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成吉思汗
宋末《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昭忠录。王翊传》是蒙古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是他下令屠城，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战争爆发以前，繁荣使四川地区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超过清乾隆末（1787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AD）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北宋崇宁时，眉州有户约7.3万，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南宋咸淳元年时，“眉州（苏东坡的故乡）荒废已久”。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人口减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上述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清楚地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人口暴减。战争造成的生产技术的破坏和文化资源的损失与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几乎花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在古代落后的交通设施和信息交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一个山川闭塞的地区来说，是不可能在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效地恢复起来的。事实上，从战争刚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七年的80万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0.014，增长到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AD）的14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3，再增长到明万历六年（1578AD）的31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6，花了296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仍然仅恢复到战争发生前，南宋淳熙二年（1175AD）的人口数值1,100万（扣除今陕西、甘肃部分）及其占全国人口比例的0.17强的三分之一。
比起人口和生产力的恢复，文化的恢复远为缓慢和困难，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秦汉至南宋，传统四川亚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以此对比蒙宋战争结束以后到明末张献忠部队入侵四川以前的文化状态，从而得出蒙古侵蜀战争对四川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汉初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全国第一所官办学校，以后，川汉地区的文化事业开始得到蓬勃发展，到武帝时，已经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由此，到东汉末，形成了巴蜀亚文化的第一次高潮期。西汉时期，四川在全国有影响的文人大约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两汉的文艺作品和学术思想。川汉地区在西汉，还出了当时对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严遵（君平），中国最早的杰出探险家张骞，他为中原王朝第一次打通了与西域民族连系之路。
东汉中期时，洛阳太学生张陵在四川鹄鸣山结合巴蜀源远流长的巫文化，创造了道教。东汉党锢时期，著名的清流领袖李固就生长在汉中的成固。东汉末年的川汉地区，由于刘焉父子在巴蜀割据政权的经营，与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经营，基本上避免了东汉末战乱的影响。随后刘备集团对川汉和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进行了开发经营，由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知识分子集团的进入，他们能友好地和巴蜀地区的土著知识分子共处，使川汉地区的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蜀汉末曹魏政权攻蜀的影响。蜀汉时期的谯周是同时代全国闻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西晋时期的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以其严谨而被选作二十五史之一。
早期巴蜀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它创造了饮茶文化与丝绸文化。从《华阳国志。蜀志》里，我们读到两汉时期的黄润细布为当时全国最好的麻布产品。此外，蜀国的织锦，质量向为全国上乘，早在战国时期，即已经行销中原，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出口产品，也因此，蜀汉政府才在成都设立锦官署，专门管理蜀汉地区向吴魏地区的丝绸出口。四川一直保持该项生产的优质，一直到蒙古入侵的前夕。除此之外，就是巴蜀地区精美的金银器具以及铁制品。其后，西晋末的战乱，使川汉文化第一次受到破坏，但时间持续不久，由于賨人是已经农耕化和汉化的少数民族，李氏成汉政权在清除了西晋残余力量以后，即开始执行重视文化事业和恢复生产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川汉地区的文化破坏并不算很严重。这一时期的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志。
唐朝时期，四川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其中包括了“一扫齐梁蘼风”，开盛唐诗风的陈子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动乱，使许多文学家羁留四川，他们也促进了四川文学的繁荣，例如杜甫和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中唐以后客居四川的诗人刘禹锡、李商隐等。隋唐时期的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被称为“扬一益二”，成都也被称为“南京”。四川成了唐王朝的后院，唐朝两次大动乱中，唐帝都曾避难四川。唐天宝中，仅益州每年就交纳罗、紬、绫、绢10万多匹，由此可见四川在唐时的经济地位。由于唐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使其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区，和江淮地区一起，帮助唐王朝渡过安史之乱与后来藩镇割据的困难时期。
五代割据巴蜀汉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时期，为了逃避中原战乱，大批衣冠士人来到四川，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四川文化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花间派为代表的词人，花间派是以客居四川，以韦庄为首的一批词人，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间派词人和同一时期在江南南唐的词人一起，开创了由唐诗到词转换的第一次高潮。
后蜀儒林图画院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它的第一任院长，画家黄荃的花鸟画，开创了我国传统水墨画里独立的花鸟画分支。四川是我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基地之一，成都的雕版木刻印刷品以其精美而蜚声全国，1944年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五代时，中国首次出现的私人印刷书籍是在四川，足见四川民间文化的繁荣，事实上，五代时，仅成都就有数百家印刷作坊，卞家、过家、樊赏家，仅是唐代后期四川及成都地区众多书坊中的几家。造纸业方面，成都产的花笺纸（著名的信笺纸薛涛笺即其一）和麻纸也享誉全国。在丝织工业方面，四川在五代时，继续保持它在纺织工业上的优势，前蜀亡国时，库存的纹、锦、绫、罗多达50万匹。北宋平蜀后，将府库财帛运至京师，百里不绝。两宋时期，这个优势继续保持。后蜀《孟子》石经（孟蜀石经）的镌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盛举，工程浩大，规模空前。它是我国历代刻石经中首次有注文的石经，并首次将《孟子》刻入，形成一套完整的“十三经”的石刻经书。
