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上海滩其实也有这类人的存在，故事一样精彩，经历也更加丰富。不过，上海对这类人不叫“老炮”，而是客气地喊一声“爷叔”。今天，斥候就给大家介绍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上海爷叔”。
正如北京有“大院子弟”和“胡同子弟”身份区别，上海同样有“上只角”和“下只角”的说法。“角”， 在上海话中念“goo”（弱声）。苏州河两岸就有如苏家角、吴家角、叉袋角之类的地名。过去，上海把河岸内凹的地方叫做“湾”，而外凸的地方，就叫做“嘴”。今天的江湾、陆家嘴，就是以此得名的。如果“嘴”的地域较小，形状更尖，那里就会被叫做“角”。如今呢，上海人通常以“角”表示方位、方向。比如有人讲“伊住勒人民广场一只角”，这个“角”不是“角落”、“拐角”，而是“住在人民广场那个地方”。“上只角”和“下只角”，应该是上海人独创的词汇，但上海滩哪里是“上只角”？哪里又是“下只角”？其实根本没人能说清楚。按照老一辈上海人的说法，“上只角”，是指曾经的租界地区，比如静安、黄浦、卢湾等；“下只角”呢，自然是曾经“滚地龙”和“棚户区”密集的闸北、虹口等地了。早些年，上海最著名的“滚地龙”的棚户区是普陀区“三湾一弄”。所谓“三湾一弄”，是指老上海的潭子湾、朱家湾、潘家湾和药水弄，这里曾是上海最早也是最复杂的棚户区，聚集了很多当年各地逃难到上海的难民。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龙建国，解放初期，就出生在“三湾一弄”某个不知名的破棚子里。
龙建国家中姊妹众多，因为受到环境影响，他自小就不爱读书，打架闹事是家常便饭，成年后的他更是以打架不要命闻名附近街区。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政治运动在上海越演越烈。此时，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已经从“文斗”逐渐演变为以武力来捍卫各自立场的局面。很多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裹挟其中，加入各种造反组织，希望能借此机会改变人生。 不到20岁的龙建国也因“根正苗红”，加入了其中某个派别。虽然他年轻尚轻，却能打善斗又下手凶狠，而且参加过多场“血战”。这是因为龙建国曾经拜了一位名师，对方在解放前曾是上海某国军部队的武术教官，给了他不少专业指点。靠着一手好拳脚，龙建国被沪上某位大领导看中，成为叱咤一方的革命小将，风头无二。谁知到了1976年，一场完全逆转的政治风暴，将他从人生的巅峰扫落，被发配到某个偏远的街道小厂做小工。就在龙建国面对巨大的落差，还不知所措时，一位相熟的好友悄悄告诉他，公安机关已经搜集到了他当年伤害他人的材料，准备将他抓起来送外地去劳动改造。听到风声的龙建国吓得连夜逃至上海外滩的十六铺码头，他一心只想逃，逃到谁也抓不到他的某个地方。选择十六铺码头，是因为这里自1972年中日建交后，就有了定期往返日本的货轮。风光的时候，他曾被人簇拥着作为“革命闯将”来这里检查工作。其中，所谓“检查工作”，就是他从一些跑国际航线的货运方白拿一些国外好吃好玩的东西，再从中选出一部分孝敬自己的领导。多亏当年的这段经历，加之码头管理的松懈，龙建国悄悄混上了一艘即将开往日本的货轮。当时往返日本的海上时间大约需要三天时间，龙建国饿了就去厨房间偷点剩菜剩饭；困了就随便找个没人的角落躺下就睡，最终顺利抵达了货轮的目的地，日本横滨。船停靠后，龙建国趁着天黑摸下船，自此踏上了流亡海外的道路初到日本的龙建国两眼一抹黑，他既不会日语，也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更没有熟人可投靠，还得小心提防着日本警察。漫无目的走了几个街区，龙建国瞥见一座中国样式的牌坊，上面写着“中华街”三个字。原来他误打误撞，来到了横滨最著名的唐人街。横滨的“中华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因为毗邻码头，起初是很多华人来到日本最早的落脚点，后来慢慢成为横滨著名的华人聚居区。虽然“中华街”的中文招牌让龙建国感觉亲切，可他还是不敢光明正大走在街上，只能蜷缩在街角巷尾，每天靠翻捡中各家餐馆的垃圾果腹。终于有一天，龙建国因为在一家餐馆后厨偷食，被店主抓住。餐馆的老板姓于，是一位早年来日本打拼的“老上海”，他对这位落魄的老乡既同情，又激动。