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源自凯利教授在美国大学的系列演讲，语言活泼、幽默。从章节标题Sticks and Stones以及Bread and Beer的对仗性，不难看出作者在语言上的用心。因为是通识读物，作者在资料选择和运用方面详略得体，既没有让我们这些圈外人士迷失在枯燥的年代和数据的丛林之中，讲故事的方式又不失科学性和严谨性。作者以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足迹为对象，运用了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文献资料，勾勒出了600万年的人类进化史，提供了一个站在更广阔视野下的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模式，读后受益匪浅。阅读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可以再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并不限于考古学专业内部，但自觉有讨论的必要。
考古学：树木还是森林
《第五次开始》是运用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透视历史和未来的著作，因此从一开始，作者便对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进行了阐述。作者撷取“冰人奥茨”的例证，在借助多种考古技术分析的基础上，以想象的方式为我们“重构”了奥茨在世间最后一天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大量使用推测性用语，如I guess, possibly, probably，以及虚拟语气，甚至提到对“时间机器”（time machine）的渴望，这些都为作者的想象设置了界限，使作者的“重构”具有了科学性。凯利教授明确提出，在面对超长时段的历史时，考古学有其“界限”（limitations），即“考古学无法系统地还原详细的信息”，考古学家“永无可能如我们所愿地创造出一幅关于过去的详细图景”。不过他紧接着又说：“但是，事实上，考古学能够看到那些进程，而且常常相当清晰地看到。”这也就是说，考古学能够“看到”的是“进程”（process），构建不出来的是“详细的图景”。有趣的是，在第二章《考古学家如何思考》中，凯利教授奇妙地连续两次使用了我们大学“哲学原理”课上讲述部分和整体关系时所说的“树木和森林”的比喻，他写道：
“……考古学家或许不总是看到树木，但我们却极其清晰地捕捉到了森林。”
“我们遍检细节，以便寻找模式（pattern），寻找森林。”
原来凯利教授认为的“森林”即是我们解读人类进化史的“模式”，对“模式”的寻求是他为考古学设定的最终目的。
这个比喻与凯利教授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任务的理解密切相关。让我对凯利教授的思路进行综述：考古学依赖“物”（things, material things, artifacts,humanly manufactured things）来完成自己的叙述，但考古学却并不止步于“物”；考古学家要探究古人的行为、思想以及人类社会组织，只是这种探究要通过古人遗留下来的“物”来完成。于是，如何“使物活起来”就是考古学的任务。“使物活起来”是breathing life into material的汉语对应词，英文的这个用法当有《圣经·创世记》的渊源。耶和华在创造亚当时，说“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the breath of life），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用法比“让物自己开口说话”更有力，因为诚如凯利教授所言，“使物活起来”可以使“静态的过去”转化为“动态的行为”，而这种转化又跟全书强调的面向未来的主旨相一致。凯利教授把考古学的目标定位为追求“大的图景”和人类进化的“模式”，这对于考古学研究来说不啻是一个福音；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取的“物”来构建人类的历史，这从根本上打破了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派生物的认识。不过凯利教授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追求“大的图景”是考古学为人类历史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如此，对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其他“细节”和“视角”就必须进行取舍。追求“大的图景”是凯利教授的信念，是他用来回应来自同行的潜在批评和批评历史学家因未把史前史包括进来而忽略“大的图景”的偏颇的依据。的确，面对漫长的史前史，考古学不可能重构出更为详尽的图景，用作者的话说，不可能像史学著作那样具体到某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但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史前史，则通过“物”重构的历史图景似乎恰恰不是“大的”，而有可能是“小的”，是为宏大历史叙事提供“细节”和“增补”。作者在第一章中回顾自己四十年的田野考古生涯时，曾提到他发掘过19世纪的户外茅房。这个事实的意义或许超出作者自己的认识，因为至少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中，出现类似文献记载的几率不太大，但从全方位了解古代生活的目标出发，相比于宏伟宫殿，有关茅房的信息自有其价值。
于是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构“大”的或“小”的“图景”，而在于如何认识这些“物”，正如第二章开头凯利教授所引考古学家大卫·赫斯特·托马斯（David Hurst Thomas）的妙语：“（重要的）不是你所找到的，而是你所发现的。”（It’s not what you find, it’swhat you find out.）这个“发现”就是凯利教授强调的考古学家所“看到”的“森林”，即我们认识过去的“模式”。凯利教授甚至认为，“实际上考古学家对物并不感兴趣（它们只是我们找到的）。相反，我们对那些能够就过去的人类社会组织有所认识的东西感兴趣（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我以为这个观点失之偏激，我尝试用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惯用的not only…but also的句型对之加以修正：“考古学家不仅对物感兴趣，而且对那些我们能够就过去的人类社会组织有所认识的东西更感兴趣。”
