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卢玮銮(1939年－)，笔名小思、明川、卢颿，香港散文作家、教育家。已出版的作品有《路上谈》，《承教小记》等。 2008年4月10在“中国与新加坡现代作家签名本展览”开幕典礼上，卢玮銮教授做了《签名本的多重意义》的演讲。文中图片截自原杂志以及网络。
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也不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爱书人的身份来跟大家讲讲以下的题目：《签名本的多重意义》，这是为了配合在南洋理工大学举行的“中国与新加坡现代作家签名本展览”而设的。
一、爱书人对签名本的情意结
书籍签名本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先不谈签名本，我想先说说有关爱书人对签名本的情意结。爱书人对书本来就有解不开、斩不断的情意结。刚才陈漱渝教授提到，明星花很多金钱，不惜工本去买化妆品；那爱书人呢？他们是不吃饭也要买书的！几十年来，我买了很多书；到了退休，把书全数送出去，以为日后跟书再没关系了。谁料每次经过书店，双脚不其然地跑了进去，东翻西看，手呢？自然掏出钱来！爱书这个情意结真是很可怕。我今天要说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只是我几十年来的一些爱书经验。我先介绍一些人，他们都是爱书的人，看看他们对签名本有何感觉。
冯亦代
第一位要说的是冯亦代先生。他既是翻译家，也是作家。晚年曾替一位年轻藏书人写了一篇序文，他说如果找到朋友题给他的赠书，就会“心头怦然”，皆因“友情得来不易”。朋友签一个名，送一本书，当中贮满了“友情的题字”，使他“为之神往”。藏书，事实上是收集“历史和因之而派生的感情”。书籍本身当然有其历史记载，但如果再附有签名，那就更加不可多得了，因为包含了作者与收书人之间的关系。几十年后，收书人再翻开那本书，看见赠书人的签名和题词，心里真会突然“怦然一跳”。这是人、书和题字之间一份十分饱满的感情。
《冯亦代》
唐弢
大家都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藏书家唐弢先生吧。唐弢先生的藏书现在全都送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据研究者说，他的书有一个特点：别人签名的本子最多。据非正式统计，大概有六百多种。唐弢先生曾说，他很希望自己的藏书有作者的签名，所以买书后会请朋友签名。此外，他买书时也会特别注意有签名的本子。现在坊间可以买到几本关于唐弢先生藏书的书，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唐弢藏书图书总录》
金峰
年轻人金峰，他不是学者，只是一位普通的工人读者。他忽然想到：“哎呀，我买的书，要是都能找到作者给我签名，不是很有趣吗？”于是他拼命买书，然后去找那些还在世的作家，请他们签名。两年多，签了六百多种，可真不容易啊！他其实不认识那些作家，却去敲他们的门，那些老作家大概也不认识他，但是有年轻人喜欢自己的书，不是很高兴吗？所以也跟他交朋友。虽然有些老先生已经去世，但是书中珍贵的手迹都凝聚着金峰跟老先生的深情厚谊。签名本记载的是人情，冯先生说的是情，这位年轻人说的也是情。这并非物质的问题，而是情的问题。因为爱，所以珍惜。
二、研究者可用资料
1. 作者自题，表白写作动机、心迹
我是爱书也用书的人。对研究者来说，签名本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怎么说呢？你们看看，有些作者在题书送赠别人时，往往会把自己写书的动机和写文章时的内心世界都写在题字里。偶尔我会用到这些书，就是利用作者题签的资料来帮助我的研究。大陆现在出版了很多有关书影的书，我很高兴，因为买不到原书，看看书影样子也很好，就好像那些追星的人，看不到明星本人，买张照片看看也很好，也是同一道理。
陈子善《文人事》（1998年）
彭忠是另一位年轻藏书家，同样买了很多书。陈子善也是一位很著名的藏书家，爱书人大都认识他，很多现代作家的珍贵佚文，例如张爱玲年轻时候写而尚未入集的作品，都是他在旧刊物中找出来的。彭忠很佩服陈子善先生，便请他签名题字，陈子善很客气写到：“此书出版于八年前，系我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叶所写考证文字的结集，敝帚自珍。承彭忠书友不弃，购而藏之，至以为慰。”他称彭忠为“书友”，而不是“朋友”，就是因为他俩因书而交往，反映了一种关系。看见这本书的题字，就可以知道这本书是陈子善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所写的，这便有根据可查，知道他那段时间在考证什么。要是研究陈子善的话，这条资料便很有用。
陈子善《文人事》
周良沛《香港新诗》（1989年）
