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珠迹美术馆
寻觅文明的足迹
滚印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和艺术品，钟情者和收藏者古来有之。根据滚印考古出土记录，结合滚印的复用现象来看，在人类最早的两河流域文明，国王祭祀、皇家贵族、达官政要都有珍藏或改刻前朝滚印的记录。此外，古埃及、印度河谷文明、地中海文明均有滚印出土记录。例如，在地中海文明的希腊忒拜（Thebes）出土的一件爱琴文明晚期（约公元前1270年）的木质收藏盒内发现，装有滚印等大量不同时期的印章，盒中的一件滚印属于加喜特王朝的布尔纳·布里亚什二世国王（公元前1359～前1333年在位）的大臣，这件滚印随着商人和收藏者的脚步跨越了时间和空间。
图1 北京大学的贾妍教授在清华大学讲述希腊忒拜出土的滚印
十八世纪初，欧洲派往中东的外交官和旅行家们偶尔会从当地的古董市场带回少量的滚印。然而，在当时希腊罗马和埃及宝石雕刻备受关注的背景下，这些零星的收藏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由于对近东历史的无知，当时的欧洲收藏家们将它们统一归在伊特鲁里亚印章的类目下。
近代三百年的滚印收藏研究史，就从这里说起……
近代滚印收藏始于十八世纪初。初时，欧洲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们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许可下前往中东旅行，偶尔会带回一些当地的“土产”，既各种古物，其中就包括了滚印。当时欧洲人对于西亚古代历史的认知仅限于圣经中的描述，以及古希腊历史学家贝罗索斯（Berosus）留下的一些断篇残章（贝罗索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的《巴比伦尼亚史》一书是西方世界最早记录两河流域早期历史的著作，但是原著已经佚失，仅在一些后期著作中提及），对巴比伦之前更是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当时极为推崇希腊、罗马的古代文化，对近东乃至更为东方的文化却仅限于猎奇的程度，以至于早期流入欧洲的滚印往往被归入“伊特鲁里亚”（伊特鲁里亚是亚平宁半岛北部的古代文明，曾一度是罗马人的宗主国，他们同时也是希腊文化的追捧者）。这显然是极为荒谬的，但是也有着其时代的原因。
1752年，康姆特·凯鲁斯（Comte Caylus）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了滚印，这套长达七卷的浩瀚大作中绘出了七件滚印的图像。
图2 最早提到滚印的研究著作，1752年出版
十九世纪初，随着楔形文字的破解，学者们开始对滚印感兴趣——但是仅限于铭文。当时发表的一些论文也主要是在讨论铭文的内容，滚印的纹饰依然是难以触及的“谜团”，不过这一时期的积累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伦敦的库里摩尔（A. Cullimore）是第一位大量收集滚印的收藏家，他的藏品在1843年发表，其中展示了174件滚印，这些滚印的大部分最后都流入了大英博物馆。
1847年，费列克斯·拉贾德（Felix Lajard）出版了一份精美的滚印图录，包含有110件滚印，无论是纹饰绘制还是做工上都远优于稍早一些库里摩尔（A. Cullimore）的图录，后者是第一份大规模的滚印图录。拉贾德在书中提出所有的滚印纹饰都是波斯密特拉崇拜（密特拉是波斯伊朗-雅利安古代信仰中的契约和光明之神，在波斯拜火教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的宗教图像，这显然也是对西亚历史充满误解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但针对纹饰的研究由此终于开端。
1840到1850年代是考古大发现的时代，法国和英国的考古队分别在库萨巴德和尼姆鲁德找到了亚述王宫的遗址，并发掘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这些发现印证了圣经中的描述，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为西方研究两河流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850年代末，“西亚考古学之父”亨利·莱亚德回到英国，带回了大量发掘自亚述遗址的滚印，并在欧洲掀起了滚印收藏的热潮。英雄和时势互相成就，正当其时！
图3 大英博物馆常展的“西亚考古学之父”亨利·莱亚德头像油画
1888年，法国摄影师和旅行家路易斯·德克勒克（Louis De Clercq）和胡歇姆·美南特（Joachim Menant）合作，出版了他的461件滚印藏品。这些藏品现在大部分收入卢浮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卢浮宫的几件最顶级的滚印。这本书在藏品的质、量以及研究水准上都“碾压”了拉贾德，它驳斥了拉贾德的“密特拉教说”，并且为许多滚印的纹饰提出了全新的解读——它们中有一些甚至经受住了上百年的时间考验。将这本书作为滚印科学研究的开端并不过分。
图4 法国摄影师和旅行家路易斯·德克勒克
