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书评：瑞秋·梅尔斯《远东希腊化:希腊人统治时期中亚考古、语言和认同》

Dr.Rachel Mairs，The Hellenistic Far East: Archaeology，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Greek Central Asia，Oakland，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xi 231pp

Table of Contents

List of Illustrations

Acknowledgments

A Note on Abbreviations

Introduction

1. Administering Bactria: From Achaemenid Satrapy to Graeco-Bactrian State

2. Ai Khanoum

3. Self-Representation in the Inscriptions of Sophytos (Arachosia) and Heliodoros (India)

4.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The Fall of Greek Bactria

Conclusion

Appendix: Greek Documents

Bibliography

Index

书评正文

齐小艳博士

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灭亡波斯帝国之后，控制了原属古波斯帝国的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和西北印度等地区。自此，中亚地区先后经历了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塞琉古王朝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治，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灭亡，标志着希腊人在中亚政治统治的结束，而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印度—希腊人王国一直存在到公元1世纪初。以政治军事征服为先导的亚历山大东征及其后继者的统治将这些地区卷入了希腊化世界，在中亚、印度和地中海世界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希腊化时期中亚和西北印度与希腊化世界的关系及其受希腊化影响的程度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1938年，塔恩 (W.W.Tarn)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中提出了“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王国属于第五个希腊化国家”的观点。然而，1957年,纳拉因 (A.K.Narain)在《印度—希腊人》(The Indo-Greeks)一书中对塔恩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主张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属于印度而非希腊化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弗兰克·霍尔特 (FrankHolt)认为，“塔恩和纳拉因就像建立了一个‘模拟法庭’(motcourt)，围绕着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在巴克特里亚历史上的重要性进行着辩论。然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在他看来， “巴克特里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一个真正的希腊化国家，但不能忽视逐渐兴起 (直到完全占主导)的印度文化对巴克特里亚的影响。事实上，巴克特里亚，以及诸如阿加托克利斯 (Agathocles/Agathuklayasa)等国王既属于希腊化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Frank Holt,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 The Formation of a Greek Frontier in Central Asia, Leiden; New York: E.J.Brill, 1989, p4)杰弗瑞·勒纳 (Jefery Lerner)在《塞琉古王朝衰落对东部伊朗高原的影响》(The Impact of Seleucid Decline on the Eastern Iranian Plateau，1999) 一书中，论证了索格底亚那曾建立了希腊—索格底亚那王国，是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泽马尔(E.V.Zeimal)在《剑桥伊朗史·河中地区的政治历史》(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ransoxiana，print 1983，online 2008) 中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阿姆河以北不可能存在一个类似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希腊—索格底亚那王国或者其他独立的希腊政权。

自 1970年代以来，“族群认同” 理论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被用于研究希腊化时期中亚地区希腊文化与非希腊文化之间的关系。瑞秋·梅尔斯在其博士论文《希腊化时期远东的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 in the Helenistic Far East，2006)基础上，扩展为《远东希腊化:希腊人统治时期中亚考古、语言和认同》(以下简称《远东希腊化》)一书。作者现工作于英国雷丁大学古典学系，主要从事希腊化时期中亚地区希腊民族与非希腊民族关系以及古代中亚与丝绸之路等问题的研究。作者整理了中亚考古及其研究成果，发表了数篇有关中亚希腊化问题的文章，而且参编了《从佩拉到犍陀罗:希腊化东方艺术和建筑的混杂性和认同》 (From Pela to Gandhara :Hybridis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Helenistic East，2011)、《埃及:古代历史，现代考古》 (Egypt: Ancient Histories，Modern Archaeology，2013) 等著作，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希腊化时期中亚地区乃至整个希腊化文明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阿富汗一侧的阿姆河，沿河分布有很多希腊化-贵霜时代遗址）

（希腊化城市阿伊哈努姆出土的科林斯柱头©️DAFA）

(瑞秋·梅尔斯博士论文《希腊化时期远东的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 in the Helenistic Far East，2006)

《远东希腊化》一书共六部分，作者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材料和现有研究成果，探讨了希腊化时期中亚地区的文化和族群认同问题。作者在前言部分首先界定了研究的时空范畴。从地域范围来看，作者使用 “远东” 一词，主要包括公元前 4世纪末亚历山大征服的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 (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北部)、阿拉霍西亚 (今属阿富汗南部)和坎大哈 (今属巴基斯坦西北部)等地区，也包括一些受希腊化文化影响的中印度地区。远东的希腊化始于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进军中亚，一直持续到公元 1世纪初西北印度地区最后一个希腊国王统治结束。然后，作者介绍了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在作者看来，“远东地区作为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研究其他希腊化国家文化和族群认同的诸多概念、原理同样适用于研究巴克特里亚及其他远东地区” (p8)。该书旨在探讨希腊化时期远东民族认同及其构建和不同族群之间互动关系等问题。最后，作者还回顾了俄国、苏联、法国学者在中亚的考古历史，重点介绍了阿伊·哈努姆城市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情况。

