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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工业对“卡脖子”感受最为显著的一年。从中兴，到福建晋华，交织着各种事件，回响不断。2018年，或许会成为中国工业史的一个最让人长记性的一年，也再次激发人们对共性技术的呼唤。而在中国制造的自力更生史上，对共性技术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大院大所，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院大所去哪儿了？
大院大所之热 共性技术之冷
在1999年院所改制走向市场化的时候，经贸委下属的10个局的242个院所（也被称为“大院大所”），被一刀切下，像下饺子一样扔到市场的锅里去了。有大量曾经背靠各大部委的行业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被迅速推向市场，有的被无情淘汰，有的生存下来。这其中也有成功商业化的公司，钢铁领域的安泰是最早上市的院所，而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在经过改制最早蝶变成中联重科，发展的顺风顺水，与徐工机械、三一重工一起，成为中国工程机械三雄。
大院大所的金字招牌，依然是很值钱的。当下随着地方政府的创新渴望，各地争抢大院大所。很多中央院所，都到地方政府去寻找资金合作。江苏是这方面的典范，直接推出“大院大所对接大会”，大手笔、高调地跟科研机构搞合作；青岛也给大院大所落地开出了落地一个提供5000万元的筹码。德国弗劳恩霍夫作为基础科研与应用创新的典范，成为中国各地政府耳熟能详的抢手货。
中国大院大所进入了一个奇怪的阶段。一方面是有一定市场化能力，但几乎没有共性技术；一方面是一女十嫁。恨不得把有限的科研资源，分身多处，跟各地政府去嫁接。许多大院大所都有过硬的牌子“国家技术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搞一个COPY版的分号，是最容易的。于是，这些听上去很有含金量的牌子，变成各地化斋共喜的利器。四处开花，使得大院大所更是难以集中精力打技术歼灭战。就像是孙悟空的毫毛术，一根一根，小猴子倒是拔了一推，但能管事儿的没几个。
共性技术与应用研究是不同的，它需要连接市场需求，却又要远离商业诱惑。而现在绝大部分院所，都是在搞应用研究，甚至是直接跟企业抢市场、拼刺刀。热闹固然是有的，但跟共性技术却是一点都不搭边。
那么，如此尖锐的卡脖子之痛，背后的共性技术，却是都去了哪儿？
三十年打底（1949-1978）
最早的中国制造是从一清二白而开始的。1956年当时分管科技的领导人，对全国范围的科研体系总结为，“统一的民用科研体系，是由中科院、高等院校、部委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这四大方面军组成” 。后两者，构成了后来的大院大所的主力军。
新中国的工业一清二白，科研能力更是白纸一张。然而，越是新起步的行业，越是要抓科研院所的力量。
一机部的电器工业，从1953年开始筹建北京电器科学研究所，一五期间在1956年-1957年两年的时间，就一口气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南京五个城市，建立了9个部属一类研究所 。从1958年开始，每个大类电工产品，都有一个研究所，共有11个。除了上海电缆所，其他都是依附于工厂的二类院所。这五年的院所发展，如雨后春笋，标志着一机部系统的电工行业的科研体系基本完善。
越是要自力更生，就越要发挥院所的作用。到了1966年，一机部直属科研机构，已经从1957年（一五末期）的21个，发展到48个，形成了四大护法金刚：部属研究所、厂属行业归口研究所、地方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机械工业科研工作体系。
这期间，大院大所的发展，永远只有两个分合的主题：一个是院所与工厂的并离，一个是中央与地方的领导权交替。
1959年，一机部发出《关于科学院所机构下放的通知》，是与企业下放相配套的科研体制尝试的第一次。新建的研究所往往按照这个思路，下放到工厂或者外地 。同时开始将相互配套的工厂建设成一个联合的经济单位，成立了哈尔滨的东北电力机械制造公司（东电）和西安的西北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分别由一机部和省双重领导。这是第一次企业集团的尝试。双头领导被寄予厚望。
随着苏联专家的撤离，1961年国家科委和中科院制定了“科研14条”，保证科技工作的正常秩序。随后一机部在编制未来10年机械工业科技发展纲要时候，再次重点强调电器工业研究所的作用。于是在1961年-1965的四年期间，建立了17个电工研究机构，8个属于一机部管理，其他归地方管理 。这其中最早建立起来的就是在昆明的西南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高原电器的研究，属于部委直管。与此同时，大量的测试基地也建立起来。
