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3月，第72卷第2期。感谢徐晓旭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众号推送。
|
在希腊人那里，βάρβαροι（单数βάρβαρος）是与其自称Ἕλληνες相对立的名词，是对一切非希腊人的统称，汉语通常译为“蛮族人”；“希腊人—蛮族人”对立的观念，与古代中国的夷夏之辨虽不完全相同，但很相似。那么，这样一种观念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出现的呢？德国学者于特讷提出，希波战争带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向，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对立、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仇敌关系从此形成[1]（P3）。这种看法可以说一直到今天都是流传最广的“正统”理论，并且雅典被认为是“蛮族”概念的发明者，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被视为这一发明开端的标志[2]（P54-60）[3]（P4，34-62）[4]（P125-338）。少数小城邦联合打败了一个大帝国，对希腊人来说，其心理影响和观念意义其实大于实际的政治后果。但“蛮族”的发明非得需要这样一场战争吗？在米切尔看来，希波战争并不能构成将非希腊人表现为绝对他者的转折点，埃斯库罗斯关于蛮族性的语汇在古风时代就已为人们所熟知，非希腊人话题在希波战争前后具有连续性和复杂性[5]（P29，57-63，113-159）。伯利克里·乔治和黄洋也有类似但又不相同的看法[6]（P13-46，244）[7]（P114）[8]（P115-129）。米切尔认为“希腊人—蛮族人”对立的观念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小亚细亚。金显真也认为应在公元前6世纪末和前5世纪初，并提出该观念是在伊奥尼亚人反波斯的形势中产生的。不过他的解释听上去很离奇：“希腊人—蛮族人”对立观念竟然是波斯人的“民族志”和族群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产物！固然如他所言，希腊是近东和东部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伊奥尼亚人处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9]（P1-2，23-29，69-71，98-99，122-124，144-145），但如此简单的一种“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观念非要从“他者”那里才能学到吗？从βάρβαρος见诸文献的情况来看，与希波战争后大量涌现所不同的是，古风时代出现的次数的确不多。但不多不等于没有。如何认识这种多寡差异，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正统论”者伊迪丝·霍尔也承认荷马以后和希波战争以前文献里出现的βάρβαρος或其同根词具有从语言方面取笑的轻蔑贬义，却又在同时或有意回避，或竭力否认这些词指涉的是非希腊的外族[2]（P9-12）。这种方法似有抹杀不利证据之嫌。古风时代提到βάρβαρος及其派生词的存世文献都属于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和公元前5世纪初。据此把“蛮族人”概念出现的年代定在这一时期，看上去自然很稳妥。但不要忘了荷马使用过βαρβαρόφωνοι（即说βάρβαρος语言的），该词已承载了将外族人他者化的负面内涵。而荷马之后、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之前也并不缺乏关于外族人的他性话语。这些不应归入蛮族的加工流程里吗？此外还须考虑，古风时代尤其是其早期，很多文献已佚，存世的仅为一部分。这样看来，从荷马到古风时代中晚期二百年间文献中不见蛮族人这一观念史缺环或许是个假象。至少从文献角度看，将外族人他者化的进程从荷马史诗被书写下来的时代即公元前8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了，且一直未曾中断。我们还发现，这种进程以希波战争为分界线，呈现出明显的两个阶段：希波战争前使用蛮族人一词和描述外族人他性的文献几乎都出自伊奥尼亚人之手；希波战争之后不久出现的大量宣扬“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的各类证据几乎都来自雅典。因此我们认为，蛮族人概念的发明专利应归伊奥尼亚人，但它随后作为大宗产品则属雅典制造。发明者和制造者共同构成了经典蛮族意象的创造者。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将在文中系统地证明。
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
一
荷马史诗中βαρβαρόφωνοι（说蛮族语言的人）
在βάρβαροι见于传统文献之前，Ilias 2.867一行中出现了βαρβαρόφωνοι。对于它的讨论从古代就已开始。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认为，如果没有βάρβαροι一词，是不会有βαρβαρόφωνοι一词的，而βάρβαροι起源于模拟声音，最初指那些说话发音困难、语音含糊粗粝的人，与βατταρίζειν（结巴）、τραυλίζειν（咬舌儿）和ψελλίζειν（支吾）几词类似。一切说话粗重的人均被叫做βάρβαροι，外族语言听起来一样，于是特意把外族人即非希腊人也叫做βάρβαροι（Geographika 14.2.28）。这先是一种辱骂外族人的说法，后来被滥用成了一种与希腊人相对的共同族称。
荷马（前9世纪-前8世纪）
斯特拉波的拟声词源论赢得了不少现代学者的赞同。但魏德讷提出，苏美尔语bar(外国的)的复数bar-bar被巴比伦人写作barbaru，构成了βάρβαρος的前身。不过他也承认，“就我们迄今所知”，闪米特—巴比伦语的barbaru仅用作从外国进口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犬属动物的名字[10]（P303-304）。不过，波科尼在其印欧语词源词典中balbal-词条下给出了数量不菲的与βάρβαρος构成同源词的词项，例如古印度语barbara-h（结巴的,复数是对非雅利安族群的称呼）、拉丁语balbus（结巴的，口齿不清的）、捷克语blblati（结巴）[11]（P91-92），这些词也都具有明显的拟声特点。