1910年，海耶斯·沃德（Hayes Ward）的《西亚印章柱（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 Asia）》一书，集中了多个收藏上千件滚印，在没有照相技术的当时可谓惊人之举。书中对不少神话题材滚印的解读至今仍有着生命力，对来自叙利亚的一批滚印的纹饰分析也非常到位。不过书中误将杰姆代特·纳斯尔风格的滚印认作了米坦尼时期（不过当时对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还毫无概念）。
1939年，亨利·弗兰克福特（H. Frankfort）的《滚印（Cylinder Seals）》一书完成了一项跨时代的成就——这本书第一次按照先年代后主题（风格）的方式对滚印进行了分类编目。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大规模滚印图录都采用了这样的分类编目方式。不过当时还没有对早王朝进行详细的分期，乌尔第三王朝也没有从古巴比伦王朝（当时称巴比伦第一王朝）中区分出来，中亚述帝国则完全不存在于书中。1955年，在弗兰克福特的另一篇著作《迪亚拉地区分层滚印》中对此作了修正，并提出了早王朝的三个分期。这时滚印研究著作大爆发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图5 亨利·弗兰克福特的《滚印》一书
综上所述，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滚印在欧洲掀起了一场收藏和研究热潮，滚印的艺术魅力及其和《圣经》之间微妙的关联让许多欧美收藏家沉醉，莱亚德本人则将他亲手发掘的滚印加工成了一套蔚为壮观的维多利亚复古风格首饰，作为给他未婚妻的订婚礼物。这套项链、手镯和耳坠组成的首饰备受维多利亚一世女王青睐，现在展示于大英博物馆四楼的近东文物展区。这一时期是一些重要私人收藏的成型期，如金融大鳄摩根（J.Pierpoint Morgan）曾委托海耶斯·沃德（HayesWard）在1885至1908年间购入了一千余件印章，其中的滚印成为今日摩根图书馆&博物馆惊人收藏的核心。法国摄影家德克勒克（LouisDe Clercq）在近东旅行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滚印，一部分现存于卢浮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叙利亚的马可波利家族收藏，包括数百件滚印，现已分散到多个博物馆和其他私人收藏中。另外一些重要的私人收藏包括索特斯克伯爵（EarlSouthesk，现大部分流入大英博物馆），内维尔（Newell，现存于耶鲁大学博物馆），摩尔（WilliamnH. Moore，赠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兰伯特院士（Wilfred G. Lambert，赠于大英博物馆），等等。
图6 莱亚德夫人的滚印珠宝，大英博物馆藏
世界级国立博物馆的重要滚印收藏基本形成于二十世纪，其中不少馆藏的来自上述的那些十九世纪大型私人收藏，这其中包括了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阿什莫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部，美国耶鲁大学巴比伦收藏，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伊拉克国家博物馆，荷兰海牙皇家徽章陈列等等。上世纪中叶以后，一批精美的国立博物馆滚印图录陆续发表，成为后人收藏和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现今。几乎所有的欧美的国家博物馆，以及世界著名高校博物馆均有滚印常展，这些收藏成为了滚印现代研究的基础。
图7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部的滚印常展
图8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滚印常展
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亚遗址发掘的进一步科学化，以及研究的系统化，学者们开始关注到滚印作为印章在社会环境中的功能、使用者、使用方法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而研究也回归到这一更为本质性也更为深刻的领域上。1987年，多米尼克·寇隆的宏篇巨著《最初的印迹》一书在列举重要滚印收藏的同时，也大量引用了出土泥板和封泥上的滚印印迹，对滚印产生、发展和演化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作了剖析入理的解读，由此成为滚印研究的圣经。近年来，更多更为深入，以及全新视角的研究也在不断涌现。
图9 多米尼克·寇隆的《最初的印迹》封面
大英博物馆从1962年开始组织撰写西亚印章丛书，Wiseman、Collon、Porada、Merrillees等世界滚印研究精英均有参与，分别于1962、1969、1982、1986、2001、2005、2008、2016共出版8本，该套丛书作为目前全球收藏研究滚印最权威、最全面、全专业的巅峰著作，8本集齐所需经费超过10万人民币，未来更是稀有珍贵。
图10 大英博物馆全套西亚印章研究巨著（共8本）