随后文革十年，是科研力量遭到恣意破坏的十年。一机部的48个研究单位下放到地方41个，科研队伍七零八落 。一切都是低谷。
最强大脑十年（1978-1989）
到了1978年，旧事重提，烟火继续。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开始成为主导思想。一机部在1977年下达了《1976-1985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明确提出要研制“60项重大成功技术装备、380项重大产品、100项基础件攻关和120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其中基础件攻关非常具体，例如，液压件寿命超过1万小时、链条寿命提高到1000小时、气门弹簧达到600小时。而轴承行业则干脆成立了2600多个质量管理小组 。这些精准定义的攻关目标，极大地提高了机械行业的基础能力。可惜这些具有先见性的规划，后来陆续因为从国外大量进口、大量引进而束之高阁。
与此同时，科研机构开始实行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新的研究院重新热闹起来，一机部的科研工作被重新注入活力 。
中央与地方的指挥权之争再次浮现。那些陆续被下放到各个省市的科研单位，重新调整为“双重领导、以部为主” 。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放十年难回头。各方的利益掺杂其中，地方和中央的意图交错，使得这种双重领导并不算顺利。与此同时，一机部也开始组建了全新的院所，包括长春气象仪器研究所、北京机械自动化所。
1982年6月，机械部系统有502个公司，其中电工行业有100个公司 。并且电工行业的科研设计院所的力量不可忽视。一类所19个，二类所20个 。基本比例是100:40。
也就是每10个公司，就有4个大院大所在做共性技术支撑。这是中国制造业养分最充足的岁月。
而属于其他水电部、轻工业部的电工院所还有17个。
这其实并不是孤例。截止到1985年10月，当时的石油机械制造厂，有53个（60%的分布在一机部），而石油机械研究所则带有9个。也就是每10个公司就有2个院所作为支撑。当时石油机械工厂员工10万多人，而研究院所职工约3000人。科研制造人员强度为3%，每百人制造就有三人在从事大院大所的工作。这些密集分布的院所与制造工厂的比例，飞速推动了当时技术创新的发展。同样机械部归口的13大类仪器仪表行业，也有79个科研设计单位。而科研制造人员强度，则高达9%。
表1：1985年科研院所强度
（南山工业书院整理）
图1：企业数量与科研院所数量的比例
（南山工业书院整理）
这些分类齐全的院所，主要分为三类。以电工行业为例，分别是：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研究、综合技术和系统、电工产品研究所。
图2：三类共性科技研究所
这些院所 ，对于中国电器行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从1979年到1985年，电器工业增加值，靠科技进步的占到2/3以上。
在1985年前后，机械工业部直属研究所共有64个（60年代48个，70个年代10个和80年代6个），地方系统的院所有493个，机械部系统的工厂有151个，机械部高等院校有66个，企业院所估算有6000个大小不同的研究机构。而作为科技研发的重要支撑力量——科技情报，也在1985年达到了巅峰的地步。此时，一机部情报所已经成立直属和二级情报网络达到140家 。
而到了1988年前后，全国机械行业共有各类研究开发机构624个，可以覆盖129个主要大类的机械产品的设计与攻关 。
一时间，大院大所群星灿烂，有力的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在共性技术和大院大所最为辉煌的时候，1979年-1984年的科技体制改革也悄然开始了。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推动科技为经济服务，大院大所不可避免地迈出改制的步伐。
最早5年试点“预算合同”。1985年，一机部对科研经费进行重大改革，设立科研基金，发布项目指南，进行招标。机械工业科研体制改革思路是“以推行技术合同制为突破口，使技术成果从无偿使用到有偿转让”，用“预算包干、超收分成”的方式 。在1985年国务院39个部门统计中，一机部的直属科研单位技术转让成交额为第一位。部属研究单位的横向合同收入，从1982年几百万收入激增到1985年的1.2亿元。
院所改制，市场大好。然而，来自商业上的成功，却掩盖了共性技术的公共品属性。
共性技术像一个被老师“到角落里罚站”的学生，边缘化、角落化趋势初见。