经常被人们忽略的是，比荷马早四百多年的迈锡尼时代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编号为KN Vc 206, Xd 207 , Py Cn 643 ）上出现有pa-pa-ro一词。线形文字B正字法不区分p, ph和b这三个双唇塞音，故无法断定pa-pa-ro是βάρβαρος还是Πάρπαρος。如果是前者，它不仅构成βάρβαρος见诸记载的首例，似乎也能为其印欧起源理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有人还提出《伊利亚特》6.22中一个泉水女仙的名字Ἀβαρβαρέη也带有βάρβαρος的词根，但柯尔克认为其义可能为“不浑浊的，清澈的”[12]（P158）。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王焕生、罗念生译）
如果βάρβαρος确系原始印欧语的遗产，逻辑上就可做出一个判断：在荷马的时代，希腊语里应该有βάρβαρος，只不过它存在于口语当中。βαρβαρόφωνοι可视为βάρβαροι的显性代表。它虽仅见一次，却出现在一段嘲讽外族的诗文（Ilias 2.867-875）中：
还有，那斯忒斯率领说哇哩哇啦的语言的（βαρβαροφώνων）卡里亚人，
他们占据着米利都、草木枝繁叶茂的弗提雷斯山、
迈安德罗斯河的条条水流和米卡莱山高耸陡峭的群峰。
他们就是由安菲马括斯和那斯忒斯率领，
那斯忒斯和安菲马括斯是诺米翁的光荣的子嗣，
他（ὃς）戴着金饰前来参战，像个姑娘，
很傻，但什么都无法阻止他悲惨的覆灭，
而他在捷足的埃亚括斯之子手下死在了
河里，勇武的阿奇琉斯夺走了他的黄金。
第872行开头的代词ὃς“他”无论是指安菲马括斯还是那斯忒斯，都不影响荷马对这位异族首领浮华作风的鄙夷和嘲讽：除了说他“像个姑娘”，还用νήπιος来评价他。该词本义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其引申义是“孩子气的”“幼稚的”“傻气的”“愚蠢的”“无能的”“没远见的”，等等。显然，这些都不属于一个首领和英雄应得的评价。在荷马世界的价值观中，英雄在战场上的荣光靠的是勇武，而非黄金和女人气的装扮。并且，对卡里亚人首领作风的讽刺也无法同对卡里亚人语言的取笑截然分开。我们看到的是一群说着粗鲁语言的外族人、一个奢华而低能的外族首领。这不正是古典时代“蛮族人”形象吗？他们说的“哇哩哇啦的语言”不正是一种“蛮族语言”吗？
另外，《奥德赛》8.294描述莱姆诺斯岛上的辛提埃斯人的“说野蛮语言的（άγριοφώνους）辛提埃斯人”一语，也与“说蛮族语言的卡里亚人”有着明显同构的程式、相似的修辞功能和语义内涵。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历史学家海拉尼科斯那里，辛提埃斯人被赋予了半蛮族的身份，其族称Σίντιες被解释成其邻人送给他们的绰号，具“抢劫者”之义（FGrH4 fr.71a）。这种说法更像是对荷马描述的继承和发挥。
《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
二
二、古风时代的βάρβαροι（蛮族人）
让我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荷马之后二百年中文献里再未见到βαρβαρόφωνοι一词，也没有βάρβαροι出现。但若要考虑到不少文献的遗失，以及这期间文献中虽无“蛮族人”字眼，却不乏关于外族人他性的描述（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种空缺似乎也不难理解。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抒情诗人阿那克莱翁的一则残篇（SLG fr.313）里使用了形容词βάρβαρα。该残篇作κοίμισον δέ, Ζεΰ, σόλοικον φθόγγον, μή πως βάρβαρα βάξῃς，“宙斯，止住有语病的话音吧，千万别说外族话（或译为‘说蛮族话’，或‘哇哩哇啦的话’）了”。这里连续使用的σόλοικον φθόγγον和βάρβαρα可以说是同义词或近义词。斯特拉波将σολοικίζειν视为βαρβαρίζειν的同义词，并将后者解释为说不好希腊语，即像蛮族人说得那样有语病（Geographika 14.2.28）。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短长格诗人希波那克斯也把σόλοικοι用作对非希腊人的称呼：καὶ τοὺς σολοίκους ἢν λάβωσι περνᾶσι, Φρύγας μὲν ἐς Μίλητον ἀλφιτεύσοντας，“如果他们抓住了这些外族人，就把他们出卖，在其中把弗吕吉亚人卖到米利都磨大麦”（IEG fr.27）。σόλοικοι虽可译为“外族人”，但在这里被与奴隶身份关联起来，不乏轻蔑意味。联系这些情况看，阿那克莱翁的残篇，即便上下文很少，也应该是不缺少对外族的鄙视的。
阿那克莱翁（Anacreon）
斯特拉波著作中保存下来的历史学家海卡泰奥斯（约公元前550-前476年）的一个残篇（FGrH1 fr.119）说βάρβαροι在希腊人之前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其中βάρβαροι与希腊人构成明显的两级对立，说明它完全具备古典时代βάρβαροι所包含的“蛮族人”的全部含义。但伊迪丝·霍尔怀疑里面出现的βάρβαροι字眼并非出自海卡泰奥斯本人之手，而是斯特拉波转述时所使用的[2]（P10）。但从上下文来看，该词不应被认为是斯特拉波的用语。我们不妨仔细观察一下这段文字（Geographika7.7.1）：
下面要讲的是上述山区的南部，接着还有山下各地区，其中包括希腊和相邻的并且一直到达山脉的蛮族（βάρβαρος）地区。其实，虽然（μὲν）米利都的海卡泰奥斯在谈论伯罗奔尼撒时说在希腊人之前蛮族人（βάρβαροι）就在那里居住，但是（δέ）要从历史记忆本身考虑的话，几乎可以说整个希腊在古时候都是蛮族人（βαρβάρων）的居住地了：伯罗普斯从弗吕吉亚率领民众到达伯罗奔尼撒，该地即得名于他；达那奥斯来自埃及；还有德吕奥佩斯人、考科内斯人、皮拉斯基人、勒勒吉人，以及其他这样的人群分布在科林斯地峡内外。
不难看到，斯特拉波先说他“下面”要讲述的包括“希腊和相邻的蛮族地区”，他随后援引海卡泰奥斯的记述，也正是针对这一关于希腊人和蛮族人分布区域的话题。在引完海卡泰奥斯的说法后，他立即以泛泛而论的口吻表述了自己与海卡泰奥斯之间的观点分歧。他在引用海卡泰奥斯之说和表述自己论断的两句中使用了关联小品词μὲν…δέ，以强调他们两人观点的对比，而对比点就是对蛮族人在希腊曾经的分布范围的判断。如果说海卡泰奥斯没有使用βάρβαροι一词，斯特拉波也就没必要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具有针对性地使用βάρβαροι这个泛称了。而斯特拉波大段列举众多非希腊族群曾经居住于希腊的传说，无非也是为了支持自己关于蛮族人居住于希腊的总体判断。而且可以断定的是，海卡泰奥斯在这个残篇所处的上下文中，不大可能像斯特拉波一样提到若干具体的非希腊族群。因为假如他提到了，他肯定会提到伯罗普斯、达那奥斯、德吕奥佩斯人、考科内斯人等，既然他们都是传说中很有名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早期非希腊居民；并且斯特拉波肯定也会直说他提到了哪些族群，而没必要再在后面提醒人们考虑关于这些非希腊族群居住于科林斯地峡之内（即伯罗奔尼撒）和之外的传说。显然，这些具体的非希腊族群只是斯特拉波提到的，而海卡泰奥斯仅仅使用了βάρβαροι这一统称。最可能的情况是，斯特拉波在罗列大量具体的非希腊族群证据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蛮族人居住于希腊的概括性论断；而这个论断之所以要提出，是因为之前有海卡泰奥斯关于蛮族人居住于伯罗奔尼撒的概括性论断。
