Samarkand) ”[《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的图像程序》], Arts asiatiques 49, 1994: 5-10.
[4] Popova 1999: 206.
[5] Micharl Pfrommer, Metalwork from the Hellenized East: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希腊化东方的金属器：收藏目录》], Malibu: J. Paul Getty Museum, 1993: 118-19, no. 5；Trever 1940, pl. 31.
[6] Pfrommer 1993: 180-81, no. 67.
[7] 比如，位于罗马的康斯坦蒂娅[Constantia]的石棺和他墓窟的天顶马赛克，都制作于公元354年；Walter F. Oakeshott, The Mosaics of Rome, from the Third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ies[《罗马的马赛克——3世纪至14世纪》], Greenwich, Conn.: New York Graphic Society, 1967, pls. 28, 36, 38。
[8] Boris Il’ich Marshak, Silberschätze des Orients: Metallkunst des 3.-13 Jahrhunderts und ihre Kontinauität[《东方银器：3—13世纪的金属工艺及其后的发展》], Leipzig: E. A. Seemann, 1986: 35-39, 247-51.
[9] O. N. Bader and A. P. Smirnov, “Serebro Zakamskoe” pervykh vekov nashei ery: Bartymskoe mestonakhozhdenie”(Silver from the lands beyond the Kama River of the first centuries C. E.: The Bartym site[《卡马河流域出土的一世纪银器：巴蒂姆遗址》]), Moscow, 1954, fig. 3；Salomea Fajans, “Recent Russian Literature on Newly Found Middle Eastern Metal Vessels”[《苏联新近发现的中东金属器报告》], Ars Orientalis 2, 1957, pls. 8, 9.
[10] Marshak 1986: 35-39, 247-51; Boris Il’ich Marshak, “Baktriiskie chashi” (Bactrian Bowls [《大夏样式的碗》]), in Antichnost’i antichnye traditsii v kul’ture i iskusstve narodov Sovetskogo Vostoka (Classical Traditions in the Art of the Peoples of the Soviet East[《苏联东部人民的经典传统艺术》]), Moscow: Nauka, 1978, pp. 258-68.
[11] Pierfrancesco Callieri, Seals and Sealing from the North-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Afghanistan (4th century B. C.-11th century A. D.): Local, Indian, Sasanian, Greco-Persian, Sogdian Roman[《印度次大陆西北和阿富汗发现的印章和封泥（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后11世纪）：本土式、印度、萨珊、希腊化波斯、粟特罗马样式》], with contributions by Elizabeth Errington, Ricardo Garbini, Philippe Gignoux, Nicholas Sims-Williams, Wladimir Zwalf, Naples, 1997: 36-30[译注：原文如此，待核查], no. 7, pl. 22.
[12] Smirnov 1909, pl. XXXIX; Trever 1940: 87-90, no. 17; Marshak 1986: 34, 249; Seipel 1996: 266, 412, no. 132; Desroches 2000: 63, no. 29.
[13] Kurt Weitzmann, “Three 'Bactrian’ Silver Vessels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Euripides”[《饰有欧里庇得斯作品人物的三件“大夏”银碗》], Art Bulletin 24, 1943: 307-19, figs. 13-16, 20-23; Marshak 1986: 38, pl. 19; Ann Clyburn Gunter and Paul Jett, Ancient Iranian Metalwork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塞克勒美术馆和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古代伊朗金属器》], Washington, D. 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 40, 148-56, no. 23.
[14] Smirnov 1909, ill. 40; Marshak 1986: 270, pl. 187.
[15] Callieri 2002: 121-41.
[16] 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银盘》，《文物》1983年第8期，第8—12页；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第1—4页；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文物》1983年第8期，第5—7页；Prudence O. Harper, “An Iranian Silver Vessel from the Tomb of Feng Hetu”[《封和突墓出土伊朗银器》],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o. 4, 1990: 51-59; Prudence O. Harper, “Silver-Gilt Plate”[《镀金银盘》],in Glories of the Past: Ancient Art from the 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Collection[《往昔荣光：谢尔比·怀特和列奥·烈维的古代艺术收藏》], edited by Dietrich von Bothmer, Exh. ca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0, no. 43.
[17]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2 vols.,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part 2, 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s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 vol. 3, Sogdian[《上印度的粟特和伊朗铭文》（二卷）《伊朗语铭文辑录》第二部分《塞琉古、帕提亚时代东伊朗和中亚铭文》卷三《粟特语》],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9.