第一章 “统治巴克特里亚:从阿黑门尼德王朝行省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着眼于长时段研究，梳理了巴克特里亚的政治演变，分析了马其顿希腊人对阿黑门尼德王朝行省制度的延续。作者首先肯定了巴克特里亚的重要性，巴克特里亚不是 “希腊化世界的西伯利亚” (Siberia of the Helenistic World)。她认为，尽管巴克特里亚远离阿黑门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及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中心，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并不属于边缘地带。其次，作者利用大量文献材料，从阿黑门尼德王朝行省官员的出身、巴克特里亚地方贵族的统治权限和入侵者遭遇的抵抗等角度，论证了巴克特里亚行政体系的延续性及其必要性。作者认为，“维持现有的官僚体系并不是一种‘懒散的帝国主义’ (lazy imperialism)，而是一种明智的政治经济策略” (p31)，是统治者为了管理地方资源和加强地方控制而采取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最后，作者明确提出本章研究内容的不足之处。巴克特里亚的行政结构并不能直接反映其文化和社会历史，而且巴克特里亚地方贵族对新的希腊—马其顿统治做出的反应及其同化程度等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二章 “阿伊·哈努姆”，以公元前2世纪上半期的阿伊·哈努姆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其建筑和物质文化角度分析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文化认同问题。1920年代，西方考古学者阿尔弗雷德·福歇 (AlfredFoucher)在巴克特拉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之后，怀疑希腊人对中亚地区的统治，故有 “巴克特里亚海市蜃楼” (Bactrian Mirage) 一说。1960、1970年代，以伯尔纳 (Paul Bernard)为首的法国考古队进行了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掘。该遗址的出土物表明，阿伊·哈努姆遗址具有明显的希腊化特征，是一个中亚的希腊城市。瑞秋·梅尔斯则着眼于巴克特里亚的延续性，对阿伊· 哈努姆遗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阿伊·哈努姆遗址不仅反映了从阿黑门尼德王朝到公元前 2世纪前半期希腊人统治时期行政体系上的连续性，而且其行政中心、庙宇等重要公共建筑也延续了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这种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 “阿伊·哈努姆在政治和文化上是一个希腊殖民城市”的观点 (p82)。在作者看来，“希腊的”(Greek) 只是阿伊·哈努姆历史的一部分，而混杂性 (hybridity)才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物质文化的本质特征。究其原因，巴克特里亚曾受阿黑门尼德王朝和亚历山大帝国及其继承者的统治，这为多元文化的出现创造了政治条件，当地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自然环境和工艺传统也是影响希腊—巴克特里亚建筑风格的重要因素。作者也多次强调巴克特里亚本土文化因素在阿伊·哈努姆乃至整个巴克特里亚地区研究中的重要性。从长时段来看， “一种巴克特里亚通用语 ” (a Bactrian koine) 更能准确反映巴克特里亚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前后物质文化上的连续性 (p98)。