斯特拉波（Strabo）
公元前6世纪晚期和前5世纪初期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则残篇（DK 22 B 107）原文作κακοὶ μάρτυρες ἀνθρώποισιν ὀφθαλμοὶ καὶ ὦτα βαρβάρους ψυχὰς ἐχόντων，意即“对于人来说，如果有蛮族的灵魂，眼睛和嘴就是坏的见证者”。伊迪丝·霍尔对赫拉克利特的这则颇有争议的残篇选择了有利于自己论点但不乏牵强的解释。她援引巴尔尼斯的看法，指出无论哲学家的意思是什么，他都“不是在提出一种认为说非希腊语言的人不能获得知识的沙文主义论点”。她还认为残篇中βαρβάρους一词的使用似乎是隐喻用法，指的是那些“没有理解力”的人的感官知觉是不可靠的，并利用卡恩的译文来为这种“隐喻论”作为注脚：“对于人来说，如果他们的灵魂听不懂语言，眼睛和嘴就是坏的见证者。”[2]（P9-12）
但霍尔的论证以及她所采用的其他学者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减甚至否定了赫拉克利特残篇中βάρβαροι一词所含有的指示非希腊语言的语义成分。她实际上是在引导读者去过多地注意发生于希腊人身上的“没有理解力”和“灵魂听不懂语言”的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读者相信βάρβαροι一词不含有“说非希腊语言的人不能获得知识”的沙文主义意味。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样一个因素：βάρβαροι在赫拉克利特之前就已获得指示非希腊语言这一内涵，而这一内涵一经为该词所具有，人们在对其使用当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该内涵或多或少地被表达。赫拉克利特使用该词时也应该无法逃脱这种词语内涵的继承性。正如巴尔德利指出，对希腊人来说，使用语言和清晰明白的话语是人们理解道德、政治生活和整个宇宙当中的事物秩序的基础，这一点在λόγος一词的双重含义上得以体现：λόγος既指语言，又指理性。βάρβαροι是在两方面都缺乏λόγος的人，言语不清也会导致其缺乏认知能力。他认为，βάρβαροι后来意义的基本因素从该词一产生就已存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里出现的βάρβαροι一词已具有以后时代的两种意义[13]（P69-70）。
赫拉克利特
诗人品达的《地峡赛会胜利者颂歌之六》是为歌颂埃吉那的菲拉基达斯在地峡赛会上获得少年组五项全能冠军而作的。其中第24行也出现了βάρβαρος。该段诗文为：
“还有，拥有黄金战车的埃亚科斯的后代们呐，我要说，既然我来到了这座岛上，对我来说，将赞颂之辞撒播给你们，是最显而易见的规矩了。无数宽至百步的道路由于你们的善行而被一条条地开辟出来，超越了尼罗河的源头，通过了北风人的土地。没有一个城市是这等的蛮夷异语之邦（οὐδ’ ἔστιν οὕτω βάρβαρος οὔτε παλίγγλωσσος πόλις），竟不知晓众神那有福的女婿英雄佩琉斯、泰拉蒙之子埃亚斯及其父亲的美名。”
同一诗行里连续使用了βάρβαρος和παλίγγλωσσος两词，后一个词义为“说外族语言的”，并且显然构成对前一词的进一步解释，这意味着此处的βάρβαρος具有指涉语言的内涵。并且，佩琉斯、泰拉蒙、埃亚斯都是希腊英雄，该诗行的意思是不知道他们英名的人就是说非希腊语言的人，而说希腊语的人都应该听说过他们。这样，βάρβαρος和“说外族语言的人”在实际上就构成了希腊人的对立面，即便“希腊人”的字眼并未直接在诗中出现。另外，从全句观察，这两个词，尤其是βάρβαρος，似乎还包含着某种对非希腊人轻蔑的意味，这种轻蔑不仅针对其语言，还涉及其心智。由此看来，这里的βάρβαρος也已具备蛮族的完全含义。品达的这首颂歌写于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之后，也许是在公元前484或前480年。
被归于西摩尼戴斯的一首歌颂萨拉米斯海战战士的碑铭诗（FGE XIXa）使用了形容词βαρβαρική：“当希腊人在萨拉米斯附近海上进攻米底人的时候，戴摩克里托斯是第三个开始战斗的；他俘获了五艘敌船，又从蛮族人的（βαρβαρικὴς）手中夺回了第六艘被俘的多里斯人的船。”西摩尼戴斯要比品达年长一些，但他这首诗写的是公元前480年的事件，要晚于上面提到的品达那首诗。霍尔注意到了这首诗在描述敌人手时使用了βαρβαρικὴς，并承认该诗可能为西摩尼戴斯的真实作品，但她只在页下注释当中极其简略地提及这一情况而未作详解。相反，她在正文中强调说，被归为而且很可能为西摩尼戴斯之作的几首碑铭诗都把波斯人称为“米底人”或“波斯人”，而从不使用βάρβαρος一词，尽管该词的某些变格形式（βάρβαρος, βάρβαρα）合乎格律。她提到的这几首碑铭诗除了XIXa外，还有V、VI和XV，其中前两首使用了“米底人”之称，后一首则用“波斯人”[2]（P10）。
Edith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
霍尔这样表述，显然是为了论证自己所主张的直到公元前472年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时βάρβαροι才成为对一切非希腊人的泛称的理论。但其论证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首先需要质疑的是，形容词和名词的分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语义？尤其是在像希腊语这样的语言里，形容词和名词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楚的。语义和语境比单纯的词性对于观察这个问题更重要。从上下文来看，此处的形容词βαρβαρικὴς与霍尔所期望的名词βάρβαρος在所指上并无区别，无非都是对“米底人”变换一种说法而已，而“米底人”实际上指的又是波斯人。并且，我们其实也很难看出西摩尼戴斯的用词与埃斯库罗斯、希罗多德等古典时代的作家有什么不同。自埃斯库罗斯以来的作家使用βάρβαροι很频繁，出现频率本身固然能够说明此时它是一个对外族的常用泛称，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在更早时候它就已经成为对外族泛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这些大量使用“蛮族人”称呼的作家，也在同时大量使用“波斯人”的专名，有时还用“米底人”代指波斯人。（不包括谈及米底人本身，而仅仅是用“米底人”代指波斯人的情况，见 Aiskhylos, Persai, 236, 791; Herodotos, Historiai 9.7a, 17, 44, 46等。）而西摩尼戴斯在使用“蛮族人的”这一形容词的同时，照样也可以使用专名“米底人”和“波斯人”。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一个残篇（Bibliotheke historike 8.29）里出现的βάρβαροι也值得讨论。