说实话，《第五次开始》在考古界引起如此关注出乎我的意料。书中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类600万年历史的“五次开始”的模式之“模式”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不应该感到陌生，我们从小即对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线性社会发展理论耳熟能详。所不同之处在于，凯利教授的“五次开始”的解释模式以对进化论的绝对信仰为前提，以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为证据，而且它只是一个解释模式。与所有的解释模式或理论框架一样，这是一种整体性思维的产物；从德国启蒙哲学家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出发，这种整体论是“客体围着主体转”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凯利教授在强调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时候，曾多次运用的from your perch in space的新颖表达就有了深刻的涵义。Perch与鸟的栖息处有关，引申为“高处”的意思，它或许与“俯瞰”的英文对应词 a bird’s-eye view有关，突出了个人在宇宙的空间“位置”之于我们的认知的重要性。不同的空间“位置”决定了不同的“视角”，而不同的“视角”决定了对浩如烟海的材料的选择取舍。就本书而言，作者站立的perch是可回望600万年人类历史的高点，所采取的perspective无疑是进化论，“五次开始”便是由此得出的整体性认知模式。当我们面对考古发掘出的“碎片”和不可能“系统还原”的信息的时候——这些都是“树木”，如果没有一种整体性思维作为认知的线索，我们很可能会迷失在丛林之中。这不禁使我回想起上大学时曾经选修为非考古专业学生开设的“考古通论”课，课上忙着记录各类遗址的年代，出土器物的数量或城门的长、宽、高数据，一学期下来笔记记了一厚本，但对于何谓考古学竟然毫无概念。如果那时能够读到像《第五次开始》这样的书籍，相信对考古学及其任务的认识会有根本改观。
当然，《第五次开始》呈现的对人类历史的进化论解释框架难免呈现单面性的偏颇，例如对艺术起源的解说，当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解释；面对世界各个角落的文明发展线索，这个解释框架是否完全适用，要由专家去评判。德国当代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在《哲学气质》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多少整体论，就有多少祭坛”。这个意思很深刻，它一语道破整体论的局限性，同时也等于揭示出了整体论的多元化的必要性。人类的认知需要从不同的perch生发的多重整体论，而不是迷信某种整体论。
未来：预测还是创造
《第五次开始》有一个吸引人的副标题：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就我们的未来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对此，凯利教授还抛出一组漂亮的排比句：“……考古学不仅事关死者，它还事关生者。它不仅关乎过去，它还关乎未来。” 2009年，我曾撰文《面向“未来”的考古学》，以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当时的意思无非是想强调，考古学虽以研究“过去”为己任，但研究“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未来”敞开。考古学家不仅心系“未来”，而且心系“世界”和整个人类。今天看来，“面向未来”的意思似可向前推进一步：与所有的生物一样，人生活在有限的时空中，但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贵在于人有时间观念，因而我们身在当下、活在当下，却能知过去，知未来。不夸张地说，未来可以被视为是被限制在有限时空中的人的生存动力。或许这个意思仍失之抽象，在阅读了《第五次开始》后，对于考古学究竟能就未来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问题，我有了更切实的理解。
根据凯利教授的研究，我们从600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要素：首先是竞争，其次是利他主义和合作，我把它们理解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容易理解，结合“五次开始”的人类进化历程，很显然，有能力确保获得生活必需品者胜出，农耕生活方式战胜狩猎采集方式，部落和酋邦让位于国家。竞争刺激文明的产生，这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但这不是凯利教授通过“五次开始”想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未来而言，重点在于利他和合作，用他的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你给我挠背，我也给你挠背”，合作互利关系与竞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凯利教授提出，“第五次开始”或许在于“在合作方面竞争”，或者说“合作以便去竞争”，这是考古学对于人类未来的指示性认识。
凯利教授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他无意用史前史“预测未来”（predict the future），他的目的在于“理解过去，以便为创造未来出力”（understand the past so that I can help create the future）。这个想法或许是受他所引计算机专家艾伦·凯（Alan Kay）在1971年所说名言“预测未来的最佳方式是创造未来”的启发。人需要未来，但人往往因未来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而惧怕未来，所以从古至今不断有对未来的“预测”，从预言、占卜到算命，甚至因果关系论的提出，都是有限时空中的人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而想出的策略。占卜、算命的谬误自不用说，自从英国哲学家休谟开始清理因果范畴的必然性开始，人们便意识到了偶然性的意义，意识到了人之自由本性和历史发展的自由性，因此对未来的“预测”成为不靠谱的事。“预测未来”出于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所以凯利教授否认自己是在“预测未来”。但是，人面向未来而生，人有能力未雨绸缪，主动出击——为了更好地掌控我们自己的未来-命运。我们借助已有的知识，对尚未来临的未来展开研究，通过我们的研究，辨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我们人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的任务，这正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的目标，也是凯利教授通过《第五次开始》所要完成的任务。凯利教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原因在他的“前言”中说得很清楚：“我选择保持希望，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这世界真的会完蛋。”对于未来，我们的任务不是“预测”，而是实践和行动，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开创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过去的认识可以成为我们的指南。