香港诗人邓阿蓝，我想在座各位对他可能没有什么认识，我对他倒很有兴趣。阿蓝在香港是一名巴士公司职员。很年轻就开始写诗，是著名的香港诗人。那他跟谁交往呢？周良沛先生。周先生是四川人，是中国诗人。他俩怎么认识我不知道，但是周良沛在一九八九年前后编了一本《香港新诗》，因为那是第二版，所以他在给阿蓝那本诗集题字说这本诗集“终于再版了”。因为新诗在很多地方都不好卖，“终于”两个字表示“熬过去了”、“还是卖完了”的意思，表示了一种诗作出版物的生存状态。还“印多一点”表示销路比较好。然后就是强调能够把书卖出的“安慰”。书卖出去，表示香港的诗还是有人阅读的，还是有人要看的，这让他感到安慰。他还说到现在因为出版第二版，才能把一本送给阿蓝。阿蓝是诗人，选集中选了阿蓝的诗，所以周良沛写给阿蓝：“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这本书我是在旧书摊买到的，这里有点奇怪，因为阿蓝还在香港，周良沛还在四川，偶然也会到香港，我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会落在我的手里？这里也许埋藏着一本新诗的凄凉经历。
蒋芸《热线》（1976年）
接下来，这位作家你们可能不太认识，是从台湾到香港定居的女作家蒋芸。《热线》这本书是她刚刚从台湾到香港时，香港的出版社给她出版的。你们知道，印一千本书，可能就有五百本被销掉，没有人要，便把书销掉。我很早便买了这本书。有一天我看见蒋芸，那时她已不大写作了，那天我就把她的书拿给她看，她就这样说：“四十年前旧作再出土令我汗颜。”这就是一个作家从事了别的职业，四十年后再看到自己的作品的感叹。这样看一本书，会否忽然觉得它有了感情？有了个性？如果继续追查，也许还有一位作家在商业社会里变成另一行业的人的故事。
蒋芸《热线》周蜜蜜《蜜意》（2000年）
其实我不太愿意送书给人家，你珍之重之的送给人家，但是，……这本书——周蜜蜜的《蜜意》，是我最近在旧书摊花五块钱买的。周蜜蜜是香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散文家。我把这本书给周蜜蜜看，周蜜蜜说：“二○○七年六月廿八日在小思老师家‘奇遇’此书。”这当然是“奇遇”，因为这本来是她送给某先生的，现在居然在我家里。书不是偷回来的，是买回来的！所以她很惊讶。这倒也值得惊讶，因为她刚刚送给人家，居然就在我的书房里，所以她很感慨，说：“书世界亦因人结缘。”“原来如此”，她本来要送给一个人，现在竟然在我手里，这不是缘分吗？她还说得了“一悟”，我不知道她还“悟”到什么，或许是以后不要送书给人家，你喜欢就自己买吧，可能就是这样吧。这是不是很有趣？我们暂且别说做研究，我觉得要是每一本书、每一个签名、每一个题词都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本书就具有多重意义了。周蜜蜜最后还谢我买了这本书回来。
周蜜蜜《蜜蜜》
杭约赫赠唐弢《火烧的城》（1948年）
唐弢先生的藏书里藏有一位很重要诗人的作品，也是后来设计书画集封面很著名装帧家——杭约赫。他说：“这是一本写得蹩脚，也印得蹩脚的小书，但既然印了出来，也只有厚着脸送给朋友们来讨教了。”他又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印一个比较好的，那时才弥补由于匆忙和懒惰给朋友带来的眼睛灾难。这不仅很幽默，也显示出他跟唐弢先生的关系很密切。我认为如果可以从题字看出那本书跟作者和受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杭约赫《火烧的城》2. 从题签中见赠者与受者关系
萧乾赠戴望舒《小树叶》（1937年）
这本《小树叶》真是十分重要，差点害我要进医院。有一天，我到一家旧书店坐，书店主人陈先生对我说：“今天我要送你一本书，是送的不是卖的。”他一给我打开，我激动得差点真是心脏病发，吓得他们要死。三十年代中国作家在香港的文学活动是我其中一个研究重点，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手上握着的竟是两位大作家，萧乾送给戴望舒的签名本，是萧乾在他自己的书上签了名送给戴望舒的签名本。你看，他们两位当时还在香港，看到“香港”两个字，我的心脏病真是不发不行！这本书是去年陈乃森先生送我的，我很感谢他，因为他说：“如果我要卖出去，一定很贵。”但他又说：“我知道你是研究这范围的人，就送给你吧。”这里有很好的证据，证明戴望舒和萧乾二人在一九三八年同时在香港，二人都在香港编报纸的副刊。戴望舒编的是《星岛日报》的副刊，而萧乾则编《大公报》的副刊。萧乾把这本书送给戴望舒后，就离开香港《大公报》去了英国。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佐证。如果我们这样去看一本书，我们就会像做梦一样，忽然投进了三十年代，两个人都在我面前。这种感觉很实在，我到现在仍然感到很激动。
侣伦赠夏衍《岛上》（1930年）：双城文艺关系