该残篇讲到了巴托斯想到库莱奈建立殖民地并从德尔菲获得了一个让他如何建立殖民地的神谕，还提供了该神谕的文本，神谕中使用βάρβαροι ἄνδρες“蛮族人”一语来称呼利比亚人。（另参见 Herodotos，Historiai 4.155.）据斯图德尼茨卡考证，该神谕是一个编造于库莱奈的伪神谕，来自一首披着神谕外衣的殖民地建城史诗，该史诗内容应为讲述巴托斯与当地人争战之事，但库莱奈与当地人发生战争实际上要晚得多。诗中用来赞美库莱奈的修饰词καλλιστέφανος“戴着美丽王冠的”暗示了库莱奈在竞争中获得了声名，但能够证实这也不会早于公元前500年很多[14]（P97-98）。这样，这份所谓的神谕很可能就是在稍后被创作出来的。这期间，波斯国王刚比西斯二世征服了埃及，随即，利比亚人、库莱奈和巴尔卡也在惊惧中臣服埃及。考虑到这种政治形势，βάρβαροι ἄνδρες一语就好理解了。加上该诗的现存版本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成的，如果这是其原始版本的话，这是否意味着从写作方言到βάρβαροι概念都是受伊奥尼亚诗人影响的结果呢？
《罗念生全集》（第二卷）收录埃斯库罗斯《波斯人》
从以上的引证辨析中我们能够看到，βάρβαροι从一开始就带有或多或少的贬义，或仅仅嘲笑语言，或包含有鄙视心智方面的意味，而且它被用于外族人身上，甚至于指所有非希腊的外族人。不能不说，这些情况表明它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之前就已经具备了该部悲剧以及之后人们普遍使用时的全部基本内涵，即已经是作为“希腊人”对立面出现的“蛮族人”了。当然，此时的“蛮族人”的负面形象还不够丰满，他出场的次数还不够频繁，但这并不代表βάρβαροι还没变身为“蛮族人”。事实上，古典时代与此时的区别不过在于，“蛮族人”被大量成批地制造，人们对其意象建构也更为细化、丰富和复杂。
三
蛮族：伊奥尼亚人的发明
从籍贯、居住地和活动区域看，上述能够被证实在埃斯库罗斯之前使用βάρβαροι或其派生词的几位作家，除了较晚的品达和巴托斯神谕的作者外（两者提及该词的诗歌都作于公元前5世纪初），均为伊奥尼亚人，且有活跃于伊奥尼亚人地区的经历。古典文献中关于荷马故乡有多种说法。最早出现的兹米尔奈和奇奥斯通常被认为可能性较大，两地皆处于伊奥尼亚人地区。其他关于荷马生于某地某城的声称则被视为地方的爱国主义宣传。事实上所有说法都大大晚于史诗本身。不过，史诗的某些描述的确暗示了诗人的故乡在爱琴海东边。《伊利亚特》9.4-5一处比喻提到西风和北风两股风从色雷斯吹过海上，这是爱琴海东岸的气候特征，不熟悉这一现象的人是不会这样描述的。诗人对米利都附近和特洛耶周边地区的地理也很熟悉。史诗的语言主体是伊奥尼亚方言，虽混有爱奥利斯等方言的成分。这些似乎都表明史诗的作者是位伊奥尼亚诗人。阿那克莱翁的故乡是泰奥斯，在波斯侵略的形势下流亡到泰奥斯在色雷斯的殖民地阿布戴拉。之后他受聘于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泰斯宫廷。后者死后，他又被雅典的希帕尔科斯邀至雅典，并与西摩尼戴斯结识，两人均为庇西斯特拉托斯家族僭主宫廷知识分子圈子的成员。他自己的诗歌（PLG frr.103，109）透露，此后他也许还到过泰萨利亚，客居拉里萨的僭主阿琉阿代家族宫廷。有一首据传是西摩尼戴斯为阿那克莱翁写的墓志铭（FGE LXVII）提到了他的坟墓在其“祖国泰奥斯”。如果该墓志铭及其所述属实，那就意味着阿那克莱翁在晚年回到了母邦泰奥斯。希波那克斯是以弗所人，后被僭主放逐，定居克拉佐美奈。海卡泰奥斯是米利都人。他从头至尾参与了伊奥尼亚起义的策略制定，但几次提议都未被采纳。起义失败后，他还作为米利都使者被派去劝说波斯总督阿尔塔菲尔奈斯善待伊奥尼亚城邦。赫拉克利特也是以弗所人。他是毕达哥拉斯、克塞诺法奈斯和海卡泰奥斯的同时代人，不过比他们年轻，他曾在自己的作品（DK 22 B 40-42，129）中挖苦过他们及其更早的伊奥尼亚同族荷马、赫西奥德和阿尔奇洛科斯。西摩尼戴斯是基克拉迪群岛上的伊奥尼亚人，出生在凯奥斯岛。与阿那克莱翁一样，他曾受聘于雅典僭主希帕尔科斯和泰萨利亚僭主宫廷。他还为优卑亚岛上埃莱特里亚的欧阿尔基戴斯写过运动会胜利赞歌（PMG fr. 518），后者在伊奥尼亚起义中担任埃莱特里亚人的将军而阵亡。他也为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和阵亡者写过多首纪念诗歌。从其家乡基克拉迪群岛，到埃莱特里亚岛，再到雅典，这一区域构成了爱琴海中西部的伊奥尼亚人世界。而他在雅典结识的阿那克莱翁又来自爱琴海东岸的伊奥尼亚。
Dialect Map of Greece
出现βάρβαροι及其派生词的早期文献均出自伊奥尼亚人之手也许不是偶然的。它似乎暗示了最先是伊奥尼亚人开始使用βάρβαροι来称呼非希腊人的。古代的语法学家阿波罗多罗斯在解释荷马使用的βαρβαρόφωνοι时也提过类似看法，斯特拉波出于批判需要的引述使其为人所知（Geographika14.2.28）。阿波罗多罗斯认为βάρβαροι是希腊人，特别是伊奥尼亚人对卡里亚人的蔑称。那么“蛮族人”的概念为什么会发明于伊奥尼亚人当中呢？最重要的恐怕是由于他们处在与外族相遇的前哨。阿波罗多洛斯将伊奥尼亚人赋予卡里亚人以βάρβαροι蔑称的原因解释为卡里亚人的敌意和连续的军事行动导致了伊奥尼亚人对他们的痛恨。他很大程度上抓住了事情的真相，即族群的相遇、对立和竞争会导致观念中的“他者”建构。不过伊奥尼亚人发明这一概念，也许还不单单出于对卡里亚人的痛恨。他们对接触到的其他外族也不同程度地心存芥蒂和反感，尤其是对统治他们的吕底亚人和新来的征服者波斯人。古风时代伊奥尼亚人是希腊世界文化的领头羊，巨大的文化原创能力也使他们具备概念发明家的素质。
古风时代希腊人是东方文化的受惠者，他们同诸多民族有接触和文化上的交流、互借及混合，但同时他们与某些非希腊族群之间存在着竞争、对立和冲突，甚至希腊人受到其侵略或统治，这种复杂的族群关系造成了希腊人对非希腊族群的纠结态度：外族及其文化既可能成为羡慕的对象和效法的时尚，也可能会沦为被嘲笑、抨击和仇恨的靶子。我们不妨看一看那些未提到βάρβαροι但对外族表现出蔑视或敌视的言论，以便更清楚地观察“蛮族”发明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
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阿尔奇洛科斯表达了对帝王、财富、神权、僭主制等东方文化的漠视甚或反感：
“我对富有黄金的巨吉斯的财富不感兴趣，嫉妒心也未能把我俘获，我不妒忌神灵的事迹，我也不喜欢强大的僭主制；这些其实都远离我的视野。”
（IEG fr.19）阿尔奇洛科斯是巨吉斯的同时代人，熟知这位吕底亚国王的奢华。吕底亚也被认为是僭主制的发源地。对北方的色雷斯人，阿尔奇洛科斯的态度更加严厉和仇恨，他骂他们“色雷斯狗”（IEG fr.93a）。这显然源于塔索斯的希腊殖民者与色雷斯人之间的军事冲突。他参加过对色雷斯人的战斗。他也抨击了叛卖行为：“佩西斯特拉托斯之子将擅长吹笛和弹奏竖琴的人带回了塔索斯，他拿纯金来给色雷斯狗送礼，他为一己私利而有损于公。”（IEG fr.5）
