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是诗国。有道理。三百篇而下，诗人之多，作品之多，怕是无与伦比，不知是否已有好事之徒，把这列入什么“世界之最”中去。
中国人写诗，讲“美刺”。套用现代的术语， “美”就是歌颂； “刺”呢，当然就是暴露了。既要歌颂，又要暴露，可见我们的古人还不懂得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但是，古人毕竟愚鲁，不像现代人什么都要定量分析，所以，虽然讲“美刺”，却从未想到要定下个比例，比如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之类，也没有规定一篇作品中是否要以“美”为主或以“刺”为主。
因为没有这些规矩，美便是美，刺便是刺，爽气得很。“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这是“美”。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这是“刺”。歌颂起来热情洋溢，暴露起来也辛辣尖锐。
不过，时间长了，写诗的人便渐渐发现，“美”是不要紧的，即便说点过头话也决没有人来追究责任。“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彼四海，四海来假。”没有听说有人会去核查一下那邦畿是否真有千里，也没听说过有人去推敲一下“四海”是否真的都来朝贡。 “美”是从来不受制约与惩处的。“刺”就不同了。又是兜老底，又是揭疮疤，甚至指着鼻子骂。若是刺的是小民百姓，他或许隐忍不发，若是刺的是大人先生，他能受得了吗？《硕鼠》《伐檀》，还是泛泛地骂，当事者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新台》《南山》，则差不多像贾府的焦大，把爬灰、养小叔子之类的丑事都抖搂出来了。主子们听了，能不施以颜色吗？塞一嘴马粪，已算是从宽处理了。
马粪塞多了，诗人们便悟出了些门道，知道“刺”是可能挨整的，弄不好还会掉脑袋。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于是，脑子灵光点的诗人想出了“主文而谲谏”这个妙招儿。
“主文”不用解释，写诗嘛，总不能都是标语口号。“谲谏”呢，就很有一些奥妙。意见还足可以提的，不过不能直说。含含糊糊，隐约其辞，采用譬喻、象征的手法，让大人先生们自己去领悟。就像今天，如果直拔直地说“你腐败，快些改”，不行；如果说“屋梁若遭虫蛀，总有一天会折断的”，那就好些了；若是说“皓月微云翳”呢，那就更好了。
谲谏，可以不塞马粪，这就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后来的人，忘掉了前面的“主文而谲谏”，单单把后面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拿出来大讲特讲，结果吃足了苦头。这是不肯好好读圣贤之书的结果。塞一嘴马粪，怪得谁来！
从谲谏到猜谜
不过， “谲谏”到底要“谲”到什么程度，分寸依旧难以掌握。“谲”得不够，失之太直、太露，上头一发脾气，不免呜呼哀哉； “谲”得太过，又失之隐晦，上头是不发脾气了，但下头也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不定还要问上一句：他说的是什么呀？
且看一例：
佳人自折一枝红，把唱新词曲未终。惟向眼前怜易落，不如抛掷任春风。
这是著《诗品》的那位司空表圣先生的诗，题为《读史有感》，也有作《南北史感遇》的。那么，他究竟是读了《南北史》中哪一段才发出了这些“感”呢？很难猜。有人说这是有感于梁武帝的。第一句，写梁武帝自取天下；第二句写他虽有所振作而终无大效；第三句写他自知帝业不能长久；末句讲他舍身佛寺，抛掷天下不复爱惜。
讲诗的人讲得头头是道，听者却仍不免存有疑惑，因为诗歌本身的意象与这解释距离未免太远。
司空图大约总有些不好直说的感触，这才曲曲弯弯地写成这首诗。但费大半天劲，读诗的人莫名其妙，岂不是很悲哀的么！
再看一例：
