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瘟疫

许倬云

       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后，中国政府对于瘟疫的记录已经形成制度，地方政府对于战争以及随之发生的大型灾害一定会记下来。可真正大规模爆发的瘟疫，记载比较多的是在公元二世纪后半段——大约公元170年到公元220年这半个世纪。这段时期的中国，几乎是瘟疫不断。

最大的瘟疫发生地区是禹州、青州、徐州，当年的东汉政权——也就是三国政权所在的域，整个中原地带的东半边。那个地带在东汉时期人口最繁密，农业非常发达。居住的环境相当拥挤，而且常常发生水灾。如果黄河、淮河发生水灾，某个地区一年里面就会有半年时间浸在水里面。这种浸水的地方，就是育养细菌最好的环境，当地就会因为潮湿的关系，时常发生疾病。

这一段有更重要的事件，是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出现了。他是河南南阳人，家里两百多人的大族，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结合自己临床治病的经验研究瘟疫，写了本书叫《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是具体、切实地从自己看到的经验，疾病做分类、分析，并提出诊疗方案。这一段时间，中原地区死亡率是很高的。

当时大概全中国人口有5000万上下，在瘟疫大规模爆发的区域大概有两三千万人口，因为这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假如按照张仲景家族损失三分之二人口的比例来计算，这就相当可怕了。而且这种瘟疫是连年不断的，隔年甚至连续几年都发生。

这段时间北方这么大规模的瘟疫，可以说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在中国还是农业国家的时代，精耕细作农业，一方面取决于土地面积，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假如一个家里有三个劳动力，两个大一个小，有一两个人在瘟疫中去世，这一家就等于失去了生产力。瘟疫爆发的中原一带，财富总量占全国1/3上下，这一带农业生产规模不够，经济状态也一定不行。

瘟疫爆发影响农业生产的后果就是饥民激增，然后这些饥民投向流寇，投向各地地方武力，正好提供了三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兵员。同时，战争本身也会导致瘟疫产生，不仅是军队伤亡，许多死者堆着没人处理，也导致细菌繁殖。

所以瘟疫的后果，第一是瘟疫集聚发生会导致人口快速减少，经济生产力减弱，社会秩序混乱；第二是瘟疫中养育的细菌会继续繁殖，甚至散到各处去。东汉末年的灾害，就将整个汉代的统一局面毁掉了。

大的瘟疫以后，尤其连续多年的瘟疫以后，会形成一个扰乱不安的现象：瘟疫——疾病——死亡。瘟疫导致大规模人口死亡，死亡产生的尸首不能处理，病情没法处理，形成更大规模的恶性发展。最终造成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其影响可达五六十年甚至一两百年。

东汉结束以后是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等到南北朝以后，中国国内族群的分布已经跟汉朝的不一样了。少数民族进入中国，融入中国大的熔炉之中。他们慢慢汉化，在中国落户生根。隋朝的人口，以他们的本质基因而论，已经和汉晋时的人口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严重的瘟疫。

除了这一次导致东汉帝国解体的大瘟疫，中国历史上还爆发过另外两次很严重的瘟疫。其中一次发生在元朝。成吉思汗从东北进入中国，一路向西打，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领土最广阔的蒙古大帝国。从上都到欧洲这条路上，蒙古帝国的驿道陆续不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蒙古人的海上力量也延伸得很远，当时阿拉伯国家和印度，还有中国南部的商人都投入海上的活动，港口之间船只来往不断。

这些来往不断的船只、商旅，使得15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变成全球性的瘟疫，从欧洲一直影响到中国。这次黑死病影响之大，甚至于欧洲的地图都因此产生了极大改变。瘟疫导致的欧洲人力不足，还逐渐造成以机器生产来代替人力劳动的趋向。

这场蒙古时代的大瘟疫，从15世纪一直绵延到 16世纪。因为蒙古大帝国的存在，东西方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这个时候的黑死病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在每个地方都造成极大的伤害。中国从有黑死病的出现，一直到明朝初年，蒙古帝国时期黑死病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到明朝末年，海上的往来贸易，还把西方的黑死病带到中国东南和华南，尤其是华南地区。

上面讲的是这几次重大的灾害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从全世界而言，大的瘟疫或大的流行病传播排起队来——黑死病、疟疾、天花、伤寒等等，到最近这些年的禽流感、新冠病毒，这一系列病毒都在国际贸易流通的背景下发生，使全球蒙受其害。

对中国来说，还有一次严重的瘟疫发生在明朝末年：这次也是从欧洲传过来的黑死病，通过南部的港口进入中国。这次瘟疫发生的时候，葡萄牙的传教士也把欧洲思想带进了中国。但明朝没有真正领受到西方新的思想的好处，也没有意识到西方人对自己的挑战可以是好的事情。反而这些人离开了，明朝政府就忘了他们所传播过来的知识、思想。