在阿尔奇洛科斯的残篇中，黄金是与异族的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希腊有这样一种文学描写传统。最早有荷马对卡里亚首领佩戴黄金饰品的讽刺性描述，而用在卡里亚人身上的修饰语恰是βαρβαρόφωνοι。在古典时代，黄金及其所代表的奢靡构成“蛮族人”的不良品质之一。希罗多德讲述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索斯向梭伦炫富的虚构故事暗讽了蛮族人对财富的迷恋（Historiai 1.30-32）。黄金还被亚细亚多地——弗吕吉亚、忒拜、特洛耶、波斯等联系了起来。（例如 Euripides, Herakles mainomenos, 642-646; Euripides, Erektra 314-318; Euripides, Andromakhe 1-4; Aristophanes, Akharnai77-82, 113; Xenophon, Hellenika 4.1.29-39.）
左：Athena with a symbol of victory ；中：Persian soldiers in Athenian eyes ；右：A Persian in fear（现藏大英博物馆的古希腊时期陶罐）
到公元前6世纪，对亚洲文化鄙视和憎恨的倾向更为明显。克塞诺法奈斯对吕底亚的奢华和僭主制的反感要超过阿尔奇洛科斯，他的一则残篇表达了对祖国科洛丰的贵族沾染吕底亚奢靡之风的不满：
“在他们摆脱了可恨的僭主制之后，他们从吕底亚人那里学来了无用的奢华，他们经常穿着全紫的罩袍走入市场，总共不少于一千人，他们自高自大，甩动着精心梳理的长发喜不自禁，周身萦绕着精制油膏的香气。”（DK 21 B3）
约公元前545年，为波斯国王居鲁士效力的米底人哈尔帕戈斯征服了伊奥尼亚。“摆脱了可恨的僭主制”指的应该就是波斯结束了吕底亚对伊奥尼亚人的统治和扶植的僭主制。但这不过换了主人。新侵略者的到来无疑是他一生中经历的大事，以至他在诗中着意问道：“米底人到来时，你多大年纪？”（DK 21 B 22）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克塞诺法奈斯因遭放逐而离开祖国，逃亡到西西里的赞克莱，他在卡塔那也生活过（Vitae philosophorum 9.18-20）。人们通常认为他去国离乡是由于波斯入侵带来的变故。克塞诺法奈斯在另一残篇中写道：“已有六十七个年头令我的思想在希腊颠沛，从出生那时到此前又有二十五年，如果我的确懂得如实谈论这些事情的话。”（DK 21 B 8）从中可知，他应是25岁离开的祖国，他很长寿且一生绝大部分似乎都是在大希腊度过的。他虽远走他乡，却未忘记关心故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令他感到不满的是，其同胞在旧的异族统治结束后，却追捧上了旧的异族风尚。
类似在政治和文化上鄙薄外族的言论也见于同时代米利都哲学家佛库利戴斯的诗行（ALG fr.4）：“一个坐落在海岬上治理得秩序井然的小城邦要比愚蠢的尼尼微更加强大。”亚述首都尼尼微在公元前612年就已被米底人毁灭。据《苏达词典》（IV. 754.19 Adler），佛库利戴斯活跃于第59届奥林匹亚赛会纪，即公元前544-前541年，因此尼尼微在诗中更多的是象征东方式的政治制度。在另一残篇（ALG fr.12）中，他再次谈到城邦，并指出了中间阶级对于城邦的重要性：“对于很多事情取中道都是最好的；我也想做城邦中的中间阶级。”亚里士多德和欧里庇得斯都强调中间阶级在城邦中的支柱作用。（Aristoteles, Politika 1295b1-1296b12 和 Euripides, Hiketides 244-245 都曾讲过这一点。）与佛库利戴斯同时代的移居西西里的麦伽拉人泰奥格尼斯也在哀歌335-336行中推崇中道：
“渴求之心切莫过大，万事之中中道最佳。库尔诺斯啊，若取中道，你就会拥有美德，而美德又是很难获得的。”（另参见 Theognidea 219-20, 331.）
对简朴、适度、中道和城邦政治秩序的崇尚很早就是希腊主流价值观。面对东方族群和帝国所追求的巨大财富、奢华、专制君主制以及与之相似且受其扶植的僭主制，希腊人难免不心生反感、鄙薄，甚至痛恨。
希罗多德
波斯人的到来让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感受到了新的外部压力。希罗多德讲到，波斯征服后，伊奥尼亚人集会，普列奈的比亚斯建议迁居撒丁岛建立一个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他认为这样可免遭奴役，呆在故土则意味着无法重获自由（Historiai 1.170）。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我们还知道，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戈拉斯策动伊奥尼亚起义虽属政治投机，但也利用了伊奥尼亚人的反波斯情绪。他还到希腊大陆求援，游说斯巴达国王克莱奥麦奈斯，说伊奥尼亚人成了奴隶，失去了自由，因此请求斯巴达人帮助将同胞从奴役中解放出来（Historiai 5.49.3-4）。梭伦也在诗中将“奴役”和“自由”并用：“黑色的大地……先前遭受奴役，而今获得自由。”（IEG fr.36.3-6）（另参见 Solon, IEG frr. 4.18, 9.4. 其中用 δουλοσύνη“奴役”来指城邦或人民遭受僭主统治。）这是用暗喻的形式来描述其债务改革的成果，即负债者摆脱了债务奴役，获得了人身自由。在希腊人看来，无论群体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自由与奴役之别。他们也习惯于将异族统治与城邦内的奴隶制、阶级剥削和僭主制等量齐观。
外族与奴隶制还有另一种联系，即外族人构成奴隶的来源之一。前引希波那克斯的两行诗“καὶ τοὺς σολοίκους ἢν λάβωσι περνᾶσι, Φρύγας μὲν ἐς Μίλητον ἀλφιτεύσοντας”说到了抓到的外族人会被出卖（IEG fr.27）。小品词μὲν意味着除弗吕吉亚人外，遗失的下文还会列举另一或更多的族群的人被卖为奴。亚里士多德曾谈到，蛮族人被俘时可以被出卖为奴隶，但希腊人不可以，这符合“天生的奴隶制”原则（Politika 1255a20-b5）。其实早在荷马的诗中，就能见到买卖而来的外族奴隶的身影，例如奥德修斯的牧猪奴欧迈奥斯和参与拐卖他为奴的腓尼基女奴。
从以上可见，古风时代的伊奥尼亚人当中就已存在反感、鄙视，甚至仇恨外族的态度和文化氛围。现存关于βάρβαροι的早期言论也正是产生于这种文化氛围，并且是这种态度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负面心态下，外族语言也会听着不顺耳，从而成为被鄙夷和取笑的对象。阿那克莱翁和海卡泰奥斯还直接受到了波斯入侵的冲击。阿那克莱翁是泰奥斯人，生活在哈尔帕戈斯封锁和蹂躏伊奥尼亚的时代。一些泰奥斯人由于不甘忍受波斯侵犯而前往色雷斯建立了殖民地阿布戴拉，阿那克莱翁也在其中。其残篇描述的也许正是泰奥斯遭遇入侵的险情：“我将看到祖国遭受可怕的灾难”（PMG fr.505c）；“现在城市的城墙被破坏了”（PMG fr.391）；“我搁浅在暗礁上”（PMG fr.403）。如果考虑到阿那克莱翁身为波斯侵略的受害者，就不难理解他在诗作中为何使用βάρβαρα了，而且他还表露了该词具有指涉外族及其语言的涵义。
