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他于尴尬的境地。因为手机的个人所有性及其隐私性很强，不可避免地就赋予了手机对隐私的遮掩作用。在谎言揭穿丑事败露之前，手机在严守一的生活中扮演的就是传递和遮掩谎言的工具，方便了他游离于三个女人之间。在手机的掩盖之下，他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情感走私。《手机》中有一个情节，当严守一和伍月在野外偷情时，于文娟打手机找他，严守一接电话时说的第一句话就说自己正开会呢，真是瞎话张嘴就来。很明显，手机在这里体现出的是对谎言的掩盖作用。
然而更加现实的是，手机的存在具有双刃性，手机方便了相互联系，甚至成为严守一的保密工具，但事实是他在利用手机获得一些东西的同时也失去着一些东西。例如，他与伍月的关系在于文娟的面前的暴露就是因为伍月给严守一的一条短信，为此严守一失去了他的婚姻和家庭，这时候的手机便成了“手雷”，成了谎言和丑事揭露的工具。
手机承载了过多的谎言和丑事就会变成“手雷”。或许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危机不会如此快、如此易燃易爆，而生活在手机时代中的严守一和费墨，他们的事业与感情却在瞬间双重崩溃。变成了“手雷”的手机引起了人的思考和危机感，觉察到人类被高科技奴役的危险，费墨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道出了这种危险。
严守一愣在那里，半天费墨仰起鼻涕又说：“还是农业社会好哇。”
严守一一时没听明白他的意思，问：“什么？”
费墨摇着头：“那个时候一切都靠走，上京赶考，几年不归，回来说什么都是成立的。”
又指着桌上的手机：“现在……”
严守一：“现在怎么了？”
费墨哑着嗓子说：“近，太近，近得人喘不过气来！”[2]
在这个故事里，手机对谎言和丑事的遮盖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对丑事的揭露对于持有者是一种恐惧和危机，甚至有一种被挤压，被奴役的主体丧失感，这种对手机功能消极的解读，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广泛关注甚至引起男女之间的信任危机。
更进一步分析，《手机》也许贯穿着一个非常焦虑、非常严肃的现代主题——对人与媒介的关系，对人的身心外物平衡关系的思考。
人在社会中生活，就必然要交流与沟通。通过交流，人类传播信息、传承文明、代代繁衍。而交流和沟通是通过媒介进行的，于是媒介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正如麦克卢汉认为的，传播媒介决定并限制了人类进行联系与活动的规模和形式。[3]从广义上来说，媒介或媒体可以指任何在人际交流、文化传播中承载信息的中介物；就狭义而言，它仅仅指那些传达、增大、延长人类信息，且主要是指那些在传播路线上以机器为中介向广大受众传达信息的物理形式——手机正是这样一种便捷的现代媒体。
然而，媒体又不仅仅是媒体，它不仅仅是载体，也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而直接是文化形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媒体的变迁，不同形态的媒体在文化、社会中影响力和权利的变迁，都直接或间接地表征了人类文明的盛衰沉浮。媒体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感受外部世界以及构建社会现实的方式，正如小说中费墨先生所总结的那样，“手机连着嘴，嘴连着心”。
《手机》的开头写了大约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生活的景象，并对电话刚刚进入人们生活时作了颇为夸张的描摹，从而为当下手机对我们生活的介入和影响设置了一个历史的参照物。严守一声音的传播，昨日的艰辛和今日的便捷形成了历史性的对比，借此展开了一种关于媒介在不同时代的作用和意义，媒介与人的关系的思考。
《手机》对媒介的思考似乎陷入一种悖论。因为以手机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既是时代的进步，也迫使人付出代价，甚至可能由此产生无数的谎言和废话——在拉近人的身体距离的同时疏远了人的心灵距离。然而手机毋庸置疑也是一种进步，严守一最后未能见奶奶一面，恰恰是因为他没接手机，真可谓是成也手机，败也手机。手机，成为严守一永远的“心痛”。应该说，小说对手机的悖论的揭示是客观的，也是深刻的，这一切恰恰是由手机这一现代媒介本身的悖论决定的。
