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二战德军主力战机的福克-沃尔夫Fw 190有着数量庞大的生产总量，以及与高产量相映衬的极为庞杂的家族谱系：A型“安东”战斗机、D型“多拉”高空战斗机、F型“腓特烈”对地攻击机、G型“古斯塔夫”长程战斗轰炸机……其中，A系列战斗机一经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亮相，便成为活跃德军全战线的空战新锐。之后，F系列攻击机在一次又一次的挂弹出击中展示了这种“大杀器”的另外一副可怕尊容。
迪耶普滩头
对于从法国阿布维尔地区德卢凯特野战机场起飞的德国空军JG 26战斗机联队第2大队5名Fw 190飞行员来说，他们绝不会料到当自己在1942年8月19日这个霞光乍现的清晨照例飞越迪耶普海滩时，所能见到的是一番这样的景象――满眼都是敌人。空中是涂着三色圆的英国战机，海上是大小舰艇，地面上涌动着蝼蚁般的抢滩登陆者。“入侵开始了！”随着尖锐的警报，负有拱卫第三帝国西欧空域之责的JG 26和JG 2联队Fw 190机群便开始陆续升空，扑向迪耶普。
自1941年8月在法国上空首次亮相以来，这种福克-沃尔夫战机已经凭借其优异性能而在敌方阵营中赢得了“屠夫之鸟”的名号。JG 26联队是全德国第一支换装Fw 190的战斗机部队。而当该部的换装接近尾声时，JG 2联队也开始换装这种战机。这两支战斗机部队都是声名显赫、高手云集――JG 26曾经由王牌飞行员阿道夫・加兰德指挥，而以一战传奇人物“红男爵”里希特霍芬命名的JG 2前任联队长曾是不列颠之战中的头号王牌赫尔穆特・威克。突如其来的迪耶普之战恰当地证明了这两个联队的实力。从8月19日6时43分击落第一架“喷火”式战机开始，德军JG 2和JG 26飞行员大开杀戒，竟然在一天之内取得击落105架英国战机的战果，而本方的损失仅为20余架。
迪耶普之战以盟军的失利告终，Fw 190则成为当日的空中王者。不过，在这种战机不断重复绝杀一击的同时，它在另一项任务中的表现似乎更令德国方面感到高兴。德国空军第3航空队在当日的战报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点：“Fw 190非常适合充当战斗轰炸机（攻击机），当然，还需要在不牺牲灵活性和速度的前提下增强防护能力，其飞行半径也应尽快增加到400千米左右……相比之下，将其他战斗机改为战斗轰炸机的想法显得不太现实。”
报告中所提到的这批战机是在机炮之外还加挂炸弹，将打击目标由敌机变为敌方地面目标的特殊的Fw 190，是“屠夫之鸟”以对地攻击机面貌出现的第一次亮相。事实上，JG 2和JG 26在1941年初秋即开始编组专门使用战斗机来打击地面点状目标的单位，在两个联队中的番号均为独特的第10战斗轰炸机（Jabo）中队。而在1942年初夏位于卡昂近郊的卡皮克特机场上，首度出现了翼下挂载着炸弹的Fw 190。迪耶普，正是这些“炸弹版”Fw 190所接受的第一次考验。它们在当日中午前出现在滩头空域，用先投弹再扫射的战法攻击了大小舰只和滩头部队，“对敌扫射时的姿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JG 2第10（Jabo）中队更在14时重创英国驱逐舰“凯尔佩”号和“伯克利”号，后者因无法行驶而被友舰补沉。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成功让中队长弗里茨・施罗特得到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而他的手下在这一天里无一伤亡。与此同时，JG 26第10（Jabo）中队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而且只被“喷火”式击落1架而已。
两个Jabo中队的表现和第3航空队的报告让福克-沃尔夫公司和德国航空部的相关官员感到振奋不已，这证明他们已经在着手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将最富效率的战斗机改成同样富于效率的攻击机。
“腓特烈”诞生