刚才那本书我不费一分一毫，这本却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我是研究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源关系的。我手边有一本《岛上》。香港这个地方，书出版了，卖不完就销掉，三十年代没有什么人注意这些现代文学的东西，也没有人会把它收藏起来，所以要找二、三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文学杂志，真是比登天更难！三十年来，我陆陆续续收买了一些。我收藏了《岛上》的第二期。这份杂志只出版了两期，办杂志的人就星散到别的地方，转业的转业，干别的事情的干别的事情，但是这群人为什么要在1929年的时候出这种杂志呢？他们那时是什么心情的呢？我想，如果能找到这份杂志的创刊号，说不定能找到一些创刊宣言，便能知道这群人为什么在香港这个地方，居然出版这种犯不着要出的东西。另外，我一直在想，这群人在香港没有什么影响力，为什么会办现代文学的杂志呢？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很多人研究上海跟香港的双城关系，就是说香港的现代文学其实是与中国上海学习的。有何证据呢？这本杂志是去年我在网上用一千块钱“抢”回来的。我从来都不做这种事，但是为了香港文学，我愿意做。还有一点很重要，你们知道那签名是谁吗？正是杂志的编者——侣伦。他签给谁的呢？沈宁。沈宁又是谁呢？沈宁就是夏衍的笔名。当年夏衍在上海，侣伦把第一期出版的杂志，从香港寄到上海请他指教。这是很有力的证据，证明侣伦跟上海的文化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本书我必须拿到。我大概会“摸”它一年，之后就会把它送到图书馆去，因为这都是公器。这些东西，你不买就没有了，买到这本书可算是我这几年来最得意的一件事。
三、收藏者特意要求作家、编者解题
许杰《华侨努力周报》
我刚才不是说我也请过罗孚先生签名吗？然而，我只是闹着玩，我说：“你现在重看这些文章有什么感受啊？”只是跟罗先生开开玩笑。但是有些收藏者，他们在研究方面真是有此需要。上海图书馆有一位张伟先生。二十年前，他是上海图书馆书刊部的负责人。他真的很有诚意，我八十年代初到上海，他来找我，说：“李辉英先生是不是在香港？我手边有他年轻时候编的一本杂志。我想请他签个名。”于是我替他把书带回香港，可是李辉英先生那时已经很老，因爆血管瘫痪了，不能动笔，所以我就把书原原本本还给张伟先生。后来我发现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这次我来新加坡，特意找来一本跟南洋有关的杂志给大家看看。这是上海小说家许杰编的一本杂志——《华侨努力周报》。许老先生几十年以后看见自己年轻时编的杂志，十分高兴，他在上面题了很多字。他的题字提到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曾经编过这份刊物，然而他们的名字却没有在这份刊物上出现过。研究的人要是看到这段题字，必定十分高兴，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刊物是谁编的，现在知道了，当然高兴。还有，这是福建华侨在菲律宾办的刊物，一年后搬回上海继续出版，这就反映了三地的关系，也可看到收藏者如何有意识地希望找到当事人给他的藏书说明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
凌鹤编的左派电影杂志
我不认识凌鹤，他本来在上海搞电影杂志。张伟曾把凌鹤编过的一份杂志请他在上面题字。你们看见书里面有一封信，这是凌鹤给鲁迅先生写的信，信中提了很多问题。原来这本电影杂志是三十年代凌鹤编的，属左派杂志。三十年代国民党不许他出版，他就以“不受审查的试刊”形式出现，就是不拿去送审，然后“试刊三期”，就只有三期。所以，他说看到三十年代自己经手编辑的东西，感慨良多。此外，他说他在文章里引了鲁迅的一封信，那封信对田汉有一些责难之词。你们如果仔细看，可以看到信里有个空着的地方，那里就是鲁迅提到田汉的地方。他怕惹是非，就用白纸条把那行字盖了。研究的人碰到这种情况，就很生气，研究者最恨这种“擅自涂改”情况，他自我检查！他说：“留下空白示意。”你盖了起来，我怎晓得你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还有一点，他说：“你不知道‘若英’是我的化名吗？这篇文章本来就是我写的，不过我用了笔名而已。”做研究的人都知道，我们最怕作家的笔名，多得不得了。如果他是备受重视的作家，尚且会有很多人会去替他翻查笔名；说不上出名的人，忽然有那么多笔名，叫研究者如何找？茅盾三四十年代在香港，用了七十多个笔名，那我看了他的文章也不知道是他写的，由于他著名，后来才有人为他的笔名做功夫。
四、自用书的签名本，可见专藏兴趣
金庸（查良镛）
有些人买了书以后便在自己的书上签名，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购买。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不敢了。因为我怕把书丢掉后不知它会流落到什么地方。我在香港买到很多金庸的签名本，这是从前的事，不是现在。为什么呢？他从前是在电影公司工作的，买了很多关于电影理论的书。他后来写武侠小说，把从前买下的电影书整批卖到书摊去，所以我便可以买到。由此可见，金庸有一段时期在电影方面很有兴趣，这是很有力的证据。