毫无疑问，就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优势，就其符合科技进步与文明发展的角度而言，大众媒介无疑具有一种“现代性”，但作为人体延伸的媒介同时也对人本体造成了某种异化。
其次作品中人物的人格逐渐丧失，人性逐渐沦落，呈现一种消极趋势。
主人公严守一，出生在山西农村，并在那里自由快乐地成长。他和小伙伴们一起逃学出去偷瓜、一起被老师惩罚、一起上树掏鸟窝，可以说他的童年充满了农村特有的自然、野性、纯朴和真诚。他本质并不坏，没有恶习，又有一个深明大义的奶奶规范他的行为。这时的严守一还处于人之善性的阶段。
严守一工作、成名于北京，在都市生活中，他开始明目张胆地追逐欲望，无论物欲、性欲或是权欲，在作者笔下，金钱、女人和官职都成为欲望的符号。刘震云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性的欲望特别是泛滥的性欲。小说的主体部分，是写严守一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他周游于众多女人之间（前妻于文娟，女朋友沈雪，情人伍月，慕名者金玉善，以及戏剧学院的一个女学生），纵然偶尔流露出的自责之意，依然不能控制内心对性欲的渴求，孜孜不倦地上演着婚外情的故事。
费墨与严守一交往甚密，向来以知识分子自居，严守一聘请他策划节目那场戏活灵活现地展现了费墨的内心世界，小说写道：
“费墨瞪了严守一一眼：“这怎么能一样呢？一个是授徒，一个是做秀，一个是授业解惑，一个是自轻自贱，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戏子，明白了吧？”
费墨点着严守一：“原来以为你是一个厚道的人，谁知狠毒。”
“无功不受碌，一点小钱弄得人坐立不安。严守一你不该软刀子杀人。”[4]
前面的瞪眼以及一番自命清高的论说，应该源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那么后来应了严守一的聘请，可谓是物欲所趋。物欲是费墨欲求的一类，接踵而至的是性欲的萌动，颇有意味的是，向来视招惹女人为麻烦的费墨，却甘冒大不韪与美学研究生交往。这不是讽喻，是作家在思考一个关于人性人格的命题：知识分子应该是德才兼备的群类，应该是人类文明规范的忠实实践者，可结果也陷进财与色的泥潭，这究竟是人的本性如此，还是社会的大势所趋？
伍月作为严守一的情人出现在书中，她对严守一的感情也是在逐渐消极变质中。交往初期，她和严守一即便不能说是两情相悦，但也不包含功利性目的。在她的观念里，只有生命的欢娱与生命的绽放，她尽情地挥洒生命的激情，酣畅淋漓地演绎着生命的故事。即使在性爱理念上她的想法也是非常地纯洁、干脆，就像是“饥了吃饭，渴了喝水”，都是人体最本能的需要。但当她意识到时自己对严守一来说充其量只是一个感官享受的工具之后，她对严守一的感情就包含了功利性的目的，甚至不惜采取非道德不磊落的手段来要挟严守一。
以上三人，无论其欲望何等强烈，无论其手段何等卑劣，也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其面目并不狰狞，本性也非恶劣，最后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均丧失了自己本不丑恶的本性，走向卑劣。这种人性的下滑就是一种消极提示。
第三，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对人物不是冷静的理解和温柔的同情，而是用冷漠的笔调和态度进行消极的丑化。从农民到知识分子，从女人到小孩，无一幸免。
严守一他爹，一个“不爱说话的人。”……每句话全是单词……老严赞成“弄”，不赞成“弄个球”；另四句是感叹词，不管是高兴或愤怒都是“我靠。”[5]而与他一起卖葱的老牛也没长个好样子：“个头比桌子高不了多少，雷公嘴，说起话来娘娘腔。”[6]
严守一的堂哥“黑砖头”，“长的跟黑塔一样，爱喝酒，爱吹牛，爱搅事，每一件事都被他弄得乱七八糟。”[7]严守一的好朋友张小柱：“头长的像个歪把的南瓜，胳膊腿细的像马杆；由于头重，每天像个碾盘一样压在肩膀上；左眼玻璃花，看东西先揉左眼。张小柱他娘有些傻……”[8]
对于在城市洗脚屋给人服务的农村姑娘暴露给读者看的，除了不美的长相，就是不好的气味：“……泡一个多小时，一个脚丫子让人搓来搓去，搓脚的小姑娘都是粗短的农村人——模样好的都去夜总会，模样差的才过来捏脚，有的人刚来，身上还有褪掉一半剩下一半的汗臭味让人不耐烦。”[9]