海卡泰奥斯也是波斯入侵的亲历者。希罗多德报道，阿里斯塔戈拉斯策划伊奥尼亚起义时，海卡泰奥斯是唯一的反对者，其理由是波斯集合的民族众多，武力强大，不宜强硬对抗。当此意见被否决后，他又提出抢先夺取布朗奇戴神庙的财富充作军费以谋求海上霸权。新提案仍遭否决。起义失败后，他又向阿里斯塔戈拉斯建议先赴莱罗斯岛修筑防御工事再返回米利都，该策略也未被采纳（Historiai 5.36，124-126）。据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记载，他还代表米利都出使，说服了波斯总督阿尔塔菲尔奈斯改变对伊奥尼亚城邦的政策，恢复其原有政体，确定了合理的贡赋额度（Bibliotheke historike 10.25.4）。（另参见 Herodotos, Historiai 6.42-43.）面对波斯强敌，海卡泰奥斯的一系列主张显得并不激进，但很务实，这无疑源于他对国际形势的清楚认识。他是一位博学的世界地理学者，曾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并著有《大地环游》。从遗留下来的大量残篇可知，该书写作内容极广，囊括了希腊人所知的欧亚非三大洲的地理，从西班牙到印度，从东北欧和高加索到埃塞俄比亚以南都在讲述范围之内。其中还谈到了众多的族群，不仅有与其故乡邻近的吕底亚人、卡里亚人、吕基亚人、庞菲利亚人、基利基亚人，还有新来的入侵者波斯人和米底人，以及凯尔特人、利古里亚人、奥索奈斯人、奥伊诺特罗伊人、色雷斯人、斯基泰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利比亚人、印度人等四面八方的远近族群。对于这位对众多非希腊族群拥有如此丰富知识的世界地理学家，对于这位反波斯起义的参与者，谁能相信他不会使用业已存在的βάρβαροι一词呢？
赫拉克利特出生时，其祖国以弗所已沦陷于波斯帝国。某些迹象透露了他对波斯的抵制和反感。他的一个残篇（DK 22 B 39）盛赞了希腊“七贤”之一普列奈的比亚斯有比别人更多的理性。我们并不清楚他说这话的具体情境，不过据希罗多德记载，在被波斯征服后，比亚斯提议在撒丁岛建立一个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以使他们免遭奴役，重获自由（Historiai 1.170）。这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性。泰米斯提奥斯记述的一个故事说，伊奥尼亚起义期间波斯的包围导致以弗所城中缺粮，赫拉克利特当众将大麦粒和着凉水吃了下去，用这种方式告诫同胞放弃一贯的享受以节约粮食。以弗所人接受了他的建议，波斯人听说后便撤离了（DK 22 A 3b）。从当时形势和赫拉克利特的言行风格来判断，这则轶事也许包含了某些实情[15]（P127）。据亚历山大的克利门斯记载，赫拉克利特说服了以弗所僭主麦朗科马斯放弃权力，他对大流士邀请去波斯不屑一顾（DK 22 A 3）。第欧根尼·拉尔修在他写的赫拉克利特传记中提供了两封书信。一封是大流士诚聘赫拉克利特赴自己宫廷的邀请信，另一封是赫拉克利特回绝的复信。后一封里说道：
“我因不愿显赫而不想去波斯国，我心中满足于渺小。”（Vitae philosophorum 9.12-14）
赫拉克利特残篇（DK 22 B 14）里还包含了他对波斯巫师的嘲弄。因此，赫拉克利特藐视波斯国王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15]（P127，211）。考虑到这些，我们似乎很难否定赫拉克利特所说的βάρβαρος是在指外族人，或许他想得更多的就是侵略者波斯人。
四
蛮族：雅典制造
由于古风时代伊奥尼亚人在希腊世界的文化领先地位，他们发明的“蛮族人”一词也会随着其文化影响而向其他希腊人传播。阿那克莱翁和西蒙尼戴斯曾经都是客居雅典和泰萨利亚僭主宫廷的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成员，阿那克莱翁住在雅典的时候非常喜欢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抒情诗。（关于阿那克莱翁，见 Anakreon, PLG frr. 103, 109; [Platon], Hipparkhos 228bc; Scholia in Aeschyli Prometheum vinctum 128;关于西蒙尼戴斯，见 Theokritos, 16.42-47; Cicero, De oratore 2.86.351-353;关于两者，见 Aristoteles, Athenaion politeia 18.1.）西摩尼戴斯、品达和埃斯库罗斯都曾受西西里的叙拉古僭主谢隆之邀，为他创作文学作品。有诸多证据表明，他们几人还有同时做客僭主宫廷的经历。（例如 Simonides, PMG fr. 580; IEG eleg. 26; Platon, Epistole 2.311a; Aristoteles, Rhetorike 2.16.1391a; Xenophon, Hieron; PapyrusHibeh 17; Cicero, De natura deorum 1.60; Ploutarkhos, Peri phyges 604f; Aelianus, Poikile historia 4.15, 9.1, 12.25; Pausanias,1.2.3; Athenaios, 14.656d-e; Synesios, Epistole 49; Scholia in Olympionicas 2.29c-d; Vita Aeschyli.）西摩尼戴斯死于约公元前468-前467年，他生命的最后若干年是在西西里度过的。品达为谢隆创作胜利颂歌恰在这些年间（公元前476-前467年）。埃斯库罗斯也是在这些年当中活跃于谢隆的宫廷。他首次访问叙拉古应在公元前476年和公元前473年之间。公元前479年埃特那火山喷发，公元前476年谢隆重建埃特那城。埃斯库罗斯前往西西里可能就与这事有关，他为此创作的悲剧《埃特那妇女》应该就在这一年或稍后上演。公元前472年《波斯人》在雅典上演时他已回到雅典。但公元前471-前469年间他又到叙拉古，这期间《波斯人》再次上演于该城。
这几位诗人都在自己的诗中用βάρβαροι来描述外族人，他们又有过同处一个知识圈子的经历，这是否意味着该词的这种用法曾在他们当中传播呢？考虑到文献不全因素的同时，仍能不无合理地推想，阿那克莱翁也许是具有“蛮族”意义的βάρβαροι在上述诗人圈子里传播的源头，他从故乡带来了它。西摩尼戴斯和品达对此蔑称似乎兴趣有限，埃斯库罗斯则很偏爱它。
当然也不能排除通过其他途径传播的可能性。在《波斯人》之前，雅典就已有弗吕尼科斯创作的《米利都的陷落》和《腓尼基妇女》两部以抗击波斯为题材的悲剧，分别于米利都被波斯攻克（公元前494年）之后一两年和公元前476年上演。前者表现了伊奥尼亚起义失败后米利都的厄运。后者与《波斯人》一样，以歌颂萨拉米斯海战为内容。而且古代留下的《波斯人》剧情介绍提到，这部剧开头模仿了《腓尼基妇女》的开头（TrGF fr.8）。那么是否弗吕尼科斯就已使用了βάρβαροι描述波斯人和腓尼基人而埃斯库罗斯在这一点上也模仿过他呢？毕竟两人的三部剧均以抗波斯为主题，也都适合使用这一蔑称。遗憾的是，《米利都的陷落》完全遗失，《腓尼基妇女》仅存的几行残篇（TrGF frr.8-12）中并无该称。不过还要考虑到，雅典支持伊奥尼亚起义的行动也有条件构成 βάρβαροι 传播的可能渠道。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
