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河谷文明约兴起于公元前3300年，至前1700年后开始衰落，前1300年前后消亡，是史前几大古文明中离华夏文明比较近的一个。
印度河谷文明和东西方的古老文明都有着密切的文化、贸易来往。其中和两河流域的关系尤其密切，两大文明间交流的地理通道包括经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海上商道，以及经由中亚和伊朗东部的陆上商道。
在将青铜冶炼的原料和大量手工艺品运往西方的同时，印度河谷也和西方的很多古老文明一样早早出现了印章。虽然很难断言印章的使用是从西方传入的，但在形制、纹饰、材料等许多方面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印度河谷文明的断代分期表如下——
以下据年代和纹饰题材，对印度河谷的印章发展体系略作梳理。
（篇幅比较长，笔者懒得分上下篇了，耐心读）
印度河谷印章的起源
a、b、f为科特·迪吉时期（美赫尕尔VII期）
c-d、g为拉维时期（美赫尕尔V、VI期）
采自【1】
真正的印度河谷印章诞生于科特·迪吉时期（Kot Diji Phase，公元前2800 - 前2600年）。这时地区农业开始发展，城市的雏形形成，印章用于标识和守护私人或公共财产的功能也体现出来。
最早流行的印章是费昂斯或滑石材质的平面印，印面方形，背部带鼻纽，纹饰仍以几何花纹为主，但较拉维时期更为复杂而优雅，体现出审美的发展。一些固定的花样颇受欢迎，如四叶草、尖角十字（可能象征太阳）、同心圆等，并且有时会组合起来，它们很可能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
这一时期流行的两类印章材料都经过人为加工。费昂斯是以石英砂以类似烧陶的方式烧结的化合物，呈现部分玻璃化；而滑石则通常经过焙烧脱水，以提高其硬度和耐用性。
动物纹饰的萌芽
随着印度河谷文明的演进和印章的普及，各种动物、人物、神话纹饰也逐渐流行起来，不过印章的外形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背纽的高度有所降低直到成为一对凸起的“哑铃”状，印面仍然以方形为主；长方形的文字印出现的年代略晚，而少数其他形制则多和域外相关（参看后文）。
印度河谷印章的形制
市面上和各大博物馆收藏中最为多见的是动物纹饰的印度河谷印章，而其滥觞则同样在科特·迪吉时期。哈拉帕遗址出土的一件未焙烧过的滑石印章残件上出现了一头大象，其雕刻手法有较强的线条感，不同于后来流行的动物意匠。遗憾的是印章顶部残损，无法判断是否有文字以及早期印度河谷文字是什么样子的。
未完工滑石印章，哈拉帕出土
令人疑惑的是，在哈拉帕时期流行的各类动物题材中，大象并不太常见。但是由于前哈拉帕时代的遗址和文物发现较少，或许还有更多信息埋藏在地下。
独角兽王国
在法尔马纳（Farmana）的哈拉帕时期遗址中出土了迄今最早的带独角兽印蜕的封泥，年代在公元前2500 - 前2450年。此后，这一意匠开始了爆炸性的流行，尤其是在公元前2450 - 前2200年的所谓“哈拉帕文明成熟期”，有出土记录的独角兽印章数以百计，非官方发掘的则更难以估算。和其他动物题材印章，甚至其他各类印章相比都是压倒性的多数。
这类印章上的“独角兽”一般面向左侧，面前放着一个高支足的物体，背上有数个印度河谷文字。高支足物体往往被认为是奉献贡品的槽，也有人认为是香炉。另外，也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所谓“独角兽”只是侧面的公牛形象，而非幻想生物。
除了单独的独角兽外，另一种略微少见的题材是从一株菩提树上伸出两个独角兽的头部。
“独角兽”形象在印章上过于常见，甚至于很多工艺略微粗糙的版本如果不看文字就很难区分，这或许暗示其象征了一个庞大的机构——或许是某种行会或国家级的精英组织（此前有族徽的说法，但这种压倒性的比例似乎不一定能用家族血缘来解释），也可能是某种更为抽象的概念（如力量、胜利）。
或许是其代表的精英阶层在哈拉帕晚期的动荡中迅速失势，独角兽形象在哈拉帕晚期消失得也很突兀，并没有对后世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
印度河谷的“动物意匠”
除了“独角兽”之外，印度河谷印章上还流行几种动物纹饰。包括瘤牛、水牛、犀牛、大象、羚羊、虎、鳄鱼、蜥蜴等等。（用了不少摩亨俎达罗的实例，因为笔者懒得翻其他遗址了）
这些动物和“独角兽”类似，都可能是某个精英集团或某种宗教概念的象征。对它们的崇拜在后来的恒河文明也有所延续，甚而融入了印度教和佛教等后起宗教，如大象、瘤牛、虎等。