[18] 一件目前藏于东京古代东方博物馆[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见Philip Denwood, “A Greek Bowl from Tibet”[《一件来自西藏的希腊碗》], Iran 9, 1973: 121-127; Martha L. Carter,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古代东方博物馆》],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9, 1995, 229-238, fig. 10。这件碗的年代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因为两位人物手持着典型的晚期罗马双耳长颈瓶[amphoras]很像在孔塞蒂斯[Conceštis]发现的那些；参见Arne Effenberger et al., Spätantike und früh-byzantinische Silbergefässe aus der Staatlichen Ermitage Leningrad, Ausstellung der Staatlichen Ermitage Leningrad[《来自列宁格勒国立冬宫博物馆的晚期古物和早期拜占庭银器，列宁格勒冬宫国立博物馆展览》], Exh. cat. Berlin Frühchristlich-Byzantinische Sammlung,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1978, pl. 44；另一器物，见Marlia Mundell Mango,“Der Seuso-Schatzfund”[《塞索宝藏》], Antike Welt 2, 1990: 80-81, fig. 1, 13，以及Jas Elsner, Imperial Rome and Christian Triumph: The Art of the Roman Empire, AD 100-450[《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胜利：罗马帝国艺术，公元100年至450年》],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ig. 69。
[19] Shumei Family Collection, Ancient Art from the Shumei Family Collection[《秀明家族收藏的古代艺术品》], Texts by Dorothea Arnold et al. Exh. ca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80-82, no. 33; Vladislav Pertrovich Darkevich, Khudozhestvennyi metall Vostoka vos’mogo-trinadtsatogo vv.: proizvedeniia vost torevtiki na territorri Evrop, Chasti SSSR i Zauralia (Artistic metalwork of the East, eigh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A. D.: Production of Eastern metalwork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European part of the USSR and Ural Mountains[《东方金属工艺品，公元8至13世纪：欧洲苏联和乌拉尔山区的东方金属器》]), Moscow: Nauka, 1976: 33-36, pl. 15.
[20] Ulrich von Schroeder,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 2, Tibet and China[《西藏佛教雕塑》卷二《西藏和中国》],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2001: 792-94, no. 190, pls. 190-92; Amy Heller, “The Silver Jug of Lhasa Jokhang”[《拉萨大昭寺银壶》], Asian Arts, May 3, 2002: 213, 219, fig. 1, 2, 10.
[21] 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第4—15页；《文物》1999年第4期，第4—19页[译注：作者此处引用的文献与原文内容不符，待核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译注：应为“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381—383页；Tōkyō kokuritsu hakubutsukan東京國立博物館（Tokyo National Museum）, Shirukurōdo kinu to ōgon no michi: Nitchū kokkō seijōka 30 shūnen kinen, tokubetsuten シルクロード絹と黃金の道：日中国交正常化周年記念（Brocade and gold along the Silk Road）, Exh. cat. [《丝绸锦缎与黄金之路：日中建交30周年纪念》展览图录] Tokyo: Tōkyō kokutitsu hakubutsukan; Osaka: Osaka shiritsu bijutsukan, 2002, nos. 9, 10；Wang Binghua[王炳华], “Gold and Silver Discovered in Boma, Xinjiang”[《新疆波马出土的金银器》], in The Glory of the Silk Road: Art from Ancient China[《丝绸之路的荣光：中国古代艺术》], edited by Li Jian, Dayton: Dayton Art Institute, 2003, pp. 57-63。
[22] Irina Petrovna Zasetskaia, Zolotye ukrasheniia gunnskoi epokhi: Po materialam osoboi Kladovoi Gos, Ermitazha (Gold ornaments of the Hunnish period[《匈奴时代的金饰：冬宫国立博物馆特藏》]), Leningrad: Avrora, 1975; Anatolii K. Ambroz, “Vostoznoevropeiskie i sredneaziatskie stepi V-pervoi poloviny VIII v.”(East European and Middle Asian Steppe in the 5th to the first half srednevekov’ia (Eurasian Steppes during the Middle Ages[《中世纪的欧亚草原》]), edited by Svetlana A. Pletneva, Moscow, 1981: 10-23, 32-33页中的彩色插图1—3、5—7；Irina Petrovna Zasetskaia, “Klassifikatsiia polichromnykh izdelii gunnskoi epokhi po stilisticheskim dannym”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polychrome objects of the Hunnish period based on their stylistic features[《匈奴时代彩绘器物的风格分类》]), in Drevnosti epokhi velikogo pereseleniia narodv V-VIII vekov (Antiquities of the great migration period, 5th-8th centuries[《大迁徙时代的古物，5至8世纪》]), edited by Anatolii K. Ambroz and István F. Erdélyi, Moscow: Nauka, 1982, pp. 14-20, 246-48。波马出土的一枚箭镞是典型的“匈人样式”；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第8、11页，插图10、6。
[23] Wang Binghua[王炳华] 2003, pp. 62-63.