据希罗多德报道，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亚战役前夕和期间，斯巴达人称呼波斯人使用的是ξένοι（他讲述时用伊奥尼亚方言形式ξεῖνος，Historiai 9.11.2，55.2）。该词用在希腊人和非希腊人身上均可，意即“外国人、外地人、外族人”。希罗多德还特意解释道ξείνους γὰρ ἐκάλεον τοὺς βαρβάρους。未完成时动词ἐκάλεον（字面意即“过去一直叫做”）的使用，使该句意味着至少截至普拉提亚战役期间的这段“过去”当中斯巴达人“一直把蛮族人叫做外族人”。而这是否也暗示了到这一时间点作为对外族蔑称的βάρβαροι在保守的斯巴达以外的希腊，或者说至少在雅典已开始流传？因为如果不是斯巴达不用βάρβαροι称呼外族显得另类的话，希罗多德就不会两次给予特意解释。如果仅仅是埃斯库罗斯熟悉而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新概念，那就很难解释他几年之后创作的《波斯人》中会频繁地使用它。毕竟博取观众的喜爱是获得头奖的前提，而观众爱看他塑造的蛮族恐怕又得以知晓βάρβαροι为前提。
考虑到文献缺失的因素，如果公元前472年上演的《波斯人》实际上不是雅典制造的第一群蛮族人的话，它也应该能够构成这项大宗制造业开工时段遗留下来的一件标志性产品。在整部剧中，βάρβαροι及其变体出现不下十次，均用以指波斯及其帝国军队中的各非希腊族群。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是一部借着波斯人之口讴歌希波战争胜利的悲剧，剧中人物都是波斯人，多次出现的βάρβαροι也都是波斯人亲口说出的。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对立构成了剧中独白、对白、歌舞队抒情诗以及剧情展开的基调。
剧中波斯国王薛西斯的母后阿托萨做了这样一个梦：一对美丽的姐妹分别身着波斯和多里斯人的服饰，抓阄分配父亲的土地。结果是两人各自分得并居住于“希腊的土地”和“蛮族的土地”。两人发生了争执，薛西斯试图制止，强迫她们套轭驾车。后者顺服听命，前者桀骜不驯（Persai 179-199）。在这里希腊人与蛮族人被以拟人化的方式对立了起来。阿托莎还说：“不幸的大海席卷了波斯人和所有蛮族人的种族”（Persai 433-434）。希腊人—蛮族人的两极对立显而易见，波斯人构成了蛮族人的代表。
既然波斯的领土在亚洲，它统治下的各族群几乎也都来自亚洲，所以亚细亚构成剧中具体的蛮族土地，并成为一个与希腊对立的地理单元。“亚细亚大地”是波斯国土的代名词（Persai 249，270，584，763，929）。波斯方面的军队被称为“亚细亚种族的全部军队”（Persai 12）。
让蛮族人自白是埃斯库罗斯的他者化修辞之一种。自称“蛮族人”的波斯信使描述了蛮族人的胆怯和希腊人的勇敢（Persai 337, 391-407, 422-423），波斯老一代国王大流士的幽灵解释了薛西斯战败的原因是其“傲慢”和“渎神”（Persai 747-751, 807-831）。由波斯长老组成的歌舞队在讲述战争的后果时说：
“亚细亚大地上的人们不再受波斯统治，不再向暴君纳贡，也不再惊惧地匍匐在地，因为王权已覆灭。人们的舌头不再受看管，因为人民已得解放，有了言论自由，既然强权之轭被解除了。”（Persai 584-594）
让波斯人用这段“自省”式的言论述说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对立就是自由与专制的对立，恐怕也正是赛义德所谓的“亚洲通过并由于欧洲的想象而说话”[16]（P56-57）。
Greece at the time of the Persian wars（希波战争时期的希腊）
《波斯人》问世之后，蛮族在多个领域被大批量生产出来。戏剧的观众是全体公民，因而它也是城邦中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之一。首先是悲剧，接着还有喜剧塑造了各种各样的蛮族形象。欧里庇得斯现存悲剧中βάρβαροι及其同源词出现了103次之多，次数超过前辈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在历史、哲学、演说词等其他种类的著作里，βάρβαροι更是一个高频词。希波战争无疑构成了蛮族被大量制造的催化剂。雅典作为希波战争的主力之一，尤其是其海军在战胜波斯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波斯人》一剧讴歌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不是偶然的。
导致制造蛮族的因素，还有战争双方政治生活方式的不同。波斯帝国的君主政体与希腊城邦不同，尤其是与刚诞生的雅典民主政体差别更是显著。波斯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扶植僭主政体充当其代理人，而僭主政体在形式上看起来更像吕底亚、波斯的君主政体。被推翻的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托斯家族的成员也逃亡到波斯，企图在波斯的支持下复辟。摆脱僭主统治不久的雅典人，此时面临着君主入侵和僭主复辟的双重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战胜波斯这个大帝国无疑使雅典人对自己的民主政体更加自信。事实上，希腊人自古风时代就已经注意到了城邦政体与君主/僭主政体的不同：前者强调法律和自由，而后者的统治者拥有着绝对的权力。这促使他们相信，在君主/僭主政体之下，人民没有自由，除了统治者一人之外都是奴隶。这种信念在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更加被强化。（如 Euripides, Hiketides 429-435.）波斯大帝国的富有以及其君主政体中的豪华礼仪都是希腊小城邦所不具备的。这导致了一种认为蛮族是浮华奢侈，而希腊人简朴的观念。（如 Aristophanes, Arkhanai 61-100.）
蛮族人还被认为具有奴性，是天然的奴隶。这种刻板印象的来源，除了来自对外敌波斯的政体和社会的观察、对比之外，还来自对希腊尤其是雅典社会内部分层和级差的感受。雅典自梭伦改革废除债务奴隶制后，不允许奴役本邦公民，而希腊社会到古典时代奴隶贸易发达起来，市场上能够提供大量的外族奴隶，这样雅典就发展了奴役外族奴隶的奴隶制。大多数奴隶为私人所有，但在同时雅典也使用公共奴隶来从事各种劳动和服务。雅典城内有一支由几百名具有奴隶身份的斯基泰弓箭手组成的警察队伍。奴隶的族属其实包括了几乎所有的为希腊人所知的外族，可能也包括埃塞俄比亚黑人[17]（P154-157）。很多奴隶来自色雷斯和弗吕吉亚。
An Ethiopian solider through Persian army（现藏大英博物馆）
除了奴隶之外，雅典社会中还有外侨，即居住在雅典的身份自由的外邦人。这些外侨除了有来自其他城邦的希腊人外，还有外族人。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早期的陶工和瓶画画家有时候拥有源于外族族称的名字，如Lydos, Thrax, Kolkhos, Skythes[18]（P14）。外侨和其他外族人绝大部分充当劳动者，经商和从事银行业。这些活动被很多希腊人瞧不起，因为雅典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公元前6-前5世纪希腊艺术中表现的外族人数量之多，足以证明他们在较大的城邦中每天都能在街上被见到。斯基泰弓箭手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大约400件雅典瓶画上[19]（P34-39），色雷斯的投掷手也经常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陶瓶上[20]（P141）。