毕竟，中日虽然已经建交，可真正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寥寥无几，于老板突然遇到老乡，还听见久违的“乡音”，实在激动不已。简单了解龙建国的情况后，于老板也没废话，安排他在后厨帮忙，又帮他解决了食宿问题。能在异国他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龙建国很感激于老板，干活自然十分卖力。20世纪70年代，日本黑社会现象还很严重，许多日本黑帮尤其爱来“唐人街”骚扰华人的店铺，收取保护费。初来乍到的龙建国虽然看不惯这些日本黑帮，可知道自己只是个偷渡客，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只好装看不见。可日本黑帮就是喜欢欺负华人，哪怕收了每月的保护费，还会继续到店里敲诈勒索。店里不给钱的话，这些混混要么把正在吃饭的客人赶出去，要么将店铺打砸得一塌糊涂，于老板的餐馆没少遭罪。可于老板敢怒不敢言，每次只能陪着笑脸，还得劝龙建国千万别惹事。有一天，龙建国外出采购，于老板因不满总是被勒索，和几个上门的日本黑帮争论了几句，立刻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店里又被打砸一通。龙建国回来看到于老板惨状，再看看一片狼藉的店铺，实在忍无可忍，不顾于老板阻拦，从后厨抄起两把菜刀，径直跑到那些黑帮的总部门口叫骂。彼时，日本黑帮在日本已经公开化、企业化，可以公然在街面挂起自己的社团招牌。虽然写着“XX公司”“XX会社”，私下黄赌毒生意却一样没少做，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按照龙建国后来说法，于老板对他有恩，他又从小受到纯正的抗日革命教育，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从来没有忘却，看到自己恩人被揍成“猪头”，他实在气不过。看到龙建国抄着两把菜刀在门口怒骂，日本黑帮成员凑在公司门口观察了半天，有些懵逼。他们在街头横行霸道数十年，从没想过有一个中国人敢冲到他们总部来拼命；他们也很想搞清楚，这个一会用上海话，一会用“国骂”问候他们的中国人到底是脑子有问题？还是对手给自己下的什么圈套。小心翼翼地观察半天，他们终于确定，这个来挑衅的中国人是单枪匹马，纯属自找死路。看明白后，几个日本黑帮兴奋地抄起棒球棒，大摇大摆走到龙建国面前。日本社会很有意思，黑社会一定程度上可以合法化，公开化，但绝不允许公开持有管制刀具和枪支。因此这些黑帮几乎人手一支棒球棒，整天斜搭在肩上，横着走路，一副不可一世的嚣张模样。可惜这些日本黑帮平时吓唬吓唬老百姓就算了，碰到有着极富战斗力，又具备多年“血战”经验龙建国算是倒了大霉。当一个黑帮刚用手里的棒球棒轻蔑地在龙建国的肩膀敲了敲，没等他反应过来，拿着棒球棒的那只胳膊被龙建国反手砍了数刀，手指生生被砍断了俩根。要说日本的菜刀质量确实不错，是用最好的玉钢打造的堺刀，这玩意虽然没有中国菜刀大，但锋利度不说削铁如泥，砍肉做的手指，实在是轻而易举。一会工夫，几个上前挑衅的日本黑帮不是手指被砍断，就是头、胸以及四肢等部位被砍伤，倒地后哀嚎不止。如此血腥的场景让其他日本黑帮目瞪口呆，他们中有人毅然报了警。一位中国人宛如怒目金刚，双手紧握两把不停在滴血的菜刀，浑身是血，也分不清是他自己还是躺在地上的黑帮的。他的脚边躺着几名捂着伤口痛苦嚎叫的黑帮成员，四周一群操着棒球棒等器械的黑帮，百般咒骂，却无一人敢上前。等警察醒过神，掏出枪逼着所有人放下凶器，在场的黑帮迫不及待将手上东西丢弃，顺从地抱头蹲下。
龙建国当时人已经有些麻木，紧握菜刀，恶狠狠地盯着那些黑帮成员，昂首怒视，丝毫不理会警察的喊话。围观的人明白，再这样僵持下去，警察肯定要开枪射击，这个中国人怕是凶多吉少。