余思牧
有些人，他们的签名很奇怪。你们看见这本书——《谈契诃夫》的签名在什么位置吗？是在书背后面靠边的地方。这本书，我是用了很低的价钱就能买到，因为卖书的人不知道这里有个签名。所以淘旧书的人应该面无表情，就算找到好东西，也要装作没什么，这个我不要，但其实十分紧张。起初我也没留意到这个签名，只是因为这是巴金翻译的书，现在已很难找到，很罕有，而且价钱竟又这么便宜，于是便买下来。买了以后一翻，看到后面的签名，谁的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还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已经开始在香港研究巴金的余思牧先生，是香港最早研究巴金的人。他的签名，平常人认不出来。我是因为跟他通过信，才认得他的签名。所以淘旧书，记性也要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签名签在这个位置。
金圣叹（程靖宇）
这本书是台湾出版的曹汝霖回忆录——《一生之回忆》。我买的时候发现书后竟然有藏书人金圣叹在书末白页上写的一封信。金圣叹是香港杂文家，本名是程靖宇，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历史系教授。他看完这本书后，便写了一封信给柳存仁先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写在这里，说不定他打算写完后便把整本书寄给柳存仁先生。这是他看完这本书后的感想，也就是阅读报告，他写完后本来是要请柳存仁先生看的。这本书我也是在旧书摊买到的。他老人家一去，儿子就把他的书卖掉，所以我能在旧书摊买回来。这封信可以看到藏书的人怎样看这本书，他有一些很重要的观点都放在里面，所以我常常对图书馆的负责人说：“你如果收到一批书，里面打开有一张纸条，千万不要扔掉，因为里面可能就是那位读书人一生看这本书的一些最关键的见解”。许地山先生有一批书给卖到澳洲去，澳洲的大学图书馆收藏了这批书。后来，香港大学有一个研究生到那边去，看见许地山先生的书，翻开来，里面居然附了很多许先生看这本书时写下的笔记。那张纸他就影印回来了。图书馆的管理层是否能及早注意到这些东西也很重要呢。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市场中的善价而沽
到了现在，爱书的人如我们都没资格买书了。因为最近十年，旧书在中国大陆极受注目。许多人都爱书，有钱的人爱书就不得了，他们不计较地去拍卖场竞拍，什么好书，他们有的是钱，就买了。刚才提到的那本《岛上》，一千块钱已经算便宜了。他们可能不知道侣伦是谁，认为香港东西没有什么宝贵，抢到一千块钱便停手，这我才能买到。中国最近流行网上拍卖，从前我在香港花五块钱可以买到的一本书，他们可以在网上拍到意想不到的高价。你说，我们这些较穷的爱书人是不是注定失恋？1991年一本有编号的巴金签名本的拍卖价，最初我以为我看错了，有那么多个零：13,600块钱。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签名本的好处，所以很多作家现在都举行“首发式”，即是首发当天，作家在书局替排队买书的读者签名，每个人都可以买一本书给作家签名。这其实很好，表示那个读者喜爱那位作家的书才会愿意这样做。另外，书店认为签名本可以卖得贵一些，于是他们就拿书给作者签名，签名以后就拿到书局里去卖。我在香港也买到姜德明先生签了名的书，书价也抬高了。那就表示作家的那个签名值钱。爱书的人如果买到一本好书，然后让作家在上面留一点笔迹，几十年后摸一摸那些痕迹，勾起从前一些情谊和回忆还是值得的。
（整理者附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于2008年4月10至5月9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与新加坡现代作家签名本展览”。开幕典礼于2008年4月10举行。为配合以上展览，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与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在开幕当天下午，举办了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讲座，分别由陈漱渝教授、卢玮銮教授、梁文福教授主讲。本文稿依据卢玮銮教授之讲座录音整理而成，经卢玮銮教授审阅定稿。）
▶本文纸媒首发于香港《城市文艺》，经卢玮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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