当Fw 190A型战斗机列装部队后不久，德国航空部便开始积极考虑将这种战机转用于其他用途的可能性，尤其是对地攻击。当时，担负着日益繁重的攻击任务的是已显得过时的 Ju 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简直老掉牙的Hs 123双翼攻击机。至于亨舍尔公司的另一种被寄予厚望的“专业”攻击机Hs 129，则还没有达到能够送上前线的程度。在青黄不接之际，德国空军开始让Bf 109E来临时客串攻击机。以Fw 190A为基础的攻击/近距离支援型号的研发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1942 年年初，对1架Fw 190A-0/U4进行的挂载炸弹尝试获得了初步成功，这意味着攻击型Fw 190迈出了第一步。技术人员通过在机翼和机身下方增加外挂点安装炸弹挂架，实现了航空部“每架攻击机至少须挂载4枚50千克炸弹”的最低要求。不过，由于改装攻击机所必不可少的装甲防护造成了至少360千克的额外重量，这架A-0/U4最终只在机腹中线设置炸弹挂架以求得攻防能力的某种程度平衡。
之后，航空部立即要求依托现成的Fw 190A-3型生产线，赶制出一批在机腹加装炸弹挂架的“屠夫之鸟”。从1942年2月开始，这样一批战机被交付到JG 1、2、5、26等战斗机联队中，上文提到出现在迪耶普的便是其中之一。而在迪耶普之后，这批挂着炸弹的Fw 190A-3又投入到针对英国东南沿海地区目标的一系列“打了就跑”袭击中。到当年12月，这批战机又成为新创立于诺曼底地区的独特单位SKG 10联队的主要装备。虽然SKG的字面意思是“快速轰炸机联队”，但它的基本装备一直都是Fw 190。在比海峡前线更靠北的地方，也有一个单位在使用Fw 190A-3实施着攻击行动，那就是JG 5“北冰洋”联队的第14（Jabo）中队。这些战机的特殊之处在于作战的同时还要经受极端天气的考验。而在成功击沉多艘苏联舰船后，这个中队先后收到了第5航空队司令部和希特勒本人的祝贺。
不过从前线的反馈来看，执行攻击任务的飞行员们对于新机型并不是很适应。第14（Jabo）中队就曾报告称：“Fw 190是比Bf 109笨重的机型，在执行低空扫射时，其发动机罩导致前方视野不佳，而且较难判断机身距离地面的高度。”前方视野受限似乎是Fw 190那硕大的星形发动机罩与生俱来的问题，但是后方工厂可以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好，所有这些临时改装的A-3当然只能是过渡方案。事实上时至1942年9月，福克-沃尔夫工厂就已经开始在A-4型的生产线上改制新的“炸弹版”Fw 190了，这便是Fw 190A-4/U3。其主要武器投放装置是机腹中线的ETC 501型挂架，最大载弹量500千克；如果改用ER 4型挂架，则最多可挂载8枚SC 50型人员杀伤炸弹或其他同等重量弹种。机载武装为机身2挺MG 17机枪（各备弹900发）和翼根2门MG 151/20机炮（各备弹250发），为了抵消增加的自重而移除了机翼的2门MG FF机炮。 F-8是以Fw 190A-8为基础改进而成，动力采用BMW 801D发动机，还配备了一具喷射器，当战机在1000米高度以下时可以在短期内提升发动机的功率，而最新的FuG 16ZS无线电台用于直接和地面部队联络，从而有效提高近距离支援效能。武装方面延续着“炸弹大雷公”的本色，机腹和机翼最多可装8个挂载点，后期生产型的机翼ETC 50挂架改为ETC 71型，挂弹能力亦随之提升。F-8有R1、R3、U1、U3等多种衍生型，武装方案诸如加挂机炮吊舱和鱼雷挂架等不一而足，不过除R1外多属实验性质。F-8全系从1944年3月开始生产，最终成为“腓特烈”家族中产量最高的型号。
在新出厂的“腓特烈”赶赴战场之前，迭经损耗的前线各部可用的Fw 190F的数量在不断减少。SG 4的2个大队南调、1个大队赶赴西线之后，在苏联战场上尚有一定战斗力的仅为SG 2第2大队、SG 10联队和SG 77第2大队，这些单位的实力相加也不过80架左右。而当后方工厂的产能于1944年初提升至可以月产300架之后，各个前线单位在当年9月20日的“腓特烈”F-3和F-8的总数上升为555架。不过在此之前，虽然这些攻击机部队竭尽全力，也只能从克里米亚被逐出以及见证乌克兰全境的易手。
SG 10持续在乌克兰南部苦战，虽然将士用命，但几乎没有对推进的红军铁流起到什么阻遏作用。而当该部于1944年4月中旬不得不退入罗马尼亚境内时，仅在撤退过程中便损失了多达40架战机。到第17集团军的20万人被切断在克里米亚半岛上时，SG 2第2大队在海因兹・弗兰克少校率领下，一方面为配有2门37毫米火炮的Ju 87G“大炮鸟”提供空中掩护，一方面在4月里频繁出击敌方机场，据称到克里米亚战役结束时共在空中和地面摧毁敌机247架之多。而到了5月，这个大队也步SG 10的后尘退往罗马尼亚，第17集团军余部则在同月投降。进入罗马尼亚的SG 2第2大队驻守普洛耶什蒂附近，和JG 301、JG 77联队等战斗机部队一道负责保卫这座油田，在可想而知的接连损失后，于1944年6月退往华沙近郊休整。