成立于1956年长沙建机院，是国内唯一集建设机械科研开发和行业技术归口于一体的应用型研究院，被誉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技术的“发源地”。然而1994年改制后，早已成为中联重工独自的研发部门，与另外两家市场竞争激烈，早已难谈共性技术的供给了。这些机构的“掌握核心技术、引领产业发展、为行业服务”使命早已无影无踪。
曙光十年（1990-1999）
1990年对于大院大所仍然是个好年头。千家大院，一时雀鸣。随后十年，是中国科技产业一体化最为辉煌的十年。
1993年承认大院大所的主体经营地位，全国有100家还被赋予了进出口贸易权。在1993年-1995年，机械部的21个科研院所获得了进出口经营权。这个像石油管道一样的财富开关，后来也成为大院大所的巨额利润来源。
1996年，机械部直属研究所有64个，其中共性技术为8个、产品开发49个、公益类7个 。年收入28亿，是1985年的6.5倍。
1985年-1990年，大院大所创收巨大，财政部的减拨目标，居然提前完成，从80%，完成到85%。一时天下欢颜。繁荣之象，加剧了大院大所的改革步伐。
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却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前置性条件，那就是大院大所带着三大法宝，轻松进入市场。带着金饭碗（有技术），甩掉大包袱（无需负担退休人员），骑着风火轮（15%的减免税，一直到2006年才取消）。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冲击。大批武器精良的部队骑着马从高地，冲向平原阵地。一时间自然风光无限。
1994年到1997年是，一机部开始贯彻国家科委关于“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工作方针。当时的机械部领导，还特别强调了“稳住一头”，重视产业技术的共性基础研究的发展。然而，随着1998年机械部的陡然撤销，“倒下一头，狼藉一片”。1999年开始大院大所的大规模改制，机械部原来直属的64个院所也同样被一锅端，机械制造的共性技术已经进入了全面沦陷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学，在机械行业似乎一直未能取得突出的成就。到1983年，机械部所属的16所高校，有研究所94个。但平均每个科室只有不到14人，承担的基础研究课题不多。而相反，在发达国家，机械工业的基础科学研究任务，主要由大学承担 。
千家大院金，一朝财散尽。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
失控十年（1999-2010）
1999年是惊雷巨变。
这一年是共性技术的悬崖岭。在这一年，大院大所被强行推往市场，技术力量被加速转化，事业单位被废除。经贸委的10个国家局，242个院所，全部被推向市场。第二年建设部的134个院所，也被推向市场。
它将见证许多大院大所异常风光的十年，也将见证随后二十年共性技术的边缘化。
如果说1998年撤销机械部是对未来制造业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二年大院大所的裁撤，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科技定位的战术误判。一个是顶层设计的自毁房梁，一个是共性技术的自断根基。这两个根本性的决定，给中国机械制造业留下了长久的内伤。
1998年-1999年是中国机械行业没爹没妈的时代。它深刻地影响了随后二十年中国制造共性技术的走向。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随时听到二十年前那两次巨大的声响：那是制造业两大立柱，轰然落地的声音。
1998年机械部被撤销，失去制造业全局一盘棋的大脑，而1999年则斩断了共性技术的血脉。这是中国制造业最为灰暗的两年。
中国机械制造，从此处在一个上无房梁、四面漏风的建设之路。虽然一路向前，却也是一路裸奔。全球贸易分工的来料加工所形成的技术依赖、摊大饼的做大不做强、求集成不求基础的做法，逐渐成为制造业的通病。
与此同时，另外两种科研体系，也以绝然不同的主宰力量分头重建：一个是发改委主导的国家工程实验室，一个是科技部主导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1994年到1999年期间，原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牵头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开始进入共性技术研究的行列。在69个中心中，机械工业部达到10个，总金额超过6个亿。最大的是西安的国家电力电子工程研究中心。随着机械部的撤销和院所的改制，这些重资建立的研究中心，公益基础研究功能迅速弱化。这两类科研机构，对中国产业产生“深、远”影响。一个“深”锁在国资企业的大宅之内，成为“地壳中的创新”，与创新活力主体的中小企业几乎绝缘；一个离产业化市场太“远”，纯粹成为科研人员、教授的论文工具，成果完全无法转化。