随着出土地点的不同，印度河谷印章上的动物雕刻水准和手法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变化。一些作品对躯干四肢细节描绘极为精准，一些则略显草率，一些工艺手法圆滑，一些则棱角分明。这暗示很多城镇都有自己的印章作坊，而印章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古老的十字和卍字纹
不同于很多其他文明，在进入成熟期后，几何纹饰并未从印章上消失，但是构图元素的多样性下降，呈现出一定的程式化。其中，最为常见的包括十字、卍字和迷宫等。当然这些纹饰都采用复合构造，如十字、卍字外面往往有嵌套的花纹（所谓阶梯十字），有时还有装饰同心圆。在同时期出土的饰花红玉髓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纹饰（当然同心圆是最常见的）。这也是卍字纹第一次大量出现在艺术图象中。
十字和卍字的象征意义历来充满争议，前者往往和生命、太阳等联系起来，后者则与财富、好运相关。在早期的印度河谷印章上出现过的尖角十字纹饰可能是普通十字的雏形；在蚀花红玉髓，同时期两河流域的滚印上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纹饰（尤其是后者，显然是用来象征太阳的）。
这两种纹饰在后来的恒河文明中也得到了传承。不过我们在其他许多早期文明（如加喜特、亚述、凯尔特）中也看到了这些符号的流行，其传播的模式值得进一步的考量。
奇妙的神话世界
印度河谷印章中最为玄妙的莫过于那些描绘了先民信仰世界的题材了，但是因为文字破译上的阻碍，其中很多图像无法完全为今人所理解。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位作“瑜伽”姿态的王者——他头戴高高的牛角头冠，手臂上戴满了臂镯。根据印度河谷出土的人偶形象来看，臂镯的数量决定了人物的地位，而这件印章上描绘的无疑是等级很高的贵族、祭司-王甚或神人这样的角色。他双腿以极为柔软的姿态盘屈，正如日后婆罗门修炼瑜伽的姿态，暗示着印度河谷文明和后世宗教的关联。
一些印章表现了裸体勇士和虎搏斗的场景，其中一些对称式的构图在两河流域的滚印上也流行过，年代上甚至比后者更早。图像中的勇士很可能也是印度河谷神话中的一位英雄。
另外一些印章上则描绘了一位站在树杈上的人物，正在“饲喂”或挑逗一只虎。这或许也是一则神话故事的桥段。
光怪陆离的组合生物形象也不少见。其中最流行的是“旋转头”（whirligig，这个词的意思是“陀螺”）——既将不同动物或相同动物的头部甚或肢体以辐射对称的手法组合成一个图案。类似组合的手法在几千年后的希腊、罗马和波斯印章、钱币上也可以看到，所以这里笔者沿用了后世的称法。
这种奇特组合的象征意义同样难以揣测，或许只是为了和普通的野兽区分，也或许是为了获得更强大的祝福或庇护力量的一种手段。
除了“旋转头”，人面兽身的形象也不少见，它们很像日后两河流域的亚述、巴比伦帝国流行的“拉玛苏（Lamassu）”神兽，或古埃及的斯芬克斯、迦南的切鲁伯（cherub）。
少数印章上更是表现了诡异的祭祀场景：被祭祀的神祇头戴牛角冠，站在一对鹿角之间。他（她）面前跪着祭祀的王者和一头人面兽，王者同样头戴牛角冠，下方则是舞蹈的女祭司们。感觉背景中的鼓点已经响起来了！！
印度河谷文字的破译迄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至今只有一部分符号得到破译，还有许多学者不愿意承认其为一种文字。大部分哈拉帕时期的方形印章上都会出现一行印度河谷文字，少数会带有两行甚或完全为文字所覆盖。
“哈拉帕成熟期”的印章和同时期两河流域（尤其是新苏美尔时期）的滚印有一个相似之处，既图像的雷同度很高（虽然滚印还可以通过一些填充纹饰来区分，但对于不太仔细的观察者这种差别太不明显了）。文字显然提供了鉴别印章拥有者身份的重要信息，相应地，滚印的楔形文字铭文以标准的形式指明了拥有者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印度河谷文字或许也蕴含着类似的信息。
哈拉帕时期末（约公元前2000 - 前1900年），出现了一种长方形的小印章，大部分仅有一行文字，就好像把原来的方形印章的文字部分切了下来；少数则在狭窄的空间里挤入一些工艺粗糙的人物、动物纹饰。对图像表达的漠视很可能和“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有关，也或许这些印章属于一个新兴的官僚集团。这种印章的数量非常多，甚至超过了独角兽印章，或许也从侧面证明这个时期印度河谷的社会运转和行政管理体系进入一个极为成熟的阶段。