幸好人群中有华侨认识龙建国，早叫人把受伤的于老板搀扶了过来。于老板赶到后，拼命冲龙建国喊话，这才让杀红了眼的他醒过神，丢下手里菜刀向警方投降。一群警察赶紧冲上去手忙脚乱地给龙建国戴上手铐，推进了警车。龙建国被抓后，警察恼火他给自己辖区带来了麻烦，想挫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锐气，故意将他和另外一些刑事案嫌疑人关押在了一起。得到警察暗示的一伙人立刻毫不客气地围上龙建国，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尝尝厉害。龙建国从小就是靠拳脚说话，个人实战经验丰富。在双手抱头简单防守了一会后，他很快就摸清楚了这伙人的套路，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击。几个回合后，所有人只能彻底认输，任由他在牢房里找最好的位置睡，甚至还会被他抢去食物，个个叫苦不迭。日本警察实在没办法，简单做了笔录后将他转到专门看押外国人的监仓等待审判。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正式的遣返条约，在日本犯罪的中国人刑满释放后会被遣返回国。刚刚被关押进去的龙建国没想到，自己在新环境中居然得到了所有人的崇拜和尊重。他所在的监仓主要关押偷渡日本的东南亚裔人和少数中国人，许多都是与黑帮发生冲突被关押进来。这是因为当时少数日本年轻人排外的心态比较严重，尤其对亚裔人，认为是他们抢走了自己的工作和资源。因此有黑帮成员借此挑衅闹事，许多无辜的亚裔时常被人欺负，人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怒火。当时，恰好李小龙的电影火遍全世界，会功夫的中国人有着很高的地位。很快，龙建国的事迹传遍整个监仓，大家将他捧成了李小龙一般的功夫明星，让他颇感意外，也令原本想打压他的日本警察无可奈何。于是，龙建国在这里不仅受到很多人的尊重，生活条件也远比普通犯人要好很多，让再次想看他笑话的警察无可奈何。也该是龙建国运气好，日本社会上下正积极推动一轮“反黑”热潮，反对黑社会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由于日本暴力社团猖獗，大量排外事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政府声誉，日本当局也有意要打压下国内各种黑社会背景的社团。在这种背景下，龙建国挑战日本黑帮的行为得到了很多华人包括日本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尊重，甚至有议员提议应该给龙建国予以赦免。于是，在大量华人社团帮助下，龙建国被判缓刑，随即被于老板等人保释出狱。回到餐馆，于老板设宴给龙建国压惊，表示希望将这家餐馆交给龙建国经营，自己可以安心养老。龙建国推辞不得，答应了于老板的请求，自此边学边干，认真经营着餐馆。龙建国也因祸得福，由于单挑日本黑帮的名声太响，不少华人和好奇的日本人知晓他的事迹后，纷纷来餐馆吃饭，想看看这个不怕死的中国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了表达敬佩之情，来到店里的华人要么故意点许多菜，要么经常带人来捧场，使得店铺的营业额几乎是每个月就翻一番，生意好到每天到了深夜，还有人在排队等座位。 吃亏后的日本黑帮，碍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孔建国的“菜刀”，不敢再找麻烦，纷纷绕着这家店走。生意火热后，龙建国每月也必准备好一笔不菲的薪金交给于老板，让他安享晚年。1983年，龙建国在华人社团的运作下，“归化”成为一名日籍华人。当时，包括“怒罗权”（日本战败后被抛弃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后代二代及三代）、福建帮等在日华人组织都曾拉拢于他，希望他能加入，均被他拒绝。龙建国意识到，时代变了，打打杀杀的生活一去不复还，他希望能凭自己努力闯出一番新天地。1985年，龙建国的餐馆生意越做越大，在横滨各处又开了数家餐馆，生意依旧红火。但是，龙建国的野心已经不再局限在餐饮，而是更加辽阔的市场。进入八十年代，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亚洲很多国家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陆续出现了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几个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出口需求的激增也刺激了航运需求，很多国家每天都有大量的货物需要海运到各地。1986年，伴随着著名的“广场协议”签署，美元对日元大幅度贬值。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日元对美元几乎升值了一倍。