奴隶和外侨虽然是外部来源，同时又是希腊社会内部的有机组成成分。奴隶完全没有自由，外侨虽有自由，却无公民权。他们在雅典社会中是低于公民的社会等级，不免会遭受歧视。尤其是奴隶缺乏自由、地位的低下，以及为求得生存和境遇的改善而对主人不得不表现出来的奴颜婢膝、唯命是从、巴结逢迎、见风使舵等做法，都会使作为主人的雅典公民和希腊人对之鄙视。而物化奴隶多为外族身份，这又使雅典人在对奴隶和外侨不同程度地歧视的同时，也很容易将他们与他们所来自的族群等同起来，在观念上将归于奴隶的低劣人格和道德缺陷移植到他们所属的族群身上。也就是说，社会内部的级差和歧视被转化为对外族的刻板印象的组成要素，从而在蛮族人的形象中又强行加入了低劣和奴性的特征。
五
结论
“蛮族”这一他者，作为古代希腊人的一种意识形态产品，先由伊奥尼亚人发明，后来在雅典大规模制造，发明在古风时代，批量制造在古典时代。大宗制造的结果使之形象更丰满，类型更多样。发明和制造都源于与外族相遇的情境，发明者和制造者都站在了与外族相遇的最前线。伊奥尼亚和雅典分别是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她们都引领着各自时代的意识形态潮流和文学艺术风尚，从而很容易将自己的发明物和产品在希腊同族中推广。
发明物通常总是少量的，加之古风时代很多文献的遗失，保存下的蛮族样本有限。但生产和制造却可以是批量和大宗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决定了雅典制造的蛮族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伊奥尼亚人发明的蛮族。希波战争对于雅典的冲击，要远大于古风时代伊奥尼亚人面对的一系列外族威胁。雅典始终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伊奥尼亚人却几乎总是失败者和被征服者。一场大战的赢家显然更有理由并且热衷于大张旗鼓地丑化和妖魔化失败的侵略者。伊奥尼亚人发明的蛮族人还更多地存留在知识精英的文学、主要是诗歌当中。但戏剧、演说等诞生于雅典的新兴文学体裁均具有大众传媒性质，壁画、浮雕和圆雕等传统的造型艺术也是公共性的，陶工制作的带有瓶画和雕塑的陶器也能流入每一位公民的家庭，由这些大众化的文学艺术加工制造出来的蛮族人形象自然也就很容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向上滑动阅览参考文献
[1]Julius Jüthner. Hellenen und Barbaren. Aus der Geschichte des Nationalbewußtseins. Leipzig: 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 b. H., 1923.
[2]Edith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3]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Jonathan M. Hall. Hellenicity: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5]Lynette Mitchell. Panhellenism and the Barbarian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Swansea: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7.
[6]Pericles Georges. Barbarian Asia and the Greek Experience: From the Archaic Period to the Age of Xenophon.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7]黄洋.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像. 历史研究, 2006, 304(1).
[8]Yang Huang. Orient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Greek and Roman Images of the Orient from Homer to Virgil. 地中海研究所纪要, 2007, 5.
[9]Hyun Jin Kim. Ethnicity and Foreign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2009.
[10]Ernst Weidner. Βάρβαρος. Glotta, 1912, 4(3).
[11]Julius Pokorny. Indogerman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I. Band. Bern: Francke Verlag, 1959.
[12]G. S. Kirk. The Iliad: A Commentary, Volume II: Books 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Hans Schwabl et al. Grecs et Barbares. Genève: Foundation Hardt, 1962.
[14]Franz Studniczka. Kyrene. Eine altgriechische Göttin.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90.
[15]Gerard Naddaf. The Greek Concept of Na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16]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17]Thomas Wiedemann. Greek and Roman Slavery. London: Routledge,1988.
[18]John Boardman. Athenian Black Figure Va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9]M. F. Vos. Scythian Archers in Archaic Attic Vase Painting. Groningen, 1963.
[20]J. G. P. Best. Thracian Peltas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Greek Warfare. Groningen, 1969.
作者简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