裸奔十年（2010年出发）
制造业创新是一个漫长的链条，它的创新周期远远超过了一般官员的任期。没有耐心、没有长久的规划、没有远离炮火的宁静，是不可能完整地实现创新的链条传递。而在市场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做大的功利性法则，则是导致大院大所市场化、低能化，进而失去共性技术供给的罪魁祸首。
上海电科所在转制后，一部分部门去开拓市场，另一部分则坚持研发，为行业企业提供新产品研发、产品检测和技术咨询等服务。当时电器行业对技术服务需求比较强，使电科所渡过了最初的生存难关，并不断触碰前沿技术，在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电机系统节能等领域都有所作为。
更多见到的是转制的挣扎。许多转制科研院蜕化成了一家家不大不小的企业，不仅丧失了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的功用，而且只能用封闭的技术，甚至作坊式运作，进行低水平竞争。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成为土豆俱乐部的成员，与创新难言相关。
不少院所为了维持生计，抽调精兵强将去创收，导致科研投入强度低，科技攻关与技术储备能力不足，选题雷同、项目小型化、行为短期化。
书到用时方恨少，痛到根处是真痛。过度市场化的欢喜，一时倍显当下卡脖子之痛。
自1991年开始，启动实施了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到2010年年底，科技部有40个重点实验室，发改委有65个工程中心。截止到2017年10月，已建设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46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 。
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大。仅仅就科技部扶持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而言，根据科技部2018年的报告，截止到2016年年底，共有177家，获得研究经费55.3亿元。每个企业平均3000万。而其中材料24.5%，制造14.7%，两个合起来将近40%的研究经费。这些投入，最后跟共性技术的关系是什么？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实现了数控系统核心技术突破的沈阳机床，不仅没有从部委拿到一分钱，而且在2018年5月被宣布摘去“高档数控机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牌子。自投资金20多亿开发i5数控系统的企业，却成为“惩戒”对象。
一笔糊涂账。
图3：五级体系
中国的共性技术研发体系，从顶级的国家实验室开始，到最下面的省部级工程技术中心，共有五层护法机构，而且重金投入，却依然解决了不了众多的共性技术问题。让人倍感无奈。
2017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不再批复新建国家工程实验室，科技部不再批复新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缤纷精彩 化雾成烟
1998年和1999年两个战略与战术的误判，就共性技术的供给而言，导致大院大所随后沦陷二十年。当年科技知识力量大爆发的盛况，成为遥远的空头记忆。
为了掌握世界工业的发展水平，自1973年开始，每隔五年，一机部情报所就会组织机械工业系统100多个研究所、设计院所和部分企业，共同编写《国外机械工业基本情况》，全面反映世界机械的进展。到1985年已经完成三轮，每一轮2000万字。而如今，这种为全行业提供对环球工业整体形势的传统早已丧失殆尽。情报所还在，但大局观的看家本领早已退化。没人再能从整体上看清复杂的国际制造业的全貌了。在1985年机械工业部系统有将近1万名科技情报人员，到2017年，制造业体系专职做情报工作的，估计不足千余人。
最知名的大院大所也难免落子惆怅。现在归到国资委管的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是中央企业中唯一以从事装备制造业基础共性技术研究为主业的单位。1956年在前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一机部在已有的产品设计、材料试验等基础上，建立了机械科学试验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前身），后来成为机械部最大的直属综合性科研机构，主要从事机械工业共性技术、基础工艺的研发。到了2017年，企业已经改制更名为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有5000余名职员。而遥想当年的1984年，职工就是5000人。科技人员占比并没有明显优势。三十年过去，即使当下有4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30余个行业和省部级创新平台，在基础部件卡脖子的档口，也难谈有多少共性技术担当。
