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的红与黑
博览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瑞士勃朗峰下的莎莫尼市，科学家德·索修尔和18位科学界友人在1787年8月3日登顶勃朗峰，成为现代登山运动的源头。此后，西方探险家跟随他们的船队足迹遍布世界，登山运动也扩散开来。
随着全民健身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登山这项颇富挑战性的运动。一些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更偏好小团队、快速、技术型的自由登山，在国际上称为“阿尔卑斯”登山法，以区别于大团队、准备充分、强调分工的“喜马拉雅”登山法。
“阿尔卑斯”登山法只须三两个队员配合，冲击一些无人尝试的山峰和登顶线路，更加自由，富有情怀，成功后能够收获巨大的成就感，适合“登山是生活一部分”的理想主义登山者。
但自由、高效的代价是，风险也成倍增加。2001年后，户外登山运动在中国逐渐“平民化”。除了政府组织的各类登山活动，大量户外运动爱好者加入登山者的队伍。他们也取代专业登山运动员，占据了登山遇难人员的主要部分。
被限制的“自由攀登”偷登成常态
根据2003年颁布实施的《国内登山管理办法》，攀登西藏5000米以上、其他省、市、自治区3500米以上独立山峰，需提前一个月向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报批，而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应当提前三个月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特批。同时该办法第五条规定，举行登山活动应当组成具备以下条件的团队：由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发起;队员两人以上，并参加过省级以上：登山协会组织的登山知识和技能的基础培训及体能训练;配备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员或高山向导，1名登山教练或高山向导最多带领4名队员。
对于很多自由登山者来说，第一项比较难实现，而第三项则显得有点没必要。著名登山者严冬冬在他的一篇名为《门槛与碎玻璃——国内登山管理制度之我见》中这样评价这两条规定，“自由攀登者最常见的登山形式就是几个朋友或搭档结伴去攀登某一座山峰，这种情况下何谈‘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他自己参加的很多登山活动就会打制度的擦边球，比如向外公司的朋友借用组织机构代码，向地方向导朋友借协作证，靠这两件东西来完成审批流程，其实整个登山活动跟审批文件上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提供协作证的朋友也不会参与进来。”
说到第三项规定，严冬冬在文章里这样写到：“许多自由攀登者自身都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甚至比许多职业协作和向导更强，他们的攀登往往不允许太多人参与，预算也很有限，请得起协作就头不起保证安全所必需的装备，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强制‘配备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员域高山向导’？”
在自由登山人士看来，如果严格按《国内登山管理办法》的规定——登山的发起者必须具备法人资格、提前1到3个月报批，那么“阿尔卑斯”式自由登山在中国很难实施。事实上，四川以外的山，向省体育局申请自由攀登，很难得到许可。“偷登”，成为中国民间登山者中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中国的民间登山界，几乎每个崇尚自由攀登的登山者都尝试过“偷登”。昵称“晕晕狼”的山友向媒体透露，他于2010年和几个山友去攀登西藏羊卓雍错旁的宁金抗沙峰（7206米），在5000多米处建立大本营后，一个僧人向西藏体育局报告有人“偷登”，体育局工作人员驱车从拉萨赶到他们的大本营，试图阻止他们登山。“晕晕狼”向对方表示不想登山，只是看风景，支走体育局工作人员后，他们成功登顶，然后下撤到大本营。后来通过熟人讲情，才免于罚责。
关于自由登山者和登协之间的矛盾，有14年户外经验的脱大为说：“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了我的行程后，会阻止我登山，而不是帮助我。而在老美（美国）则是你必须告诉我几号进山，你的行程是什么，你哪天到达大本营？如果你10天以后没回来，就一定是出问题了，11天没回来就发动救援，而在中国则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不让你登山。”
国家队、商业队、高校队登山都有风险