两宋时期的四川，出现了文化的第三次繁荣的高潮，首先是继续保持印刷生产的繁荣。宋太祖开宝四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费时13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它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宋时，浙江、四川、福建是全国三处印刷出版中心，四川即占其中之一。私家刻本有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南宋时期眉州官刻《宋蜀刻七史》。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先进，在北宋时期，在四川，出现了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两宋时的四川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时称“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南宋著名文臣里，张浚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虞允文，虞在采石矶战役里，以一个不重要的文官职位，受命于存亡危急之际，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任宰相一职，参与创造了孝宗时候的清廉政治。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大师，其宇宙论具有心和理的双重特色。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给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规模。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穷古博今，自成一家，魏了翁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有很高的地位。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Remainder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
北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淳熙六年（1179AD）五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换句话说，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灿烂，都在蒙古军队的入侵过程里烟消云散了。
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也是中华文明的损失。
个由于长期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所带来的对文化破坏的生动例子。
丧生的南宋将领：
史学家对四川人口锐减情况的详细推断过程：
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1162AD）全国总户数为1,113万，如果按平均每户为5人估计，则该年南宋人口约为5,565万人，这个人口数字基本符合何炳棣在文里对南宋人口的估计。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4万，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包括利州东西路属于今陕西、甘肃部分）人口大约为1,320万人。这个数字大约为1162年南宋全国人口的24%。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AD），四川的户口数为258万，略微比绍兴初期的人口减少，人口为1290万。
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不过，我们应该验证一下至元十九年诏书里12万户数的准确性。
按《元史。百官志七》：“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由这段记载可知，虽然四川行省是至元二十三年时才置的，但至元十八年时的四川已经事实上被元当局与同陕西分开考虑了。因此，至元十九年诏书所提到的“四川”是分省考虑的，确。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至元）十三年，立巩昌路总管府。十四年，复行便宜都总帅府事，其年割隆庆府，利、巴、大安、褒、沔、龙等州隶广元路。”可知，在至元十九年时，原属南宋利州西路北部的天水军（这时已被元当局改为天水县，属成州）、成州、西和州、阶州已属巩昌路，不在四川所属，而此时的大安、褒、沔州属四川广元路，同时考虑到兴元府，包括凤、洋、金三州仍属四川，这样，在至元十九年的诏书里的“四川”行政区，已经不含属于巩昌路的三州，也不含属于宣徽院管辖的文州。
这样，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总户数12万中，并未计算成州、西和州、阶州、文州，这四州的户数可以估计为0.9万。添上文州，估计为1万。为了和淳熙二年拥有上述四州的南宋四川四路户数作比较，我们把估计数为1万的这四州户数加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户数上，这就得出了至元十九年时原四川四路的总户数修正值为13万。
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修正数字13万户的准确性。按照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田垦殖》文中表一“元延祐间四川盆地耕地状况”，元四川行省的编户民共计253,724户，口807,727人，这就是说，元延祐间（1314-1320），四川有耕地农户25万余，这个所谓耕地户，是指自由耕地者，不包括政府的军屯和民屯户，也按上文，民屯户有7,324户，军屯人数为5,542人，注意到军屯基本上是单身汉。我们猜测，元至元十九年时候的12万户，也是指耕地户，而不包括民屯户与军屯户，除了这两项以外，尚有城市极少数无耕地的士与官吏，然后就应该是元将领在宋末战争里掠取的以及被元王朝赏赐的私户，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赐参知政事咎顺（即降元的咎万寿）农户180户于江津，但总量不会太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加上1万户民屯与军屯的估计户数到元初的13万上，得到完全总户数14万。
按照《元史。地理志二》里在至元二十七年时的四川行省各路的户数统计，我们得到四川各路的总户数为152,810，约为15.3万。这个数值并不包括陕西所属的兴元府三州，加上至元二十七年此三州的户数2,149，约为15.5万，如果再把民屯和军屯估计进去，则原南宋四川四路的完全总户数在至元二十七年时应为16.5万。
比较至元十九年的14万与至元二十七年16.5万这两个修正后的完全户数的差异，可以理解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AD）距离至元十九年已经过去8年，估计在这8年的时间里，局势逐渐稳定，流离在山间的人差不多已经返回到可耕种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至元十九年诏书里四川总户数12万基本正确，只是此户数不含今甘肃的部分，也不含流离在野林里的户数。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精确考虑四川人口在宋末战争中的减少状况，我们宁愿使用至元二十七年（1290AD）人口变动已经稳定（亦即逃离在山林里的人民基本上返回农耕地区入户登记），修正了的完全户数16.5万。不难算得，它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AD）四川四路户数258万的1/15，或者有比率约为0.065。
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在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四路人口大约为82.5万，因此，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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