二十世纪后期，随着近东各个国家对于文物发掘和流出的控制，收藏家们开始寻找新的滚印来源。其中，拍卖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渠道。1989年6月，厄伦美厄基金会（ErlenmeyerStiftung）在佳士得送拍了322件古代印章，其中38件滚印有37件成交，创下97%的成交率；九年后，基金会又在苏富比送拍了63件滚印，创下94%的成交率。1991年6月，摩尔女士（AdaSmall Moore）收藏在苏富比上拍，140件滚印全部成交。2001年6月，苏莱纳（Surena）收藏在佳士得上拍144件滚印，成交额直冲天际，其中一件蓝玉髓的新亚述时期滚印以424,000美金（当时折合近360万人民币）创下了历史最高价（估价60,000～80,000美金）。这些结果充分证明了国际收藏界对于滚印作为重要艺术品门类的认同。
图11 国际上最著名的三场滚印专场拍卖
（1991年苏富比的摩尔专场、2001佳士得的苏莱纳专场、1992年苏富比的厄伦美厄专场）
虽然西方传教士从17世纪开始就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古代西亚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当时我国的知识分子和外交官员也很早就对两河流域文明的历史与文化发生了兴趣，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亚述学在中国仅有30多年的历史，确切来讲，真正科班出身研究滚印，仅有35年的历史。1985年，世界历史研究领域的三位元老周谷城、吴玉廑、林志纯联名倡议，在《世界历史》第11期第一页发表文章《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同年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点燃了中国对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史的星星之火。35年后的今天，这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这个燎原之势的重要标志是，现在国内已有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引进了相关人才，建立了相关的专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海外回国研究人才，其中不乏有世界著名博物馆馆长的得意门生、世界最一流高校的艺术史博士等。2000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在读的曹明玉（教授）开始撰写论文《两河流域地区争斗场景滚印的初步考察》，首次用中文“滚印”来定义cylinder seal，即作为滚筒印章的简写，又体现了滚压式的使用方式。
图12 首篇滚印相关的中文原创文章，2000年撰写，2003年发表
国际私立博物馆最著名正是上文提到的建立摩根大通、通用电气、美国钢铁、泰坦尼克号的华尔街之父摩根（J.Pierpoint Morgan），他70岁时卖掉收藏的字画、瓷器、家具等，在纽约打造了只陈展滚印和图书的摩根图书馆&博物馆。
国内自上世纪末开始接触中东流入的滚印，但早期收藏者多缺乏理论指导，以至赝品、仿品比比皆是，研究更是停滞不前。近年来，随着大量国外研究资料的引入和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国内滚印收藏开始趋向系统化、理性化、精品化。同时，一些重要收藏的出现也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在国内的私立博物馆中，北京珠迹美术馆拥有国内迄今最具规模且最为重要的滚印收藏，该馆筹建人基于“中国的摩根图书馆”的梦想，于2013年在北京建馆，并在2015、2017和2019年三度扩建扩建，拥有国内迄今最具规模且最为重要的印珠收藏。馆藏两河流域文明的滚筒印章、塔形和锥形印章，埃及文明的甲虫印章，地中海文明（希腊、罗马、腓尼基）的龟背印章，萨珊波斯帝国的印章等近千件，馆藏与古代珠饰和印章相关的英、德、法文原版书籍，以及近30年来佳士得、苏富比、邦瀚斯等国际知名拍卖行图录千余本。
图13 北京珠迹美术馆部分滚印收藏常展，2016年
图14 北京珠迹美术馆部分滚印收藏常展，2018年
图15 北京珠迹美术馆部分滚印收藏常展，2020年
两河流域文明的滚印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起源发展史。一个高度发达、延续时间长、涉及民族多、覆盖地域广、对人类的发展产生过甚至一直产生深远影响的两河流域文明曾在人们记忆中被淡化，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剩下的只是一些残留的废墟遗址和出土的少量遗珍。如今，与史实结合解读这些滚印，被埋没了几千年的文明物证又重见天日，一个失落的最古老文明被寻找了回来，被遗忘的历史部分逐渐得到复原，这无疑对今人了解过去，把握当前以及规划未来有重大意义。渴望了解自己的过去是人类文明的特征之一，我们今天想了解自己的过去，古人何尝不想了解自己的过去。我们或许对这些滚印主人的故事，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终其一生的梦想一无所知，甚至不清楚这些滚印上的众神的来历，但当我们用手握住这些精美的文明遗珍时，从滚印图案和楔形文字中深深感受到几千年前古代的场景，此时此刻，我们与人类历史最早的文明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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