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9日周三下午1：00，人文与传播学院李新宽教授来到奉贤三教205，为我们世界史本科一班带来了第八期上师大世界史本科讲座——西方文明起源时间新论。
讲座主要由“西方文明起源问题范式”、“从文明形式的条件审视西方文明的起源”、“从文明要素结合角度探析西方文明的形成”三个角度展开。李新宽教授首先简单阐释了关于西方文明起源时间这一问题的缘起，由此引入本期讲座的正题。
讲座内容
一、西方文明起源问题范式：
李新宽教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学术界对于西方文明起源这一问题的四种范式。第一种为“教科书范式”，即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书写西方文明史。李老师指出，这实际上是用现代的线性进步理念梳理出的西方文明发展脉络，建构起西方文明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再到近现代的系谱。第二种为“传统范式”，即认为西方文明兴起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这一时期（500—800年）形成了三个新文明的核心区域，即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欧的“西方文明”。第三种为“亨利·皮朗范式”，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查理曼时代。由于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扩张对西方社会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西方社会首次由地中海向北部转移，后果就是加洛林王朝的兴起。由此，西方文明得以诞生。第四种观点为“伯尔曼范式”，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11世纪后期12世纪前期。这种观点将西方认为是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
接着，李新宽教授提到鉴于西方文明起源时间的争议，有必要重新审查西方文明的知性预设和初始概念，从而勘定西方文明的起源时间。首先，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西方文明”这一概念的诞生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对立异质的“他者”，即“东方文明”。另外，civilization一词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成为普遍使用的词汇，并与barbarism, savagery等词形成对比，“西方文明”的概念才随之诞生。第三，“西方文明”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广泛使用，也是由于出现了“东方的复兴”。可见，西方文明概念诞生之初就与东方文明构成了一种张力，这是文明样态的品质对比造成的。西方文明的话语体系是对西方现代性、优越性的确认，与之对比的则是东方文明的停滞、落后和野蛮。
然后，李新宽教授指出自己的核心观点。李老师认为，西方文明的真正起源肇始于11、12世纪，到14、15世纪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才实现了有机融合，到16至18世纪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话语体系和文明本质才在与“东方文明”的碰撞中和在“他者”的映照下得以全面发展出来。
二、从文明形式的条件审视西方文明的起源：
接着，李新宽教授谈到文明起源理论框架的“三条件说”。第一，文明区域外的版图可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文明区域内的版图格局基本固定下来，再没有大的变动。第二，文明区域内的一国内部或各国之间出现了新的交往。第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种新型交往的出现，主要文明区域之间会显示出某种新的发展模式相似现象。
李教授指出，从第一个条件来看，西方文明形成的版图或空间格局的基本固定时间，大致处在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10到12世纪德意志东扩和11、12世纪诺曼人建立西西里王国这一时间段。至此，西方文明的文明形态才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具备了文明形成的第一个条件。从第二个条件看，源源不断侵入欧洲的日耳曼等蛮族与原有的拉丁族也是在11、12世纪开始在西北欧形成一种全新的交往模式，通过区域内的国际贸易体系建立起物质交往，还通过区域内统一的基督教进行精神交往。这就具备了文明形成的第二个条件。从第三个条件看，西方文明的标识也是在11、12世纪崭露头角，吸收古希腊文明，发展出鲜明的理性思辨和科学精神，形成笼盖四野的基督教组织机构，使基督教成为西方文明的底色，并通过吸收古希腊、古罗马法制文明，共相开始形成，具备了第三个条件。
三、 从文明要素结合角度探析西方文明的形成：
李新宽教授认为，从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的融构形成西方文明这一角度，可以论证西方文明的形成是在11、12世纪而非伊斯兰教崛起的7世纪。虽然穆罕默德成就了查理曼，但查理曼时代的“加洛林文化复兴”并没有产生纯正深奥的思潮，缺乏创新的哲学或神学体系，并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创造或促进三大因素的融合。而罗马因素、日耳曼因素和基督教因素的政治融合并形成新文明的文化品格和文明形态，是始于12世纪文艺复兴。
李老师谈到，在12世纪文艺复兴的年代，罗马法得以复兴，从而改造并重构了西欧的法律体系。很多德意志法学家担负着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责任，尽力使日耳曼法的形态纳入罗马法的范围，由此在民族立法中引进新精神、新惯例，使得民族立法深受罗马法影响。另外，12世纪文艺复兴使得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体系开始对西方文化的形成产生影响。从12世纪开始，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经院哲学家们重构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理性思辨模式。这一模式在阿伯拉尔的《是与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里得到了清晰完整的体现。
接着，李教授指出，在9到12世纪，技术文明的扩散导致税收和日常管理的制度化，与法治结合形成了民主共和制度。老师以敞田制为例，指出近代民主最基本的原则和特点就是在中世纪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欧洲的民主因素有些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日耳曼部落民主制传统，但有些是在中世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
四、总结：
最后，李教授总结了本次讲座的主旨。西方文明起源于11、12世纪，到14、15世纪随着交往的增多，西方形成了文明的同一性。到16至18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欧洲开始形成对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将东方文明视作“停滞的文明”。正是在这些异质文明的对照下，西方文明的本质才得以全面发展出来。欧洲认同不是源于自身，而是源于一系列全球对比的形成。至于“东方文明”这一“他者”，在最初指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但地理大发现后经过西方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被认为才是真正的西方文明的异质文明。之后，美洲印第安文明、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也被视作“他者”的异质文明。总之，从文明演进的大视野来看，有必要重新审视欧亚大陆西部地区从古至今文明形态演进的阶段，才能加深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识，从而重构东西方文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互鉴与和谐共生。
图片：李腾老师
文字、排版：陈虎
青年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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