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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留学日本的小帅哥写的文章。
湘阴窑是一个还没有被大家广泛重视的窑口,其实有不少南朝的精美器物就是这个窑口生产的。只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未进行合理的梳理。难得的是有这么一位小帅哥做了这么一件有心的事情。你造吗?这个小帅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高一,你高一的时候是不是还在为写周记发愁?人家已经开始写这种学术性的东西了。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熟悉的陌生人。
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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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湘阴窑烧制的历史状况
湘阴窑属岳州青瓷窑系,位于今湖南岳阳市湘阴县。而岳州青瓷窑系是陆羽在《茶经》中提到唐代六大青瓷窑系中的名窑之一。它始烧于东汉,西晋到隋唐之际为繁荣时期,中唐逐渐衰落,宋代开始流变为“粉地彩釉”绘花陶。早期以湘阴青竹寺窑为代表,大致年代由汉到晋,以青釉、酱釉为主,少量青釉褐彩与早期原始青白瓷,胎往往呈浅灰色,烧成温度为1208度——1224度,这一时段的青釉部分呈翠青色,但釉面多干涩,玻璃质感不强,较薄。晚期以湘阴铁角嘴窑为代表,又称“岳州窑”,大致年代相当于盛唐之际,胎色灰白,施白色化妆粉,大多玉壁底,多施青黄釉。
中期以湘阴窑为代表,位于湘阴城关镇,大致年代由晋到唐。器形较多,主要器型有碗、碟、高足盘、洗、杯、盂、壶、瓶、罐、坛、托盘、盒、灯、砚、炉、纺轮、虎子、器座,陶瓷雕塑等;釉色有青、黄、酱、诸色,部分积釉处因窑变而呈蓝色或紫色,中心因温度较高多为白色粉状,其中青釉莹洁,往往呈玻璃质状,透明或半透明,开片,施半釉,垂釉如泪;胎可分瓷胎、瓦胎、缸胎;工艺有模印,刻划,贴花,雕塑等,以模印为主;纹饰有草叶纹、莲纹、菊纹、几何纹、兽面、文字、人物等。其中陶瓷雕塑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可分素胎瓷塑与青釉雕塑两种,造形生动形象,神态各异,极为精美。在湘阴窑长达七八百年的烧制过程中,南朝这一历史时段是湘阴窑在岳州青瓷窑系成就最高,做工最精的时段,数量多,销路宽,造型广,釉色美,胎质好,做工精,其中还出现了一小批印款上贡器皿。
至于湘阴窑在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作用及文化意义,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要揭示其真实历史面貌,研究其历史地位是比较困难的,笔者认为,对带铭文的器物及标本进行研究是最佳途径。在此,笔者将通过对湘阴窑南朝时期部分有铭文的器物标本详细分析和研究解读,也许能起到管中窥豹,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南朝湘阴窑铭文贡瓷标本解读
①“上府”铭文青瓷杯残件
图一残高150px残宽200px,图二残高150px残宽175px,
两者均胎质灰白粗松,釉色青黄,杯心有长方形印记,长方形边框内自上而下模印阴文“上府”二字,图一于2008年湘水下游采砂船在湘阴窑址附近作业时采得,目前已被湘阴县博物馆收藏。图三于南京工地出土,目前已被南京艺术学院标本馆收藏。对于“上府”款的含义,个人认为以下三种可能性均存在:A指上层政权机构,或代指朝廷。《南齐书·庾杲之传》杲之歷在上府,以文学见遇。B可谓之皇府。“上”可指君王。《吕氏春秋·查今》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史记·陈涉世家》上使外将兵。《中华大字典·子集一部》上以厚下安宅。注上,君也。“府”可指汉至南北朝帝王治事之所。三国·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C上供皇府宝库。“上”可指进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乃敢上璧。《战国策·齐策》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府”可指皇府宝库。《淮南子·时则》开府库,出币帛。《史记·项羽本纪》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汉书·匈奴传》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
②“供奉”铭文青瓷杯残件
图三为小杯的下半部,残高150px残宽150px,杯心有长方形印记,长方形边框自上而下模印阳文“供奉”两字,釉色青黄,由南京工地出土,现藏于南京艺术学院标本馆。供奉含义较多,但处在相应历史背景且铭文模印于器皿内的情况下,主要应该是特指贡献给帝王或皇室的行为。宋·曾慥《高斋漫录》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南史后妃传下陈宣柳皇后》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贵妃,而己御其次焉。其次综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译为祭祀神佛所摆设的供品亦有一定的道理。