善于把握机会的龙建国意识到赚钱机会来了，他将多年积攒的钱，通过熟人介绍，从海外购买了几条接近退役年龄的货轮，改装修缮后，成立了一家名为“龙胜”的船务公司。不过，由于船只性能不合格，无法开展远洋贸易，只能跑周边的东南亚航线。龙胜船务虽然只有几条旧船，可毕竟是正规登记在册的日本船运公司，悬挂的又是日本国旗，这使得他的船只在许多敏感海域通行无阻，少了很多麻烦，也让龙建国赚得盆满钵满。赚了钱的龙建国很大方，不仅资助了许多上门求助的人，还经常设宴款待各种生意上的朋友，每日饭局不断。1989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龙建国在于老板的介绍下，娶了一名日本华侨的女儿，两年后又有了儿子。但是，一直顺风顺水的龙建国没有意识到，一场灾难正悄悄向他逼近。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亚洲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想偷渡到日本。偷渡日本的方式有很多，通过日本货轮偷渡是最方便也是最常见的手段。那段时间，日本各大电视台几乎每天都会播报有关偷渡客的新闻。这些偷渡客都是由蛇头买通某些外国货轮的船员，找机会将偷渡客藏在货轮中带到日本。为了隐蔽也为了尽可能减少暴露，常常是几十乃至上百个偷渡客被藏在不足60立方的集装箱内，四周空气浑浊，没有饮食，也没有大小便的地方，环境十分恶劣。等船到了日本，船员会将偷渡客趁夜放出，至于他们到底是死是活，全凭个人运气。这类偷渡的费用“行价”为一个人100万~200万日元，蛇头拿走八成，其余再分给合作的船员，十分暴利。在当时，这些生意几乎是摆在台面上，日本各主要街头都有相关海报和中介公司，只需要搞定合作的船务公司即可。对于很多船务公司来说，正常货运业务不耽误，还能白赚一笔，确实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自然，有人找过龙建国，希望能利用他的龙胜船务接此类业务。龙建国对此类合作，统统毫不客气地拒绝，他觉得自己生意一直很稳定，没必要再去碰这些非法勾当。不过，虽说不做偷渡生意，可龙建国对那些偶然碰到的偷渡客还是抱以极大同情，不仅会主动给予帮助，还会将这些人偷偷安置在门店做工，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可惜，龙建国最后还是因为偷渡客的问题惹上了人生中的又一个大麻烦。龙建国的船务公司是跑东南亚沿线国家，主要就是将这些国家的货物拉回日本，或者将日本的货物运到这些国家。因为所有船只最终都是要返回日本，很自然就被人蛇集团盯上了。有人买通了他船务公司的船员，事先将偷渡客安排到管理松懈的某些东南亚国家，然后等龙建国的船只到达时，再让合作的船员偷偷将人带上船。一来二去，龙建国的船务公司也成了偷渡日本的渠道，前前后后偷渡了很多人去往日本。如果说精明的龙建国对此事完全不知晓，那不是实情。实际上，他早从很多蛛丝马迹发现了这一现象，也狠狠惩罚过相关人员。但是，他的内心很矛盾，他其实很同情那些偷渡客，毕竟他当初来日本的方式和这些人没什么区别。因此，无论他如何告诫手下的人，但利用他的船只运送偷渡客的事情屡禁不绝。龙建国还天真地以为，只要不主动参与这些偷渡行为，就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直到日本移民管理机构找上了门。谁也没想到，移民机构掌握了他的船员许多参与偷渡的证据和资料，指控他的船务公司参与了多起偷渡案，涉案金额巨大。调查后的结果对他也很不利，警方和移民机构在他众多门店查到了非法滞留的偷渡客，甚至他们偷渡到日本的，正是龙建国旗下的龙胜船务。更糟糕的是，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龙胜船务还有部分船员通过私藏、夹带等办法将毒品和其他物品走私到了日本。面对警方拿出的详实证据，百口莫辩的龙建国只能认罚。不过，日方开出的不仅是一张巨额罚单，更以涉嫌走私毒品、违反移民法规以及船只检测不合格等多项指控勒令船务公司关停，并准备逮捕龙建国。幸好这些年来，龙建国结交一些日本的政客和律师，在他们的斡旋下，总算免去了牢狱之灾，但巨额罚款必须缴纳。重罚之下，不仅船务公司所有资产被冻结，就连餐厅也因使用偷渡客及卫生许可等问题相继被查封。一番疾风暴雨的打击下，龙建国损失极为惨重，不仅船务公司被迫停业，还得向委托方赔付大笔的违约金。原本好端端的餐馆，也因被查封，无法正常开业，但相应的人员工资、原材料、租金等还得照常支付。