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隐私权的概念
金融隐私权一般是指金融信息持有者对与其信用或交易相关的信息所享有的控制支配权。与传统的隐私权相比，其指向的是具有财产利益或者与财产利益有关的信息，以信用信息为核心，包括信息所有人经济与财产市场交易方式状况方面的信息，如信息持有者财产状况及其财产流向的信息。
金融隐私权涵盖的范围
个人身份信息。一般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及收入水平等。在办理一般借记银行卡，办理维萨卡和万事达卡等银行信用卡时，还要求提供家庭财产状况，如存款账号、支票账号、住房权属、汽车品牌年代、融资渠道、目前债务及债权人姓名和账号号码等。一般而言，个人身份信息涵盖多方面，且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似不应纳入保护范围中。其实不然，这些个人信息因为与金融交易等动态信息串连在一起，会产生识别金融消费者个体的后果，应属于金融隐私权保护的范围。
个人交易信息。主要指账务信息，如银行账户号码、密码、存贷款数额等;信用信息，如持卡数量、透支记录等;投资信息，如证券账户资产构成以及基金信息、保险信息等。这些信息全面反映了个人金融资产状况和信用状况，对个人而言，都是较为敏感的金融信息，也应该属于金融隐私权的范畴。
个人主观信息。主要指金融机构将与客户交往过程中所获取的衍生信息进行梳理分析后对客户形成的主观印象。如记录、分析个人持卡购物信息，就可以了解其消费的时间、地点、数额、交易对象，甚至所购买的商品种类和品牌，从而判断出其交易习惯、消费偏好，有时甚至可能整合出个人的职业背景、性格特点、交际圈子等。此外，还有客户的衍生信息所带来的隐私，账户的衍生信息指客户基于账户而产生的其他信息。例如客户的业务往来对象等。
公众金融隐私权保护现状
我国现有的关于金融消费者资信状况的保护规则只是笼统地提出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基本上还处于“三无”状态：一是无金融消费者保护意识，金融产品消费者的保护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无法定的内涵，其范围也不明确。二是无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并不强。而金融法律法规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规范有局限性，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鲜有直接涉及，或只作原则规定，操作性不强。三是无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监管机构明确承担和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受理金融消费者投拆。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从“金融法”的角度出发，我国相关的金融立法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发展较慢。二是从“隐私权”的角度来讲，我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严格来讲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隐私权立法上呈现分散性、间接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对隐私权保护的规则散见于《宪法》与《民法通则》等之中。相对地，公民对自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多数人在面对自己的隐私被他人侵犯的情况采取容忍的态度，从而给隐私权侵犯留下空子，造成侵犯隐私权的人数日益增多，手段日益先进，领域日益广泛。三是制度建设滞后导致个人金融信息泄漏频发。我国现行的《刑法》、《居民身份证法》等都对泄漏个人信息行为规定了相关法律责任，但并没有广泛适用于各行各业，对房地产、网络以及各种调查公司等“非公权力”单位和一些不法商人的个人行为难以起到约束作用。
传统上各国法律均规定金融机构对于在业务中取得的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目前，各国法律对金融机构守秘义务的例外基本上都仅限于司法调查、金融监察和稽核、税务调查以及反洗钱调查。
在首开英美国家银行对金融隐私权富有保密义务先河的“图尼尔”案中，英国上诉法院便援用“默示条款”理论作为认定银行承担该种义务的基础。该案法官认为，银行对金融隐私权保护的范围不限于客户账户本身，还应包括银行因其与客户关系的存在而可获得的任何信息，并且这一金融信息保护义务并不因银行与其客户结清账户或停止使用账户而终止。
联邦贸易委员会2000年5月发布的glba关于消费者金融信息隐私条款的补充规则，还为保护消费者金融信息隐私、完善“选择退出”制度，对金融机构在法律上提出三个要求：第一，金融机构必须为客户提供关于隐私政策和操作的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必须清楚、明确和准确地描述金融机构披露非公共个人信息给非关联企业第三者和关联企业的具体情形。第二，必须每年向客户提供其隐私政策及执行的注意事项，每年的通知必须像初始通知一样清楚、明确和准确。第三，必须就披露非公共个人信息给非关联企业第三者为客户提供合理的选择退出的机会以及合理的途径，消费者可在任何时间行使选择退出的权利。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消费者如果想获知其它产品或服务，则无须回应隐私通知，金融机构将会将其个人资料用于与其他机构共享。如果消费者宁愿限制收到信息或不想其他机构拥有或分享个人金融信息，则可通过“选择退出”限制个人金融信息的共享。这一制度使信息共享与隐私权保护的矛盾得以平衡，实现个人隐私权保护下最大限度的信息共享，提高个人金融信息的使用效率，使美国的金融业竞争力在近几年不断增强，也使消费者在丰富的金融产品中获得很多实惠。
加强金融隐私权保护的建议
出台法律法规让保护金融隐私权有法可依。个人信息泄漏由于个人取证非常困难，维权成本偏高，大多数被侵权人只好忍气吞声;一些违法违规的侵权案件查处不力，制裁不到位，没有起到真正的惩戒示范作用。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服务，同样属于生活消费的一部分，应该受到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保护，问题是，现行的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时的立法背景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个人消费主要存在于实体经济中，而对属于虚拟经济范畴的金融消费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涉及，从而导致目前众多消费者遭遇到高收益误导，存款变性，发生合同陷阱、信息欺诈、幕后交易等侵权时，难以得到有效救助。
规范立法与加强教育并进。对如何构建金融隐私权保护制度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其中大多为立法建议，提出从保密范围、与信息披露平衡协调、侵权法律责任等方面对金融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体制加以完善。我们都知道，公民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中处于劣势，金融隐私的保障更主要地依靠信息掌握方对客户的诚信，在规范和保护的同时，勿忘诚信机制的建设才是根本，这也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消费者必须加强自身金融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意识，及时关注、及时救济。加强对法律法规、金融政策、金融产品等知识的学习了解，不断增强对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能力，提高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制定金融隐私权保护法律要有前瞻性。目前，金融产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但由于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获取信息方面的不对称，普通消费者更容易受到侵害，当发生纠纷时，因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以及个案维权成本高昂，导致消费者在纠纷处理的程序和实体上处于弱势地位。除了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外，还应同样注意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已启动上海市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的立法调研，旨在营造一个公平、有序、诚信的金融法制环境。一旦启动该项立法程序，我们认为应体现以下特点：一是要明确消费者的权益和金融机构的义务，体现立法向弱者倾斜，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公正。因为界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等于约束了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道理，通过规范金融机构的义务等于达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利的目的。所以，要明确金融消费者在民事活动中的基本权利，比如人身财产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人格尊严权、获取知识权、个人信息不受侵犯的权利、投诉举报权等。二是设立金融隐私权保护机构。按现有法律规定，金融机构由“一行三会”统一管理，地方政府配合“一行三会”做好金融管理工作并提供良好的服务。虽然地方立法无权对金融机构设定义务，但可以强调或细化国家金融立法对于金融机构设定义务的内容。在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经营者的义务规范，对金融机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行为进行详细说明，这样做有助于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维护良好的金融程序，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软环境。同时，设立由地方政府牵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办公室，引入调解和监督机制参与到金融消费者纠纷的处理活动中，以避免和减少金融消费者使用司法资源解决争议，缓和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三是要明确发挥社会组织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探寻并完善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机制。在现有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工作机制下，明确并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协调并整合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和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