③“太官”及“大官”铭文青瓷杯残件
南京博物院张浦生先生曾将瓷片的胎釉成分进行测试,发现胎中含氧化铝高达22.7%左右,不同于越窑瓷器胎的氧化铝含量。而通过测试发现,青竹寺窑胎中22%左右氧化铝的含量与之相接近,又湖南标本中鉫,溴比值虽与南京出土物有一些差异但也最为接近,因而南京出土吴末青瓷釉下彩绘罐不排除出自湖南湘阴青竹寺窑的可能。根据南京市博物馆王志高先生提出“南京釉下彩应是最早官窑”的观点与论据来看,笔者对于是否是官窑先不妄加评论,但这也能间接说明湘阴窑供奉南京皇室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所以,对于南京出土的大量以往均被定性为越窑或洪州窑的南朝青瓷,笔者认为,有重新解读的必要,不可排除湘阴窑位列其中的可能。其次是湘阴窑自身条件良好,山林茂密,燃料充足,胎土资源丰富,水源方便,运输便利(走水路从湘江入洞庭湖再进入长江直达南京)。总体情况与部分精品的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数量多,销路宽,造型广,釉色美,胎质好,做工精。特别在烧制工艺方面,首创了匣钵装烧法,是烧制工艺上的一大进步,1997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湘阴城关镇马王墈窑址时发现有粘附着东晋器物的匣钵,它避免了器物由于明火叠烧所造成的种种缺陷,使瓷器烧制得更加完美,是制瓷工艺上的突出成就。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湘阴窑能够利用自身优势,以至于在当时声名显赫,影响极大,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湘阴是个万窑窝,未有湘阴先有窑”的传说。
四.湘阴窑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从发现有供奉南京皇室铭文标本的遗存研究情况来看,笔者认为:第一,湘阴窑供奉南京皇室性质应属于土贡。土贡是古代一种特殊的赋税制度,指古臣民或藩属向君主进献的土产,如农产品,矿产品,蓄牧产品,手工产品等,语出《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书·匈奴传下》物土贡,制外内。颜师古注:“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宋·赵昇《朝野类要·土贡》土贡,诸州岁贡土产之物也,即夏禹任土作贡之义。类似性质的窑口,特别是高古瓷较多,《恒斋笔衡》、《匋雅》、《新修上虞县志》、《宋会要辑稿》、《元和郡县图志》等古籍文献都有记载,窑址考古发掘亦有标本遗存,越窑、邢窑、耀州窑、定窑、龙泉窑、建窑等均存在此类情况。第二,湘阴窑烧制供瓷应属“官督民烧”模式。对于湘阴窑生产管理方面问题,目前研究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是湘阴窑由民间自行烧制,其二是湘阴窑由官府监烧。持第一种观点者较多,依据是在对湘阴窑窑址发掘中,发现匣钵上刻有窑工们不同姓氏,如张、王、齐、李骆等,他们认为,这些不同姓氏一定与参加该窑烧制的不同窑户有关,他们应是各自独立经营的窑户或联合体。而持第二种观点者认为,湘阴窑在当时能供奉南京皇室,必然存在由官府监烧参与管理的情况。笔者相对而言较赞同第二种观点,至于窑址出土刻有窑工们不同姓氏的匣钵,及从史料记载存在官府监烧情况的窑口窑址考古发掘报告来看,官窑、越窑、耀州窑等窑址均出土过带窑工姓氏或记号的工具的情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战争、劳役等行为一般都需自备武器工具,且亦不能排除匣钵刻有窑工们不同姓氏存在责任制的可能。周世荣先生在《岳州窑》中也提出:“不排除官方有独自经营的窑场。”第三,湘阴窑对长沙窑影响深远。纵观整个湖南古陶瓷发展史,湘阴窑应是湖南最早烧制瓷器的窑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受其直接影响的长沙窑地域相近,风格一脉相承,湘阴窑东晋时的釉下褐彩点彩,最终亦形成了长沙窑的五彩缤纷。美丽的釉下彩和长沙窑的繁荣发展不能不归功于湘阴窑的贡献,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地域文化强大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以上是笔者对于有关湘阴窑的几个问题的看法,或者说是笔者近几年来研究湘阴窑的心得,姑且提出,供陶瓷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参考。当然,因缺乏史实及文献记载,仍存在诸多疑问,有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仅凭1975年和1997年两次考古发掘“冰山一角”的资料还远远不够,尚有待将来的全面发掘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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