遗憾的是，出版者在本书的内容提要的第二段开首处赫然写着“Kelly predicts that…”，这个错误或许是无心的，但它遗憾地错失了凯利教授关于考古学就未来能告诉我们什么这项工作的旨要。
视野：全球的还是美国的
《第五次开始》旨在揭示人类的进化史，因而所用材料也是全球性的，中国文明在本书中就是作为世界文明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尽管如此，受作者自身背景和受众对象的影响，这本书的美国风格还是非常鲜明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人或许最终难逃柏拉图的“洞喻”所昭示出的个体因立场、视角而造成的认知困境。
从浅层次说，作者在本书开首处自称为“泥土考古学家”，行文中有时也自称“人类学家”，加上书中频繁引用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材料，彰显了美国考古学的特点。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以电影作为例子是美国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本书亦不例外。书中提到了《星球大战》、《独立日》等影片，更有打着考古旗号的系列冒险电影《印弟安纳·琼斯》。凯利教授由对其中一部《水晶头盖骨王国》的结尾印弟骑着摩托车驶过大学图书馆的离奇情节，引出考古学家柴尔德其人其书。凯利教授对这个荒谬的电影情节的解释是，美国教授总要回答学生的提问，从而为之赋予了喜剧色彩。
从深层次看，《第五次开始》具有深厚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中文的“功利”既有“功效和利益”的意思，又有“功名利禄”的意思，听上去似乎多少有点贬义——或许我们将其译为“功效主义”更恰当。作为一种在英美有较深根基的伦理学说的功利主义的英文对应词Utilitarianism，其词根是utility——功效，实用，它并无贬义，Utilitarianism指追求最大化的功效或幸福的伦理主张，它是现代政治和经济规划当中的预定生活观。凯利教授在用进化论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时候，实际上把功利主义作为默认原则贯彻其中，并且从中发掘出了对人类未来的积极的一面。凯利教授对欧洲思想史上两种对立的人性论思想提出了批判：其中一极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人的“自然状态”的可怕场景的描绘，另一极是法国哲学家卢梭对远古社会的浪漫想象。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出发，凯利教授指出，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既非至福，亦非致命冲突频发的斗争状态，其原因并不在于远古的人们是“好人”——不在于“人性”的善恶，这是思想起点的提升，而在于“小型的平等社群文化对好斗性的拒斥”。继而他指出，暴力冲突只是人们达到目标的一个“选项”（option），但如同所有“选项”，暴力必有代价相伴，甚至是高昂的代价。当国家出现之后，战争不可避免，凯利教授甚至指出，军备竞赛并非始自冷战，而是始于5000年前国家产生之际，只不过程度、水平不同，就像他把石器出现归诸技术出现一样。从功利主义的原则出发，战争在现代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昂，而且与人们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期望相悖，因而战争越来越无法解决它所意图解决的问题，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战争势必被取代。换言之，从狩猎采集者开始，人就知道如何追求最大的功效和幸福，因而在面对暴力对抗还是合作的时候，人会算计，哪种选项对自己最有利，由此，凯利教授完成了从功利主义出发对现代和平论的完满论证。
凯利教授在讲述“第五次开始”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也是功利主义的。他认为“Capitalism-资本主义”——我理解这里没有意识形态的内涵，只是一种经济方式——是人类进化的自然结果，“利益最大化”是其核心。在这个核心原则的指导下，技术革命降低了人力成本，把人从繁重、枯燥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向非生产性劳动的方向发展，如旅游业、健康业、环境保护业等。在贯彻进化论的时候凯利教授一路高歌猛进，他完全没有考虑思想史上对以利益最大化为法则的生产方式的批判，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的批判——人的异化或“单面的人”的产生，尤其是提出“单面的人”的马尔库塞1934年即逃离纳粹德国而任教于美国大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多少是一种缺憾，也进一步暴露了整体论的问题。
凯利教授是乐观主义者，他的目光永远向着未来。在论证作为未来出路的可能性的“世界政府”和“全球文化”的时候，凯利教授的信心是美国式的。当我读到论及文化和价值观因全球化而趋同时作者的反问“有谁不知道碧昂丝吗”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我敢打赌，中国的考古学家恐怕有多半在阅读本书之前不知道这位迷人的女歌手，当然，现在他们知道了。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王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 2019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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