晴窗初睡稳，好梦正浓，佳境渐入巫峰。蜂媒蝶使殷勤说，西家曾见朦胧。相推又还就，早锦裆怎褪，罗带 轻松。心头微颤，恐鸾衾飞落余红。 何事忽来山雨，惊破觅无踪。甚处重逢？空惹恹恹春病，琼篝麝患，宝瑟 尘封。向谁行诉，只斜阳冉冉怜侬。最销魂，高树初蝉乱咽，恨锁齐宫。
如果就词论词，这写的是一场春梦，然而好梦难成，终被惊破。幸亏作者马叙伦先生自己后来作了笺释，这才使人明白，原来它隐括着袁世凯称帝这一大变局。
首句说袁世凯刚刚当上总统，地位初稳； “好梦”二句说他已想人非非，图谋称帝；“蜂媒蝶使”指劝进的筹安会诸人；“西家”事指拿破仑称帝；“相推”以下，写筹备大典、改元，兼及袁世凯犹疑恐惧的心态。下阕，写蔡锷云南首义，各省响应，袁氏被迫撤销帝制，因而致疾，终于在斜阳蝉咽声中，去了他该去的地方。把袁世凯称帝比作一场春梦本也不错，但写得这样
“谲”，字面上如此不着痕迹，如不自作郑笺，他人如何解得！
专制使人不敢直言，只能隐晦曲折地表露思想。当着这种无可奈何的隐晦，成为诗学中公认的法则时，解诗也就成了猜谜。
从猜谜到扯淡
猜谜式的解诗，也自有它的趣味：
“美人如花隔云端”，这是思念皇上； “玄都观里桃千树”，这是讽刺新贵； “高处不胜寒”，这是处高思危；“山深闻鹧鸪”则是行不得也，哥哥！
专制企图扼杀一切反对者的声音，但它不曾料到，结果竟成了一切声音都被认作反对者。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的这首《滁州西涧》本是“有标题音乐”，是一幅山水小品，写得清丽脱俗。但让发掘微言大义的解诗者一讲，情形便截然两样了：幽草生于涧边，喻君子在野；黄鹂鸣于深树，刺小人而居高位，巧言如流；春潮带雨，其急可知，哀国家之多难也；“野渡无人舟自横”，叹济世之才如孤舟横野，特君相不能用耳。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一首山水诗，经此一解，立马变成了政治讽喻诗。但是，这种猜谜式的解诗法，由于把一切都生拉硬拽地拖向政治，诗歌也便成了政治的婢妾。更糟糕的是，由于一切诗歌都可以替它披上政治的婚纱，便从此为政治迫害与政治陷害打开了方便之门。
如果说刘禹锡因咏桃诗而再度遭贬，是因为诗中隐喻过于明显，那么，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差点“断送老头皮”便是一场政治陷害了。那位副相王珪，在政事方面别无长干，只会请圣旨、领圣旨、得圣旨，被称为“三旨相公”；他的诗，因好用金玉珠璧等字样，被称作“至宝丹”。但是，他在搞政治陷害方面却颇为得心应手。因为苏轼《咏桧》诗中用了“蛰龙”一词，王珪便状告东坡，说他在皇上之外还要再找一条龙，有“不臣”之心。亏得宋神宗还算解事，不是那种干儿子干女儿在耳边灌几句闲言语便不问青红皂白大动肝火的昏虫，只说了一句“彼自吟桧，何预朕事”便一笑置之。不然，又不知要生出多少是非。
这种政治陷害活动，在清初最为活跃，那是因为秉政者鼓励，想借此摧残知识分子的锐气，使他们俯首帖耳为清延所用。
陈鹏年一句“代谢已怜金气尽”，因宵小告发（今天叫举报或打小报告），说“金”是大清人关前的国号，便被摘印下狱。也是亏了康熙还明白，说了一句“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人人命”，才保住了性命。更多的人，则都成了这种政治诬陷的牺牲品。徐骏因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杀了头；胡宗藻因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被斩了首；徐树夔因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类句子，惨遭戮尸，连带着家人、生徒、诗友，也都杀头的杀头，杖流的杖流，为奴的为奴，好不悲惨。
以诗定谳，借诗陷害，这固然都同中国诗歌“谲谏”、“比兴寄托”的传统有关，但哪里还是在解诗，只能算是扯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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