“流亡者”的印章？
在摩亨俎达罗遗址出土过几件奇特的“变异”印章，它们的基本构图也是动物和文字，但是却有两个异常的特征：
实际上此类“变异”印度河谷印章在印度河谷之外的地区，尤其是波斯湾周边更为常见。其中一些的印度河谷文字也发生了变异，采用了一些不见于传统印度河谷印章上的符号，甚至有的还破坏了传统的构图，出现了对称牛纹之类（【5】里面有一些例子）。
学者们相信这些印章是印度河谷文明的“流亡者”所使用的，在逐渐脱离印度河谷文明并融入当地文明的过程中，他们也失去了对“传统”的一些坚持，甚或“遗失”了本来的文化。当然，这些“流亡者”可能也是印度河谷文明开拓商路的“先驱”，或称之为“贸易殖民者”更为妥当。
此类印章常被归于“波斯湾印章”的范畴，近年来更有学者提出了“波斯湾类型”的印度河谷印章的概念。相比之下，典型的“波斯湾印章”也是圆形印面的平面印，背钮呈现直径更大但更低矮的弧形凸起，一般装饰有四个同心圆，印面纹饰题材以人物和动物为主，呈现出更多古埃兰和古巴比伦的风格元素。
“波斯湾类型”的印度河谷印章和典型的“波斯湾印章”在形制上有着明确的关联，后者很可能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但两者在图象风格上的差异也一目了然。
印度河谷的“滚印”？
在十几年前，笔者刚开始研究域外印章时，市面上出现过大量的所谓“印度河谷滚印”。而当时笔者的一位老师却断言“印度河谷不使用滚印”。不过在大量阅读考古资料后，笔者发现印度河谷确实出土过几件滚印，比如下面摩亨俎达罗的这件。
但是，就纹饰风格来看，这明显是一件古埃兰时期（Old Elamite Period）的滚印，和印度河谷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
其实这些零碎出土的滚印更大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印度河谷和两河流域、埃兰之间存在密切的商业往来。前往两河流域、伊朗的印度河谷商人为了融入当地的商业体系而使用滚印；前往印度河谷的两河流域、伊朗商人也会带着自己的日用滚印，以便和“老主顾”做买卖。这些成日奔波、一心逐利的商人对滚印的艺术性要求也不会太高，往往会雇佣当地的工匠雕刻他们自己文化范畴中的图像，因此作品的质量也就难如人意了。
另一方面，印度河谷几乎没有长篇文本出土，更没有大型的泥板、陶球等铃印媒介，因此滚印即使出现了也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就现在的认识来看，说“印度河谷不使用滚印”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若说“印度河谷没有出土过滚印”就不对了），至于市面上看到的那些所谓“印度河谷滚印”，则不是误断了产地年代就是低劣的伪造，需要另外甄别了。
印度河谷印章用在哪里？
和两河流域类似，印度河谷印章也用于封泥，这些封泥当为存储货物时的封印装置。
另一类令人意外的媒介是陶器。在陶器焙烧前铃印，烧成后的印戳就成了永久性的。
其实，类似的习俗在世界很多古代文明中都出现过（比如诺彦乌拉的匈奴墓葬中就出现过底部带印戳的陶器）。印度河谷的这一习俗可能是由中亚或伊朗东部传来，而后者则可能进一步地，从安纳托利亚（土耳其）经由欧亚草原传入。
陶器铃印有着丰富的实用功能，可以作为商标，也可以为一些固定的贸易或仓储用容器指定内容物的种类或来源，当然也可以作为装饰。
还有一类很特殊的器物是所谓“泥板”（tablet）。和两河流域的泥板迥异的是，印度河谷的“泥板”上很少有大段的文字，而是往往只有一些凸起的图像和小段文字，其实和印章纹饰有着大量重合。这些“泥板”的内容有很多重复，可能是通过专用的模具制成，作为神庙中供奉用的代币之类。在考虑印章图像学时，它们也是重要的辅助材料。
印度河谷印章是古文明印章体系中的一朵奇葩，它有着独立的发展体系，当发源时受到过西方史前文明的影响，此后又通过海上和陆上商道与中亚及西方文明有所交流。其纹饰蕴含的奇思妙想和深厚文化底蕴在这里也只能作管窥罢了。
需要提醒的是，印度河谷印章历来是仿制和假货的重灾区，以笔者的观察，市面九成以上俱为今人所作的仿制品。而通过“非正规”渠道出现的即使是“真品”的印度河谷印章，也基本都是近年当地盗掘的产物。随着印度河流域地方政府管理的加强，有价无市的情况早已很明显。对于专业的收藏家也需要注意辨别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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