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和共产，何必再细分？

        西方世界最初对奥威尔式的政治讽喻“简单”理解为“反共主义”。后来，理解的“深度”有了拓展，开始认识到“极权主义”才是根结所在。
    要是作一番细致的考量，“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像两股随时会狭路际会的正义和邪恶之力量。在我看来，“共产主义”是“绝对零度”，它象征着把弹簧拉到极致再兼那么一寸不可到达的距离之长度。而达到这么一个极致后有两个结果：一是“嘣”得一声，断了——这时的社会就彷如处在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二是遭到强烈的反弹——这时的社会正在遭受一场“政治危机”。而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其内都缺不了“极权主义”的身影。
    在我看来，“实现共产主义”同“社会个体趋于完美”是同一个层级的梦想。而“趋于实现共产主义”又会冒着被“极权主义”夺权的危机。这种历史实践不得不说是极具勇气的。我们不期望船一路都不偏不移地往目的地开去，只是希望在每次偏离时都不要那么地理所应当和不可逆转。而作为舵手的上层建筑又仅仅只是受到作为水手的经济基础的微弱约束——起码在行程的大半路途中。我们恰恰需要的却是那种极为强烈而无条件的约束。所以，在此处，“执政党保持长青”又和以上两个梦想同轨道了。
    故而，奥威尔的政治讽喻毋宁说是所谓“反极权主义”，本质上跟“反共主义”也是颇多拉扯的。就如一个人喜爱一样东西喜爱到极致，却发现它不单永远无法到手，甚至在追逐的过程中还会给其带来最为之厌恶的东西。所以，“怒其不争”的情绪慨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