小说中，不仅农村人的形象委琐，城里人也不足观。严守一的妻子于文娟说起话来“‘嗒嗒嗒嗒’，像机关构枪似的，扫出半个扇面；脸色没变，还笑着，像上个世纪一个叫董存瑞的战士，拉响了炸药包，还面带微笑，意思是宁肯粉身碎骨，也要让这碉堡炸了。”[10]
严守一的好朋友费墨也与气质高雅举止潇洒无缘，他“是个胖子，是个矮胖子，是个大学教授，北京人，脸上架一深度眼镜，无论春夏秋冬都穿对襟褂子，冬天脖子里爱搭一条围巾，说话文白相间，严守一初见到他就想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式派知识分子。”[11]
一位新潮女作家，作品“全靠胡编乱说，而且老有错别字。她最爱用的一个词是‘潸然泪下’，一页得哭三回。但她强调用身体写作，所以她的作品倒畅销。可她长着一个倭瓜脸，五短身材，本身就没有身体。”[12]
小说中不仅把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并丑化了，连刚刚来到世界上的孩子也未放过：“刚生下来的孩子不像孩子，皱皮嫩肉，身子蜷在一起，像刚生下来的耗子。他们有的闷着头睡，有的在闭着眼睛蹬腿，还有的在张着嘴大哭，一哭脸就没了。”[13]
不需要更多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人物都进了夸张的丑化。这种夸张的公式化、脸谱化中缺少深刻与美好，体现出的是浅薄的冷酷甚至是随意的嘲讽，这也透露出作者写作过程中的冷漠与无爱。
小说中的人物不仅形象不足观，性格刻画也很单薄、缺乏立体感，不如现实生活本身那么丰满。严守一的老婆于文娟，从头到尾几乎就是一个概念，说翻脸就翻脸，根本不考虑肚子里的孩子，这样写显得过于绝对，人物也就没什么层次感，不够立体、不够真实。沈雪更加概念，来的就不明不白，去的也有点不明不白，是那种既不让人讨厌也不让人喜欢的角色。
第四，小说结尾安排上也处于一种消极圆满。结尾处所有的关系都告一段落，严守一的老婆与他决裂了，沈雪走了，伍月爬到了他的头上，想必也不会理他了。他自己呢？卧病在床根本上也就是下岗了，并且宣布不再用手机。《麦田里的守望者》说：“不成熟的人有个标志，是找个理由高尚地去寻死；成熟的人也有个标志，是找个理由苟且地活下去。”要知道生活是停不下来的，手机也是会断的更新换代的。最后留给观众回味的其实是：这样的他能一辈子不贴女人吗？他能不为应付生活而不再撒谎吗？
费墨也是逃往爱沙尼亚的一所大学教书去了。爱沙尼亚在什么地方？是位于波罗的海东部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在地图上小的毫不起眼，一般人不知道这个国家，但费墨却选择这里失踪的地方。费墨为什么会选择爱沙尼亚？想想他失踪前的感叹：“还是农业社会好啊”？也许费墨找他的“农业社会”去了，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上还有哪块地方是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呢？因此爱沙尼亚不过是个乌有之邦，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
但是他们的逃避却给了我们更加真实而深刻的认识：生活中唯一真实的是我们将继续使用手机，并像牛彩云一样，对手机新增加的每一项新功能都兴致勃勃有着无限的欲望，对生活的每一项进步都有同样的热情和关注，并以最快的速度接受和使用它们，甚至主动将它们带进自己的生活。
二
《手机》里不只写手机，手机连着嘴，主要写人的说话。自小说《一腔废话》开始，刘震云就已经开始关注人的“说话”，他说：“写小说时我关心的是人的物质和精神的磨合点，关注的是人的说话，因为说话这东西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听得着但看不见，语言最能反映人的嘴和心的关系。”[14]他甚至和专家一起研究人一天平均说2700句话，有用的不超过10句，其余的都是废话，是一腔的废话。
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以说话为生。主人公严守一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每天对着全国的观众说话；费墨是大学教授，每天对着一群学生说话；沈雪是教师，费墨的老婆李燕是旅行社导游，也都是以说话为生。而且不同的人讲着不同的话，严守一，在公众面前说真话见长，生活中却是满嘴谎话；于文娟，不爱说话；伍月，说脏话；严守一的奶奶和人说真话；费墨话里有话。
