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到一些研究文章说,苏轼嘉祐二年(1057)进士考试因欧阳修误判与状元失之交臂,只好屈居第二。此说不当。
苏辙在其《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中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据《宋史·选举志一》:“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嘉祐二年的这次贡举,欧阳修为了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变更科举,采取先论,次诗赋的办法进行考试。苏轼的论本应置第一,但欧阳修怀疑是其弟子曾子固所为,因避嫌故将其置为第二。考《春秋》对义时,苏轼居第一。所谓“对义”,就是根据所出题目回答文意,类似现行考试中的简答题。宋代的进士考试也通过乡试、省试、殿试这三级进行选拔,殿试是最后一关,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黜落很少,这次考试一个也没有黜落。殿试实际上就是通过考试最终给礼部奏名的进士评定等级,苏轼中的是乙科。唐代的科举,唐明皇时始置甲科,只有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才被定为“进士甲科”。嘉祐二年的这次科举,第一名是章衡,第二名是窦卞,第三名是罗恺,苏轼中的是乙科,故没有进入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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