龙建国希望找人求助，平时称兄道弟的很多生意上的朋友却一个个避之不及，连电话也不接。无奈之下，龙建国只能宣布破产，但他还是拿出多年积蓄给追随他多年的手下当遣散费，同时又欠下一屁股债。事后，龙建国才知晓，相关机构能有那么详细的证据，是因为将他身边一个助手发展为“线人”，条件是给其合法的日本居留身份，让他帮忙从中收集信息情报。这位助手也曾是龙建国帮助过一名来自国内的偷渡客…… 有人知道此事后，找到龙建国，提出帮他报仇，被他阻止。他说自己当初赤手空拳来到日本，打拼出一份事业，虽然又全部归零，怪都怪自己运气不好，不怪任何人。此时的龙建国一无所有，但当年帮助他的于老板站了出来，拿出龙建国这些年给的钱，再次帮他赎回了昔日“中华街”的那家茶馆。从头开始的龙建国请不起员工，只能和太太搭档，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起早贪黑，专心经营这家餐馆。苦熬了数年，在周围一些华侨的帮衬下，餐馆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不仅将之前的老员工请了回来，欠下的债也一点点还清了。90年代中期，龙建国注意到“中华街”上多了一种改良后的弹子球游戏机，在日本最繁华的地区，无论是商业中心还是偏僻的郊区都有这种叫做“パチンコ”的弹子房。有人根据其中文发音直接音译成“柏青哥”，也有很多人称之为弹子球、小钢珠。其实，这种弹子球游戏早在二战前就在日本流行，最初只是一种儿童游戏机，后来被人改良为博彩游戏机。九十年代初，在加入炫目的装饰和电子化设备后，这种弹子球游戏很快风靡全日本。几乎一夜之间，“唐人街”上多除了餐馆，各式各样的弹子房如雨后春笋般遍地都是。很快，有人找到龙建国，想分租他的店面空间开设一家弹子房。龙建国开始不明白，这种不能赌现金的小游戏为啥那么受欢迎。即便赌客赢了，也只能拿着钢珠在店内香烟。直到他注意到有人将这些小钢珠偷偷拿到附近一家店换取了现金，他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赌博游戏。虽然日本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弹子球老虎机店家提供现金或者有价证券作为奖品，也不允许店家把给客人的奖品再以现金的形式买回来，可这根本难不住那些想借此发财的人。为此，有人想出了著名的“三店方式”：简单说就是客人获胜后拿着赢来的小钢珠到附近某家专门公司兑换成现金；收了小钢珠的公司又会将其再转卖到专门负责回收的上游公司；上游公司则把小钢珠再次卖给弹子房，从而形成一种变现的闭环。观察许久后，龙建国察觉这是一个新的商机，决定自己买机器开设弹子房。开弹子房不需要什么太多技巧，有场地有机器后，只需找到合作的上游公司即可。与龙建国合作的上游公司是个居住日本多年的60多岁日本华侨，人称“根叔”，他负责帮龙建国店内客人小钢珠兑换成现金，他再将这些钢珠转卖给另外一家公司赚差价。这家公司其实也是根叔经营的，收到钢珠的公司，还会再倒卖给龙建国的弹子房，根叔从中一进一出也赚了不少钱。玩弹子球的人大多是为了消磨时间，有吃有喝还能不耽误玩，龙建国的弹子房生意迅速好过了街面其他弹子房，真金白银赚了不少。两年后，龙建国将“中华街”其他几家弹子房相继收入囊中，手上一下有了四家弹子房和一家餐饮店，财源滚滚。1998年10月，年过五旬的龙建国又一次遇到了人生中的大麻烦。自从生意稳定后，他已经不需要那么辛苦，每天只需要巡巡店，看看店里报表即可。这天，他的太太焦急打来电话，说他们的儿子被人绑架了。龙建国快四十岁时才有了这个宝贝儿子，夫妻俩自然十分宝贝。太太打来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茶看新闻。太太说，她在家左等右等也没等到儿子放学回家，正在心神不宁时，她接到绑匪电话，说他们的儿子被绑架，索要六千万日元的赎金，同时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听到这个消息后， 龙建国愣了半天，将面前所有茶具砸个稀烂。犹豫了一会后，龙建国决定和绑匪拼了，他担心只要答应了对方要求，说不定哪天还有下一次。于是，他一面安抚太太不要报警，一面联系了一些朋友，准备和绑匪大干一场。谁知，就在所有人按计划在他店内集合时，绑匪不知从哪知道消息，托人送来了他儿子的书包，里面还有一撮他儿子的头发，并打来电话威胁说如果敢动武，那么就让他的儿子彻底消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权衡许久后，龙建国选择放弃原先计划，希望拿钱换回儿子。