最值得唏嘘的是，作为工业母机的机床行业，曾经有过强大的“三大金刚”的保驾护航。1956年开始分别建立北京机床所（当时是金属切削机床研究所），负责8个方向的综合性技术中心；大连组合机床所负责组合机床和自动化生产线；广州机床研究所负责配套的造型设计、液压、密封等基础技术。到了1985年，机床行业有37个专业研究所 。
做为最早、最具规模的机床研究所——北京机床所，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参加机械部组织的多项行业技术攻关，如高精度精密机床行业攻关、第二汽车厂制造设备的攻关、数控技术及装备的攻关等，试制了中国首台卧式加工中心。这样做出重要贡献的大院大所，在2000年以后，难言有何突出功绩，市场求生求活的一个企业而已。2011年底，北京机床所整体加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公司，沉下水面。细看下去，北京机床所更像是日本发那科数控系统的好伙伴。它当年曾有过最好的开发数控系统的时机，但由于要跟日本发那科成立合资公司而被断送。随后，它为行业培育了无数熟悉Fanuc数控系统的技术蓝领。缺少熟悉系统的职业机工，也成为国产机床数控系统难敌国外数控系统的一个重要壁垒。而机械行业昔日最优秀的机床基础技术开发阵地，沦陷成为国外系统提供优质操作工的大本营。
随着1999年院所改制的一声号令，广州机床研究所进入国机集团中工机电发展总公司。略作挣扎，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也在当时省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下，本着“做大船”的想法，在2000年8月被整体强制并进入大连机床集团。随后，大连组合机床所的主要技术骨干先后下海，机床行业的院所王牌主力，静悄悄地化为几乎没有存在感的研发部门单位。再到2018年的大连机床集团的破产重组，大连组合机床所已经如往事云烟。
与这些王牌研究所逐渐各自衰落相伴的是，曾经辉煌的“机床18罗汉”也逐渐凋落，所剩无几。机床大院大所的科技三杰，所承担的共性基础技术的供给，再无主角。而最需要共性技术支撑的中国高端机床行业，却是陷入各自为主营之势。谋生的红海，相互砍伐，让中国的母机阵营，完全乱了阵脚。
技术基础那挥霍过度、入不敷出的账单，终于寄回来了。
其实，在1986年1月的中央文件中，关于“科技拨款”也有明确规定，将经费按照三类管理：面向技术开发的技术合同制、面向公益和基础研究的科研事业费包干，和面向基础研究单位的科学基金制 。分类清楚，因院所而制宜。对于当下国人非常敬仰的德国应用基础研究协会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其经费收入也是三分天下：政府拨款、企业委托、项目及基金类。
可惜当时大院大所的改制，政策频发，密集上路。许多驴马骡子四不像，全都在规定的时间点，统一上路狂奔。而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基本上仍然产权不清，翻牌换号，实行“一所两制”，账号林立，各种子公司层出不穷。而急功近利的“科研产业化”思想，严重地冲击了共性技术所需要的耐心。
这几十年过去了，大家其实也都想不起来原来的章法了。
不问新机制 莫谈制造创新
2015年随着中国强国战略的出台，“制造创新”重回人们视野。作为推动工业发展的主管部委，工信部终于可以抖擞精神，建立面向制造业应用基础转化的制造创新中心了。这是对1999年那次共性技术地震的一个迟到的回应。
然而，相比发改委、科技部等早已羽翼丰满、建制齐全的既有国家科技支撑机构，当下的重起炉灶，看上去也是力不从心。而既有的各家大院大所，则是沉重的躯壳和巨大的惯性思维，也难以适应系统性攻坚的需要。仅仅简单地赋予大院大所以新使命，可以断定是无法解决问题。真正能够实现共性技术转化的新型研发机构，还需要有待更大的魄力、更自由的“新大院大所”机制、更具产业格局的领军人物，来挑战壁垒重重的创新危局。
大院大所发展65年，正是中国共性技术起起落落的65年。两线相绕，相辅相成。当下，中国制造要向中高端产业链转移，需要攀爬无数新梯，而国际上却是充满了抽梯子的敌意。此时，用“国家战略保障机构”的眼光，重新审视“新大院大所”在共性技术中的担当，也正是恰到的时机。制造业创新，是一个最容易挂在嘴边却又最难落实到手脚行动的葵花宝典。这是一个方向明确但行程不定的旅途，也是一把急性子的人打不开的锁。
只有确立中国制造的创新大体系，才能真正解开卡脖子的绳索。而庙堂之算，则远胜于江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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