中国的现代登山，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是“政治登山”，以完成国家的各项任务为主。195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许竟等4人赴苏联学习登山运动技术。1960年5月24日，三名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从被称为“死亡路线”的北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振奋国人。90年代以后商业登山和自主登山开始慢慢发展，2002年北京大学山鹰社的山难，登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可以说，现代登山在我国发展的时阅非常短，如果人们不能很好地了解这项运动，那么也就无法理智地对待在登山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曾攀登过安纳普尔纳峰《海拔8090米》的加拿大登山家Don〓Bowle说过这么一段话：“在安纳普尔纳峰（Annapurna）没有命悬一线的时刻，整个攀登过程都是在命悬一线！”所以有人用“时时可死，步步求生”来形容登山舱的险，却一点也没有夸张。
每一个理智的登山人选择登山时，就已经选择了可能会长眠雪山的风险。然而风险越大，卸越能凸显登山的魅力，生命在恶劣的环境下，无限渺小，却又无限坚韧。
登山的高风险是不可以避的事实，而且有时候是无法预防和不可抵抗的。2012年凌蜂社登山队7月12日从北京出发去甘肃攀登透明梦柯冰川，就在当年7月9日。著名登山人严冬冬从新疆天山下撤途中遇难，年仅28岁，他毕业于清华大学，从大学时开始登山，登顶过包括珠峰在内的14座8000米以上高峰。即使是这样有丰富登山经验的优秀凳山者，也会遇到意外，更何况那些初出茅庐的在校生。
我国著名登山家十一郎在他的博文《缅怀业冬冬》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冬冬有个签名——‘自由登山，自由之舞，自由之魂’。自由意志，其实是攀登探险最核心的精神底蕴。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最终无非是死在床上，而像冬冬这样的攀登者，有机会脱离这个在俗套，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吧。”
“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北京大学山鹰社社长张墨含认为，对于一个零知识、零经验的人而言，攀登雪山很危险，但对于训练有素的大学生登山队伍而言，盲目地担心安全问题则没有必要，“因为它是可控的。”张墨含强调说，登山者该有的安全意识不是因为登山有风险就选择退出，而是在意识到危险时能冷静、理性地处理。张墨含坚持认为：“考虑安全是一回事，拒绝申请是另一回事，其标准不能混同。”而在目前环境下，大学生登山队伍的安全问题仍靠自身。
山鹰社资深老社员、有过8次雪山攀登经历的柳正也强调，就登山安全而言，无论是国家队、商业队，还是高校队，登山都是危险的。只要认真筹划、客观评估、理性攀登，都是可以将风险降至可控的范围内，并没有大学生登山更危险的说法。
脆弱的救援体系
作为在中国开展商业攀登较成功的省份，“阿尔卑斯”式攀登在四川亦很常见。2009年周鹏和严冬冬的“自由之魂”组合，在攀登难度极大的四姑娘山幺妹峰南壁自创路线登顶，获得法国罗阿大区颁发的2010年度“金冰镐”奖“象征奖”（一个鼓励创新的奖项）。
然而，在多次参加山难救援的人看来，“阿尔卑斯”式攀登固然充满激情，但也布满血迹。
跟中国快速发展的登山运动不对称的是，高山救援体系尚处在建立过程中。
据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介绍，我国目前正在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导，进行户外登山救援机制的探索，准备在5年内在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多山省份建立起常规的高山救援机制，在8年内向全国铺开。在这个救援机制的蓝图中，仍将沿袭“以政府为主导、地方救援组织为骨干、志愿者为主体”的山地救援指导方针，各登山协会相继成立了山地救援队。
中国山地救援组织相对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组织结构不完整、经费来源不足，救援技术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据中国登山协会登山户外运动事故调查研究小组李舒平介绍，中国登山户外运动事故频发与参与这类运动的人群迅速增加有关，也是与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有直接联系，所以相应的救援机制和宣传教育要从“跟上”到走在前面。
从2011年起，我国已经把“攀冰”、“攀岩”、“高山探险”和“山地户外”四项体育项目列入了《全民健身条例》中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目前中国登山协会成立了救援委员会，全国各地的民间救援体系也开始建立，据壹基金救援联盟统计，全国有近400家救援队或机构，其中有200支队伍加入了壹基金救援联盟。
但在崇尚自由攀登的人士看来，就算高山救援体系建立完备，覆盖的范围也十分有限。由于缺乏充分补给和后备团队，进行自主攀登的人一旦发生事故，注定无法开展救援，只能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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