从整体上看，作品中写了三个不同的话语时代，一是严守一小的时候他爹说话的样子：一天说不了十句话，慢吞吞的；第二部分写了严守一说话的时代，语速快，话语量大。因为他是以说话为生的人，“什么东西变成了以它为生，就成了工作，就成了推销的商品。”[15]成了商品以后的话语就离真正的话语远了，严守一的节目叫《有一说一》就是商品化了的“有一说一”了，这时它的真实度就很值得怀疑了；第三个部分写严守一的话语物质来源，这是因为一句话通过千山万水的传递发生了错误，就使得严守一他爷爷找的是此姑娘而不是彼姑娘，于是就生下了“错误”的爹和“错误”的严守一。这就是严守一的生命来源。
在这种对比中，严守一的爹是沉默的，严守一的时代是说话，是信息时代，同时代的大学教授费墨，不只在大学里说话，而且加入了“有一说一”节目。所以说话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只为沟通说话了，说话成为制造和策划，变成了人的日常消费，为了广告背后的金钱，什么都可以制造，这种制造和策划，除了废话、谎话还有什么呢？
小说第一章写的是吕桂花。这是严守一真实的记忆吗？三十年后，主持人严守一把打电话的故事编入了节目，这些节目不仅创造了“有一说一”的新高，因为这些节目，严守一得了“金嘴奖”。然后，通过吕桂花的女儿牛彩云否定了打电话的历史，如果吕桂花的话是真的，那么严守一就是说谎，反之亦然。到底是谁在说谎？联系到严守一节目的背景，我们宁愿相信吕桂花是真的。这样的话，吕桂花打电话进了公益栏目“有一说一”的策划，但当事人吕桂花否定了这件事，这也就标榜电视文化的欺骗性，具有深刻的精神。
作为节目主持人的严守一充其量只是一个说话的机器，说话是由费墨策划的，严守一只是在背台词，费墨的台词是不是他真实的话？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费墨这个名字就是浪费笔墨，是胡说，是废话。后来费墨出了一本书叫《废话》。严守一说：“一个讲说话的书，满书没有一句人话，知识分子没有人话。”这里就把知识分子在商品时代的不作为，不负责任，甚至出卖良心揭露出来。
当下话语的虚假性，欺骗性就在这三个不同的话语时代的比较中凸现出来。在严守一那个爷爷时代，话语的传播是靠面对面交流来完成，一句话可能要用两年的时间才能传到，而且传到了也不能确保其准确性。但是，在这种落后，漫长的传播过程中，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到了严守一爹的时代即严守一的童年时代，电话产生了，但是打电话本身很费劲，走十几里路，别人要吃饭不让他们打，他们几乎打了一天，严守一几乎只对电话说了一句话，回来还被父亲打了，接下来很吸引人，也很温情的传播就是矿山上的喇叭，它写出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惦念。这两个时代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关爱恰巧就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逐渐淡化甚至缺失了。
在这里，刘震云的意图昭然若揭——他是试图追求一种人文的深度、理性的厚度和历史的沧桑感。比如，在时间上把当下与历史贯通，在空间上使都市与乡村相连。这使得小说所有表现的那种现时状态有了历史的关联，于是在现时的“明显”与历史的“隐含”之间，在当下的“表象”与历史的“本质”之间，都形成了某种深度。
小说是在过去与现在、乡村与都市的比较中表现这种深度的。而连接的中介正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严守一。严守一从一个古典时代向往现代文明、开始变声的“寻梦者”，成为了一个操纵媒介、操纵话语权的“媒介人”，真可谓世事沧桑、物是人非了。而严守一在这种形成深度的断裂带之间，却犹豫徘徊、瞻前顾后。可以说，他少年时的纯朴真诚，对奶奶挚爱依恋，使得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以说话为生的的当红节目主持人严守一的“梦幻田园”、一个躁动灵魂的安息之所。小说的潜台词似乎是，乡村代表了纯朴、安宁、朴实，如严守一的堂哥黑砖头，即使拿着手机也毫不虚饰的说实话：“别说了，费钱！”而都市则充满了虚伪、狡诈、欺骗与谎言。
三