虽然整体处于一面倒的颓势，东线攻击机部队的一些个人倒是有着颇令人惊异的表现――SG 77第6中队的阿洛伊斯・沃斯尼察在克里米亚的消耗战中出了名。作为一名曾经的“斯图卡”老兵，他总共出击1217架次，其中使用Fw 190F是150架次，战果是摧毁104坦克、180辆车辆、12座桥梁、2列装甲列车和1列运兵列车。具有空战才能的亦不乏其人，SG 10的诺伯特・施密特少尉等3人在4月28日联手打下8架雅克-9、拉格-3和拉-5，全是清一色的战斗机。SG 2第6中队中队长冈特・布莱克曼上尉也有类似表现，他共有6架伊尔-2和4架战斗机“进帐”。
不过，来自SG 2第2大队第5中队的奥古斯特・兰伯特少尉无疑是最突出的。这位28岁的“腓特烈”飞行员战前是飞行教官，1943年4月才加入东线战场，此后便在战胜榜上一路上升。到苏军发起克里米亚攻势前，他已有20个战果在握，而此后更是展开奇异历程：4月10日一天打下4架、4月17日一天打下12架、5月4日一天打下9架、5月17日一天打下14架！而在所参与的历时3周的交战中，兰伯特居然击落了70架敌机，以一己之力完成第2大队击毁总数的三分之一！最终，这位攻击机部队中的王牌飞行员共取得116次空战胜利，另外在逾200架次对地出击中摧毁100余辆坦克和车辆。
1944年6月
对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来说，1944年6月是波澜壮观的一个月；而对德军来说，他们在这个灾难性的月份里双线被动、迭遭痛击。当美英联军在6月6日登陆诺曼底之际，德国空军在第一时间里能够做出反应的就只有JG 26联队联队长约瑟夫・普利尔少校带领的2架Fw 190A-8战斗机。而在他发出那句历史性名言“这是德国空军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之后，陆续又有一些战机扑向了登陆场，其中就包括装备着“腓特烈”的SKG 10第1大队和SG 4第3大队。
SKG 10第3中队的一个小队是“腓特烈”部队中最先接敌的，他们遇上一群刚刚投完弹的英军“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中队长赫尔穆特・埃贝斯巴赫中尉连续命中3架，他的僚机也打下1架，这是德国空军在诺曼底战役中最初的胜利，而这4个战果后来也全部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证实。不过，这个“成功”中队所在的第1大队很快就在圣洛和卡昂等地的空战中损失了27架战机，到该部于9月初撤往后方时，能用的战机仅剩6架而已。到紧急命令于6月6日上午7时45分传来时，由格哈德・魏耶特少校指挥的SG 4第3大队共有36架“腓特烈”和42名飞行员可用。不过，有11人“仍有待训练”，而大队部和3个中队也分散在距离海滩较远的不同机场上。在需要立即向前线基地转场的情况下，这个大队的每架“腓特烈”都硬是在战机里挤进了一名地勤人员，以便一到前线便可以立即进行就地养护。
这样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联队部和第9中队在转场过程中就因遭遇“野马”机群而有5架战机相继被击中。由于蜷身其内的地勤都没有降落伞，飞行员一旦弃机，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魏耶特的这5名飞行员全部选择了带伤迫降，但却只有1架战机侥幸成功，使得机上的10人中只有2人得以幸存。第3大队于当日下午首度升空，赶往袭击英军登陆的索德滩，到当晚共出动51架次。第二天该部出动24架次，次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野战机场缺乏几乎一切必要的设施，而敌机的来袭更令4架Fw 190F-8在地面被毁。12日下午，联队部仅存的4架“腓特烈”在补充油弹时被低空进袭的“喷火”式炸毁。当该部于两周后调往法国南部休整时，已无一架战机可用。
