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恩师萧乾先生
傅光明
我一直把萧乾先生视为我的文学导师和人生导师，若不是有缘在1987年大学刚毕业一年之后就与他结识，很难说我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多久，走多远。如果能说我到今天还算取得了一点点文学的和学术的成绩，那都是因为最初得到了先生无私的提携与教诲。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与学术研究，是从认识先生开始的。
记得先生在沈从文去世后，写过一篇怀念文章，题为“没齿难忘”，文章不长，谈的是他视为第一个“文学师傅”的沈从文当初对他文学上的帮助与提携。先生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蚕》，是经沈从文亲笔修改后亲手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他最初的小说创作手稿上，多留下过这位恩师润色的笔痕；是沈从文带他走进了有“京派”文艺沙龙之誉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是沈从文的提携，帮助他成为“京派”的后起之秀；萧乾大学一毕业就顺利进入《大公报》从事记者、编辑，也有沈从文的力荐；后来，先生又从沈从文的手里接编下当时国内报纸副刊上的文艺重镇《大公报》文艺副刊。
撇开先生自身的因素，诸如聪明、勤奋，身上具有沈从文特别赏识的一股“乡下人”的习性，等等，我想或许更在于曾几何时，沈从文也是得到过他师字辈的徐志摩无私的帮助与提携。再遥想徐志摩留学英国时，要不是与他忘年的英国师友迭更生的力荐，他也进不了剑桥大学。由此，我又联想到当年作为穷学生的吴晗，能以低劣的数学成绩考进清华园，多亏胡适鼎力襄助。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文坛多得可以信手拈来，最难能可贵而又最令人感铭于心的莫过于，它是多么无私啊！
我得掠美先生对沈从文“没齿难忘”这四个字，来感怀他对我的这份师恩。我想，即便是我老了，回首往事，也会毫无迟疑地说，与先生结识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是他，在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时，帮我校正人生的目标；是他，推荐并帮我亲笔修改翻译第一篇论文；是他，不厌其烦地接受我的造访，使我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是他，推荐我翻译并帮我联系出版了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是他，帮我确立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作为一个长期深入挖掘的学术课题；是他，鼓励我以口述史“田野作业”的方式追踪采访与研究老舍之死；是他，介绍我认识了许多倾慕已久的前辈；是他，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帮我认识和分析复杂的人生；是他，为帮我“套牢”女朋友，送我书时特意将女友的名字一起题写在扉页上……
事实上，他不单单是对我。先生曾在致友人信和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很感谢在晚年时身边有一簇年轻的朋友，常来往的有李辉、丁亚平和我三位。我们还曾被戏称为先生身边的“三剑客”。
无论是迭更生对徐志摩，徐志摩对沈从文，沈从文对萧乾，胡适对吴晗，还是先生对李辉、丁亚平和我，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导师的无私。拿先生对我们三个后学晚辈来说，他绝没想着要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回报。这与当下许多学生为导师打工，一年到头见不着导师的影子，学术成了导师赚钱的手段和工具，很少再见有无私的帮助与提携，相差何止天壤？！
今年是先生百岁诞辰，他也已仙逝十年了，在这期间，他的音容笑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年龄上，他长我半个多世纪，比我那被侵华日军杀害、没有见过面的祖父还大十岁。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很自然亲热地叫起“萧爷爷”来。我们的交流从没因年龄差距而出现隔膜的代沟，相反，我们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他对我在做人与作文上的教诲、提携与呵护，还填补了我没有体味过祖父亲情的感情空白。
我写过关于先生的五本书，编选过十卷本的《萧乾文集》。他为此说我是帮他一生做总结的人。不过，这倒给我一个重新认识他的机会。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宽敞的缩微阅览室查阅旧《大公报》时，发现他年轻时并非如他自谦的那般疏懒。他的笔很勤很快，从他在战时英伦发回报社的特写来看，他写得又多又好，且都是经第一手采访写成。难怪有史家把他二战期间的特写誉为“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当我把从缩微胶卷上还原出的旧作拿给他看时，有的连他都忘记了。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两个夏天，每周两次一大早骑车到他家，先陪他去离家不远的玉渊潭畔散步，然后再去上班。那是一老一小两颗心灵沟通交融的两个夏天，是朝晨清新空气里弥漫着一位历尽沧桑、风雨平生的老人睿智思想的两个夏天，也是我生命中充满了性灵（徐志摩特别爱用这两个字）的两个夏天。他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他及其同时代作家文人的事。我自会用想象去感受那里面的辛酸悲苦、荣辱欢欣。
先生的最后两年是在北度过的。病情稍有好转，自小淘气的他便不安分起来。他觉得医院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写作的空间。只有思想是自由的。其实这对他已经足够了。但说话时间一长，走路稍快，心跳马上达百次以上，再加上他的肾功能只有常人的十分之一，无论如何是不能出院的。可他一生大半辈子是在跑江湖，用一支多姿多彩的笔采写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静卧在床的难份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他最怕打吊针，为了治病，曾一度每天必须打两次。尽管他总把收音机或CD机放在身旁，为他奏着古典音乐，但望着那挂在头顶的输液瓶，心里就起急，不耐烦。
先生的生命力也真顽强。病情稍一稳定，他便开始读书，写书评。他还想独创作家文集的体例，为所收的部分作品，写个时过境迁以后的“余墨”。我那时正在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十卷本的《萧乾文集》。这“余墨”就是为它而写。所谓“余墨”即是对自己过去所写过的一篇篇小说、散文、特写、杂文等，做一个勾勒式的回述，交代一下当时的写作背景、环境，觉得意犹未尽的再借题发挥几句，使读者能更清晰地体悟其中的思想脉络。两年生病期间，他一共写了数十篇“余墨”、书评，约10万字。
我每周至少去医院看望他一次，给他带些他想看的书，再就是陪他聊天，他老是那么认真地听我道听途说或从别处贩来的社会上及文坛的新鲜事。为使自己能静下来，他甚至找我要了串佛珠，打算静心地闭目参禅，屏除杂念。可他无法管束自己那跑野马般的思想，无论躺着、坐着，或在走廊里散步，他总在不停地想。而这正是医生最担心的。
病魔吞噬着他，他说话越来越没有气力，字也越写越不成型。1999年1月底，当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由我采访整理的《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我请他在扉页留言时，他歪歪斜斜地写道：“我晚年幸事之一，是结识了傅光明同志。首先，他用他的青春减少我的暮气。我祝他有一光辉的人生”。这是他给我的最后的文字。我知道，他不甘心就这么放下手中的笔，但这笔对他已是太沉重了。我感觉到他的日子不多了，一想到此，我的心就流泪。
1999年2月11日对我是个痛不欲生的日子。先生走了！
当我在北D—214病房吻着他的额头，向他做最后告别的时候；当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默默随着告别的队伍深深三鞠躬为他送行的时候；当2月24日下午两点，我仰望天空，看到他化成一缕青烟飘逝的时候，我仍然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他真的已撒手西归，离我而去了。
在我眼里，他永是一个真诚、善良、悲天悯人的可爱老头儿，他有时像个深刻的智者，有时又任性率真地像个孩子。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有时坚强，有时脆弱；有时仗义执言，秉笔畅怀，敢讲真话；有时又谨小慎微，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道德良知的一面，同时也感受到内质软弱的一面。
在我的眼前，他一直没有走，他仍然在他那凌乱的书房里奋笔疾书，谈笑风声。他坐在那把破旧的木圆转椅上，歪着头，晃着头顶上几根稀疏的白发，冲着我笑，笑得那么天真，那么顽皮，那么诚实，那么智慧。
我愿伴着他的笑度过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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