小说通过手机和说话两个重要的意象，把手机的双面性、说话的两面性，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的多面性和人的心理的复杂性都表达出来了。《手机》的畅销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的高票房收入，大概就要归功于它揭示了生活的现实和人们的心声，写得非常生活化。在信息化、现代化时代，手机迅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成为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几乎人人都在使用手机的今天，刘震云以手机为写点，不仅时尚而且贴近生活，这就像陈晓明作家所说的：这是“刘震云对时代生活的敏锐的把握和穿透。”[16]阅读时，我们有时会欣然微笑，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被揭穿的窘迫和被击中的感觉。然后，从作品人物联想到自己生活中某些处境和心理状态，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包含的深刻道理。在作品中，把手机的电池拿下来反着装上就会出现不在服务区的情况，把手机改为振动等，把人的知道不知道的东西都写出来，写得非常生活。而且提到很多查电话的方法，这给女士查丈夫或情人的手机提供了很多方便，《手机》让很多本来幸福的女人激灵了一下，然后真的去邮局查丈夫的电话记录，无端地制造出许多事端，成为家庭的新的不稳定因素。这是生活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从反思中得到启发，所有的男士都应该热爱自己的家庭，尊重自己的爱人，要自我约束；而女人要有适当的宽容心，如此才可能维系家庭的稳定。
注释：
[1]李建军，《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幻想与病象》，文艺争鸣，2004，（2）
[2]、[4]、[5]、[6]、[7]、[8]、[9]、[10]、[11]、[12]、[13]，刘震云，《手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89、31、4、5、63、8、140、27、29、137、124页
[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页
[14]张英，《刘震云：“废话”说完“手机”响起》，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3）
[15]张洁，《刘震云：〈手机〉的“语速”》，人民论坛，2004，（4）
[16]陈晓明，刘震云新作《手机》研讨会，
http://www.big5.anhui/news.com参考文献：
1、刘震云，《手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2、桂青山，《2003年电影中的“大众文化现象”》，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
3、《手机背后的故事——没有故事的社会不存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2期
4、汤天勇，《语言欲望之声》，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年8月
5、刘瑜君，《〈手机〉的解构主义解读》，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6月
6、陈旭光，《悖论及出走：冯小刚的“变脸”与电影中的媒体》，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
7、周罡，《在虚拟与真实之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3月
8、陶敏，《刘震云言语修辞透视》，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2月
9、胡河清，《王朔、刘震云——京城两利嘴》，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2月
10、张冠夫，《刘震云的反讽叙事特征》，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4月
11、李建军，《尴尬的跟班与小说的末路——刘震云及其〈手机〉批判》，小说评论，2004年2月
12、艾影，《莫道秋色好，图片更宜人》，电影，200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