(1968年希腊化城市阿伊哈努姆风景©️DAFA）

(1990年希腊化城市阿伊哈努姆遗址©️DAFA）

(希腊化城市阿伊哈努姆遗址平面图©️DAFA）

（1970年代阿伊哈努姆遗址发掘现场图©️DAFA）

(1970年阿伊哈努姆考古发掘中的景象©️DAFA）

(阿伊哈努姆城市考古中出土的部分希腊风格文物©️DAFA）

(阿伊哈努姆城市考古出土科林斯柱头©️DAFA）

(阿伊哈努姆城市中的科林斯柱头（修复后）©️Kabul Museum）

(阿伊哈努姆城市考古中出土的约公元前4世纪波斯阿契美尼德时期艺术风格的青铜器©️DAFA）

(阿伊哈努姆出土的波斯阿契美尼德时期艺术风格的青铜器（修复后）©️Kabul Museum）

(喀布尔国家博物馆藏阿伊哈努姆的部分文物）

然而，巴克特里亚的物质文化并不能反映远东地区个人的族群认同问题，因此，第三章 “阿拉霍西亚索菲托斯 (Sophytos)铭文和印度赫里奥多罗斯 (Heliodoros)铭文的自我表征”以在兴都库什山以南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的两则铭文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铭文所反映的个人文化和族群认同问题。作者在介绍了两则铭文的历史背景之后，重点探讨了铭文中希腊和印度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族群认同问题。在作者看来，“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尤其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可以反映构建个人族群认同的文化标记 (culturalindicia)的迁移是一个优先化 (prioritization)的过程。......依此构建的族群认同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铭文)的特征说明了这一现象” (p139)。铭文的作者、社会政治背景、语言等因素都是自我表征方式的反映。研究者对铭文的解读也导致了对个人族群认同的不同理解， “古典学者认为，赫里奥多罗斯已接近当地化，索菲托斯在努力成为一个新的希腊人。然而，印度学者认为两者都属于外来者”(p144)。此外，作者将其与下努比亚地区凯拉卜舍神庙 (Kalabsha)和菲莱神庙 (Philae)发现的名为帕奇乌斯·马克西姆斯铭文 (PaciusMaximus)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证明“尽管这些地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它们都属于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帝国统治边缘的互动地带，具有相似的文化表征方式和模糊的族群认同观”(p104)。

第四章 “等待蛮族: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探讨了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中的作用和后希腊化时期巴克特里亚历史的两大问题。一方面，作者认为公元前2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受到最大的破坏性打击是来自巴克特里亚以西和以北地区。这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挑战“希腊—巴克特里亚文明是由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摧毁”的传统观点，而是重新探讨游牧民族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作者充分利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考古发现和中西文献记载，梳理了长时段视野下中亚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互动地带的政治和文化变迁，进而得出结论:公元前2世纪中期游牧民族的征服是其长期不断迁徙的结果，在形式和规模上具有多样性。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是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巴克特里亚与帕提亚之间的战争及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发生的王朝战争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作者考察了从公元前 2世纪到公元 1世纪初巴克特里亚历史的延续性。希腊—巴克特里亚的语言、钱币等方面的特征在贵霜王朝时期继续存在，贵霜王朝可以看作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继承者。然而，“公元前 2世纪中期的人口迁移以及随着而来的政治文化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希腊—巴克特里亚文化的构成，这种延续是与变化相并存”(p176)。

结论部分探讨了希腊化时期远东和希腊化世界之间的关系及远东地区的希腊化过程。希腊化时期的远东地区属于广泛的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这一地区的希腊化过程 “不能完全看作是由希腊化政权自上而下推进或者强加的，也可能是个人自愿接受希腊文化，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其成为希腊人” (p185)。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此阐述了两条重要的研究方法:一是“混杂性”有助于研究希腊化远东地区的物质文化，但这种混杂性对创造和使用物质文化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我们需要确定哪些因素可以反映物质文化的混杂性 (p185);二是“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也可用于考察希腊化时期的远东地区。这样，希腊化时期的远东研究不仅可以与希腊化世界的其他地区研究相联系，而且可以将其与南亚、东亚等周边地区的研究联系起来 (p186)。综观全书，作者在该书中对希腊化时期的远东地区进行了历时性、延续性和多样性的探讨，这使我们对希腊化时期的远东地区有了一种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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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具有自身的特色，主要体现在:首先，作者在梳理希腊化时期远东政治演变的基础上，强调从文化影响的角度界定远东地区的希腊化时期。在作者看来，中亚地区希腊化的结束晚于公元前 30年近几十年。“远东” 这一概念，不同于近代政治意义上的 “远东”，是指受希腊化文化影响的中亚地区。作者将其看作一个整体，既避免了北巴克特里亚 (Northern Bactria)和南索格底亚那 (Southern Sogdiana)等地理划分的一些争议问题，也尽量避免了使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希腊—印度人王国的划分。其次，注重新的研究理论和传统史料、考古材料相结合。作者运用族群认同理论，分析人们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认识和态度，探索希腊化时期远东地区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互动，这对于古典文明和希腊化文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作者从延续性角度考察了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历史，一方面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对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延续，另一方面是贵霜王朝对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延续。这种延续性既为研究希腊化时期巴克特里亚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模板，也为从更长时段构建巴克特里亚的政治历史提供了可能性。不过，该书也有其不足之处。作者将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阿拉霍西亚和西北印度等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然而，除第三章对阿拉霍西亚和西北印度发现的铭文进行研究之外，主要围绕受希腊化影响较深的巴克特里亚展开研究。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索格底亚那地区的考古情况，但并没有对希腊化时期的索格底亚那进行相应的历史评价。没有涉及希腊化时期远东地区的经济现象也是本书的一个薄弱环节。随着新的考古资料，包括城市遗址、墓葬、碑铭、钱币、壁画的发现，希腊化时期远东地区研究可能会有新的突破。

（原文参考《全球史评论》第十一辑，2016，Pp.231-236.)

（2019年11月瑞秋·梅尔斯博士在复旦大学会议做报告，更多希腊化信息参照其创办的https://hellenisticfareast.wordpress.com/）

（2019年11月齐小艳博士在复旦大学会议中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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