西线的1944年6月以“D日”著称，而东线的1944年6月同样有大场面：为了在德军入侵苏联3周年之际雪耻，苏联红军于6月22日这一天在500千米长的战线上发起全线强攻，120万人、4000辆坦克和5300架战机以雷霆之力砸向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战区。虽然错愕之下的德军紧急调动资源填补缺口，投入此战的“腓特烈”单位和实力依旧极其有限，具体如下：驻斯托维奇的SG 1联队部5架、SG 1第3大队38架；驻博布鲁伊斯克的SG 10第1大队数量不明；驻维尔诺的SG 1第2大队74架（包含Ju 87）；驻杜库多沃的SG 10第3大队39架；驻利沃夫的SG 77第2大队33架。而在主战场的南北两翼，尚分布着驻罗马尼亚SG 2第2大队的27架，SG 10第2大队的29架；驻芬兰SG 3第1大队的若干架；驻挪威SG 5第1大队的51架（包含Ju 87）；驻东普鲁士SG 3第2大队的36架（含Ju 87）。 直接投入中央集团军群战区的各攻击机部队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阻止敌军前进，为本方地面部队的布防争取时间。“腓特烈”在打击步兵等“软目标”时多用机枪和机炮扫射，而当对付坦克时则挂载250或500千克炸弹出击。Fw 190F在攻击坦克时采取一种所谓“跳弹”战术：“腓特烈”约以480千米/时的速度接近目标，在距地面4～10米的高度上，当坦克消失于发动机罩下方的视野的一刹那间投弹，这样“炸弹或者触地反弹上坦克，或者直接砸上坦克”，而预先设置的1秒延时引信使载机有机会飞离。
不过，和库尔斯克会战时各攻击机部队还兴致勃勃地竞相报告击毁数不同，1944年6月的战斗显得绝望而无助，各部陆续报上来的倒是人员伤亡相继的情形――SG 10第3大队在在维帖布斯克东南冲击苏军摩步纵队时，大队长赫尔穆特・莱希特少校阵亡；SG 4联队一部从休整中被紧急抽调而来，第2大队大队长斯特雷克扬上尉因Fw 190F-8座机被高炮直接命中而身亡……这个月唯一还算积极的消息，大概就是SG 10的联队长格奥尔格・雅各布少校达到了个人第1000次出击的记录。而和多位陨落的“腓特烈”部队名人不同，雅各布在战争结束时依旧活着，而且直到1991年才离世。
两线支绌
当东线的局势在1944年9月暂告稳定时，Fw 190F的供应数量亦有所增加，而且还开发出了一种基于F-8的新型反坦克武器：机载“装甲克星”88毫米反坦克火箭弹。这种火箭弹采用空心装药战斗部，用ETC50或ETC70挂架以双联装方案置于机翼下方，由载机在距离目标100～150米远处发射。尽管这种武器射程和精度有限，但至少已经比此前试验的弹道高度弯曲的280毫米火箭弹要好得多，于是被立即配发前线单位。第一个接收这种武器的是SG 77第5中队，接着SG 2第6中队、SG 10第1中队和SG 4第7中队等部也相继使用。
几个月后，据说是效率更高的“装甲闪电”80毫米火箭弹投入使用，可在每架战机上挂载6～8枚，有效射程为200米左右。而据几个使用中队的反馈，这种武器的精度同样有限。当然它在对付T-34中型坦克时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面对IS-2这样的重型坦克就全无办法了，“除非目标被一次火箭齐射全部打中”。除“克星”和“闪电”外，技术部门还在“腓特烈”上尝试过滑翔炸弹、火焰喷射器和大口径反坦克炮等武器。这些光怪陆离的武器方案反映出德国空军在寻求反坦克手段方面的急迫需求，然而所有这些方案和手段都无一例外地缺乏实效，无法抵挡可怕的红军钢铁洪流。更具讽刺性的是，即便机载火箭弹偶尔能够“打爆”苏联坦克，目标爆炸所迸发出的碎片同样对低空飞行的“腓特烈”存在致命威胁。在10月7日的一次火箭攻击中，SG 77第5中队中队长史蒂芬・施密特中尉就在一次这样的“意外”中送了命，当时他正执行自己的第500次出击任务。
东线攻击机部队在探索新武器之际，其西线的同僚亦有“创新”之举。此前遭重创的SKG 10第1大队进入重建，不过将番号改为KG 51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并在整编过程中增加了一个第4中队，其拥有“独角兽特别中队”的名号。这个特别中队由舒恩特曼上尉指挥，漂亮的名字下面隐藏着可怕的事实，它实际上是一个试验性的自杀部队！按照德国空军的设想，这支部队将使用挂载1000或1600千克重型炸弹的Fw 190F-8，对盟军的重要目标实施类似日本“神风”敢死队的突击，首批120名志愿者已经在接受“单程航行”的训练。对这些人来说幸运的是，由于条件不成熟，这个中队后来依旧执行普通的作战任务，成为有名无实的“独角兽”，也避免了“腓特烈”作战史上最黑色一章的出现。在以普通面貌投入前线后，“独角兽”中队于9月20日攻击了位于荷兰奈梅根的桥梁，也就是在“市场-花园”之役中被美军夺取的那座大桥，但这次行动归于失败。之后该部转调意大利，被改编为KG 200联队第13中队，无为而终。