面对外来思想和文明，明朝为何没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这里面缘故很多，大家知道明朝的独占性跟专制，使他们不主张、不喜欢臣下挑战国家权威与对皇权进行批判。这种独裁统治，使得新的思想无法进入，这是缘故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明朝政府控制瘟疫的方法不当，结果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内乱。最后导致李自成、张献忠从陕北带着部队一路打到北京，政府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力。这一时期的中国遭受了极大的瘟疫，经济和生产力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后来入关的满洲人，他们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他们驱使着北方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中国投降的军队南下，大批的南方军队无力抵抗。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

现在我们要对几种瘟疫及其所存在的地域地理特性再加以讨论。中国及世界当前面临的瘟疫有两种来源，有一种是湿性的，就是水里边的病菌寄生、滋长，经过饮水侵入到了人的身体里面。沙门菌寄生在水里面，滋长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侵犯到人体之内，造成无法挽救的疾病。而疟疾是靠蚊虫作为媒介，来传播病毒。蚊虫的寄生地，就是那些潮湿的地方。所以现在的伤寒、疟疾、痢疾，还有其他类似病，在中国本土就容易发生。

中国的淮水以南，基本上都有潮湿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湖泊、河流、山林。山林里面林森树密，也是非常潮湿。这一带还存在南方特有的血虫病，有的人在水里工作，吸血虫经过人的皮肤进入人体。还有麻风病，也是在温带，比较潮湿、带水的地方多发。我们看中国的大部分疆域，从中原以南都是这一类的自然条件。这种病菌很容易存活，在农村地区更容易广泛传播。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所以一直到近代，中国的居民百分之八九十还是生活在农村。农村生活的问题是，首先居住环境需要靠近水，灌溉用水、饮用水都要从河流、湖泊里面获取。在南方农村的水田里面，水长期蓄积在那里，不会因为蒸发变干。这种环境，对于细菌的培育是非常理想的。同样，有草有水的地方蚊子就多。树林子里边，潮湿的地方，有瘴气，容易感染疟疾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最早看到的瘟疫，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情况，跟温暖、潮湿的环境有关系。

瘟疫发生以后，到一定地步，出现人口大规模的死亡，常常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就此消失。逃荒的人从疫区逃出去，带着病菌一路跑，他们排泄、饮食种种，他们带着的病菌就留在当地的环境中尤其是水中。所以病毒传播的范围，往往跟水流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关系。此外，还跟沿着大的道路的人口流动有关系。瘟疫往往在东西方向流通得很快，沿南北方向更容易发生变异。像汉末流行的这种伤寒瘟疫，它就是中国地带内生的。

还有一种瘟疫——鼠疫，也是全球大规模爆发的灾害。沙漠里面的老鼠，是传播鼠疫病毒的动物，这种瘟疫通常发生在干旱的地方。如果有大批的商队经过，感染鼠疫病毒后，他们就变成了病毒的传播渠道。病毒随商队从东往西、从西往东，这样在丝绸之路上来回流转。或者跟着大军作战、大部落移动传播。

还有一条瘟疫的传播途径，就是海港。沿海路从中国南部、东南部，进来了以后，病毒就跟着人口本来就密集的商路和港口传播，速度很快。瘟疫造成人口大量的死亡，生者大规模外逃。活人逃亡、死者未葬，造成了偏远地区的卫生环境恶化，因为病人乃至亡者尸首暴露在外，病源就很容易留下来。

靖康之变以后100年间，从金人侵入一直到元人夺得金人的首都，蒙古军队征服南方又征服西边。瘟疫的传播，也同军队的移动有关系。军队的移动本身很快，很多士兵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病床上。这个耗损相当巨大，留下的灾害更长久，因为病菌也留下来了。整体而言，13 世纪辽金元几次跟中国的冲突，尤其是蒙古的东西征讨，对中国干旱地区的瘟疫传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入侵者和本土居民双方都产生重大的伤亡，这是战争跟瘟疫一起造成的。

伤寒和鼠疫这两种形态的瘟疫，一个是在本土形成的，主要沿南北方向传播；一个是外来的，主要是沿东西方向传播；一个诞生于潮湿地区的脏水里、借由蚊虫传播，一个依赖于干旱地区的动物——沙漠里面的老鼠作为传播源。这两种瘟疫产生的影响，都旷日持久。100 多年间同一种瘟疫反复不断，实际上是一个病源的扩散、一个病源的延续。

国家之间的战争、国家内部政权的转换，都伴随着征服战争、武装冲突，这里面因为疾病产生的伤亡，往往多于战争。可以说瘟疫从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社会性是因为疾病的爆发，人类原来的聚落可以完全被掀翻；政治性是国家本来稳定的秩序，因为瘟疫可以整个被倒过来，甚至导致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