[24] 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第243—246页；Jessica Rawson, “Central Asian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Ceramics”[《中亚银器及其对中国瓷器的影响》],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 s.,5, 1991: 144；Yutaka Yoshida[吉田丰], “Additional Notes on 'Sims-Williams’ Article on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跋辛威廉<中国和印度粟特商人>》], in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与伊朗：从亚历山大到唐朝》], edited by Alfredo Cadonna and Lionello Lanciotti, Florence, 1996, pp. 73-74。中国g>[《
29, 1999, pp. 101-10.Ars Orientalisr Gallery of Art”[《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一粟特银碗》], Free, “A Sogdian Silver Bowl in the k[25] Boris Il’ich Marsha
古代艺术》展览图录] Dayton: Dayton Art Institute, 2003, no. 99。中国, Essays by Valerie Hansen et. al. Exh. cat. [《丝绸之路的荣光：The Glory of the Silk Road: Art from Ancient China，1999年，第339—342页；Li Jian ed., 出版社此处引用的文献与原文内容不符，或许是其笔误]；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作者[26] 《文物》1982年第1期，第54—58页[译注：
1986: 54, 55, 68-69, 86-91, 244, figs. 49, 54, 79-85, esp. fig. 110.k[27] Marsha
1986, fig. 71.k[28] Marsha
鲁尼铭文）。突厥yo: Center of Near Eastern Culture, 2003, fig. 17 以及封面插图（在杯足内部有kings[《萨珊波斯钱币：国王头像中的历史和文化》]), Toks of Sasanian Persia: History and culture as seen in portraits of Coinササン朝ぺルシヤのコイン：王の肖像画語る文化とササン朝のコイン(Sāsān-cho Perusiano koin: Ōno shōzō fa kataru to bunka Sāsān-cho Perusiano koin 1986, fig. 80；k[29] 参见Smirnov 1909, ill. 44以及Li Jian 2003, no. 204。同时参见Marsha
1986, fig. 109.k 15, 1932: 126, fig. 12 (inv. no. j. 5357); MarshaApollo”[《萨珊银器》], k[30] J. Heinrich Schmidt, “Sasanian Silverwor
金银器：皮埃尔·乌德里尔藏品》], Zürich: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1994, no. 128.中国[《Chinesisches Gold und Silber: Die Sammlung Pierre Uldry[31] Pierre Uldry,
1986: 60-71; 齐东方 1999：第321—325、348—351、356—362、393—397页，彩色图版6、12、18、19，插图10—22、38、42、108、109。k[32] Marsha
holm), Bulletin, no. 29, 1957: 34-36.ka samlingarna (Stock[《唐代金银器》], Göteborg: Elanders, repreinted from ÖstasiatisT’ang Gold and Silver[33] Bo Gyllensvärd,
艺术博物馆的碗，inv. no. i. 4968），二者都是晚期萨珊样式。伊斯兰之间的波斯帝国（224—642）》展览图录] Brussels: Musé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 1993，第90号（一件藏于冬宫的碗，inv. no. S-37）以及第93号（一件藏于柏林中国, Exh. cat. [《萨珊王朝的辉煌：罗马与Splendeur des Sassanides: L’empire perse entre Rome et la Chine (224-642)[34] 例如
1986, pls. 20, 21, 42, 49, 50, 56-59; Desroches 2000, nos. 38, 39, 44.k[35] Marsha
1986: 69-71, figs. 42-47, 53, 54, 61-65, 81; 齐东方 1999：第365—377页。k[36] Marsha
本译稿原刊于《艺术工作》2022年第5期，第69—82页，本次发表有所修订。
特别感谢石榴博士、李良老师以及母亲王全女士的宝贵建议。文责由笔者承担，请诸君不吝指正：309442612@qq.com（石尚壬寅冬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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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送 | 余沛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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