从9月开始，SKG 10的其他中队纷纷加入到亚琛之战中，但它们无力阻止这座边境之城在10月21日成为第一个落入敌手的德国城市。虽然战事不利，大队长库特・达尔曼少校倒还有心为自己的部队番号四处游说――他不愿被编入KG 51联队。而在他的活动之下，上封居然收回成命，在10月31日将他的大队改为NSGr 20夜间攻击机大队。这个番号奇特的大队此后成为西线仅存的一支攻击机部队，在出击莱茵河上的鲁登道夫大桥失败后，最终向美军投降。
1944年10月间活动于西线的另一支攻击机部队是从意大利败退而来的SG 4联队一部。失掉了联队长多费尔少校之后，这个联队先暂由延森少校执掌，后由曾指挥SchG 1攻击机联队的德鲁舍尔中校出任联队长。而联队中的第1大队尚无法参战，第2大队在东线被痛击，只有第3大队在接收了一批配备“装甲闪电”火箭弹的Fw 190F-8后堪于一战。
老牌联队长德鲁舍尔很快就带队投入了阿登反击战，但是在亚琛以南，一场猛烈的高炮阻击不期而至，令德鲁舍尔的机群四散分离。这位有着逾800次出击经验的联队长再也没有返回基地，从而被列为“失踪”。
老兵渐凋零
进入1945年1月，形势已完全绝望。福克-沃尔夫推出了“腓特烈”家族的最后一种量产型号Fw 190F-9，配备带增压技术的BMW 801TH发动机。这样到当年1月底，前线共有790架F-8和F-9在役，其中超过400架属于战斗在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第6航空队，但这份实力和它们所面对的敌人相比，几乎不值一提。
东线各部都在承受着“难以弥补”的损耗，间或有个人的闪光之举偶尔出现，比如SG 2联队的的赫尔穆特・米施克在2月20日于没有抛掉所带炸弹的情况下投入空战，一举击落4架伊尔-2，此后在完成投弹后的归途中又击落1架敌机，成为“一天内的王牌”。不过，和德鲁舍尔中校在阿登的“失踪”一样，攻击机部队的老兵渐次凋零，才是这一时期东线作战的主基调。1月19日，SG 3联队联队长西奥多・诺德曼少校在东普鲁士阵亡；1月20日，SG 4联队中有过600次出击经验的尤尔根・哈朗中尉被列为“失踪”；2月19日，SG 3第1大队大队长海因兹・托普菲在柯尼斯堡附近被击落，成为苏军俘虏；3月27日，他的继任者鲁道夫・斯莫拉上尉在空战中阵亡；4月17日，整个德国攻击机部队中的头号空战王牌兰伯特中尉在进击途中遭美军“野马”式战机击落身亡；几天后，接替诺德曼指挥SG 3联队的伯恩哈德・哈姆斯特少校在柏林以南进攻一个IS-2坦克群时阵亡。
苏联红军在4月25日完成对柏林的合围，仅存的“腓特烈”部队和第三帝国一道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而在各单位分崩离析之际，为Fw 190F攻击机写下不为人知的最后一章的却是另一支特殊的部队。原来在此前的1月10日，经从SG 5联队第1大队抽调有经验的人员，组成了KG 200联队第3大队。这个大队由赫尔穆特・魏德邦特少校指挥，专门接受了在夜晚和恶劣天气下进行攻击飞行的特殊训练，以备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在亚琛和雷马根，这支部队都曾披挂上阵，但都于事无补。而到了柏林战役期间，该部的“腓特烈”以吕贝克为基地，在机翼下挂载着特制的容器，一头扑向首都的夜空。
这些容器并不是什么新式秘密武器，而是装满药品和食物等的储物箱。而这些攻击机的任务，就是趁着夜暗掩护为柏林的守军运送补给。飞行员们驾驶着“腓特烈”冒着炮火飞临城区，或是降落到帝国总理府之前的广场上，或是滑落蒂尔加滕区相对平整的大道上。他们每晚都要出动2～3架次，行动一直持续到5月1日――柏林城陷的前一天。这就是Fw 190F型攻击机在这场战争的最后时刻所奏出的一支变调曲：曾经对地俯冲撒播死亡的“大杀器”，徒然地试图向一座杀戮之城送进生的希望。
（编辑/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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