警方介入后，发现绑匪留下的是一个PHS号码（相当于中国的小灵通），属于没有登记的非注册号码，根本找不到机主。在警方建议下，龙建国和绑匪联系，对方要求他携带赎金到横滨铁路的樱木町站进行交易。满心紧张的龙建国提着装满现金的手袋，按照指定时间到达樱木町站后，发现站台内外都是便衣警察，才稍微松了口气。突然，绑匪再次打来电话，指示他不要挂断电话，立刻登上身边的一处人行扶梯上二楼过道。出了扶梯，他刚走到过道中央时，耳边的电话传来绑匪新的指令，要他将手里的钱袋从二楼过道向下丢去。犹豫中，他听见绑匪电话里传来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后，只好把钱袋从过道走廊朝地面丢掷。就在钱袋落地的瞬间，一辆不知哪窜出的摩托车疾驰而来，车上坐了俩人，其中后座的人顺手抄起了钱袋，摩托车立即开得无影无踪。现场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醒过神的龙建国“嗷”地一声纵身就从两层楼高的走廊平台跳下，爬起后跌跌撞撞地径直往摩托车逃离的方向追去。不用说，龙建国没能追上绑匪，只能蹲坐在地上抱着摔伤的腿喘着粗气。万幸的是，钱虽然没了，绑匪倒也算信守诺言，他的儿子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家门口。负责侦破此案的日本警察十分尴尬，只能一个劲赔不是。看见儿子平安回来，已经躺在医院的龙建国不想再追究什么，表示此事到此为止。事后，龙建国将儿子转到一家私立学校读书，还给儿子和自己都找了保镖。主犯不是别人，正是一直和龙建国合作的根叔。他不服气龙建国开弹子房赚得比他还多，也不甘心只赚一点“手续费”。在他眼里，龙建国就是个偷渡客，和他这种老华侨根本没法比。龙建国知道事情真相后，内心十分郁闷，他以为自己早就融入到了日本社会，是一名做合法生意的日本华侨。没想到，在其他人眼里，他依旧是个不入流的异乡客。2010年，龙建国悄悄回到上海，这是他离开后第一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直没回来，他是担心自己当年的不辞而别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麻烦，只能通过一些经济方式补偿家里。龙建国的父母这时已经作古，他将几个姊妹和亲戚们召集起来请了一次客，说自己老了，叶落归根才是真正的归宿。回来后，龙建国还曾悄悄去了小时候住过的弄堂，那里早变成了一座高档住宅小区。对他来说，离开了二十多年的上海已经物是人非，现代化的城市也让他惊叹不已。那年，他和太太去看了“世博会”，还去了杭州、苏州等地游玩。许久没有回到上海，当他再次站在外滩，望着黄浦江上川流不息的船只，看见对岸的一栋栋高层建筑，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根其实还在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我终于回来了！”龙建国心里默默地喊，同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2019年，已经70多岁的龙建国安排好日本的产业，自己和太太返回了上海，就在小时候住过的弄堂附近买了套房。回来后，他每天会骑个车去附近的菜场买菜，开了这么多年餐馆，菜场是他最熟悉的环境。他喜欢和那些小贩聊聊菜价，顺便砍砍价，像很多上海爷叔一样再多讨要把葱，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给太太烧饭做菜。闲暇时，他会找到旧时的同学和朋友，一起把酒言欢，回忆当年。言语中，朋友似乎依旧可以感受到他身上一种逼人锋芒，还有一些脆弱的敏感，那大概是他一生都丝毫不容侵犯的面子和尊严。那些关于他的江湖传闻，将只存在于老上海人“嘎讪胡”时的传说，慢慢融入都市的喧嚣之中。偶尔，龙建国也会站在那些刷满了“拆”字的街道弄堂发呆，带着英雄迟暮的落寞感回想意气风发的当年，感叹着时光的变迁。还是用龙建国自己的一句话结尾吧：“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太多的变化，现在全靠回忆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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