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为二战后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内容。苏联在东欧主宰地位的强化以及中苏结盟，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慌。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为人们所熟知的约瑟夫麦卡锡成为美国反共政策的急先锋。麦卡锡在1946年凭借依靠反共观点当选为参议员，任职期间经常发表攻击共产党的演说，谴责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对待共产主义的软弱态度。1950年—1954年，麦卡锡开列黑名单的做法在美国朝野造成一片混乱，包括查理卓别林和钱学森在内的一批著名人士因此离开美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反共氛围中，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这就直接决定了美国对韩国屠杀左翼人士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英国记者阿兰威宁顿在1950年夏天跟随南下的北方军队进入屠杀现场，他在报道中写道：“美国军官乘数辆吉普车到达现场，监督了屠杀的执行……尸体苍白的手和脚从泥土中伸出来”。但他在英国《每日工人报》上的报道被美国驻英国大使斥为“杜撰”，当时美国军事报道把重点集中到了北方军队在大田进行的报复性杀戮上。
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早在威宁顿的报道发出之前，就以“机密件”的形式向国内报告了韩国军警的屠杀行径。解密档案显示，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陆军武官爱德华兹中校将大田监狱屠杀的照片发往华盛顿的军事情报机构。
文件显示，1950年8月，“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东京就知道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300人在韩国大邱(Daegu)被杀害的消息，一份发自韩国的美军文件用“惨绝人寰”来形容现场的情景：尸体滚下山谷，数小时后还能听到一息尚存的人们发出的呻吟。但麦克阿瑟对这个消息无动于衷。后来英国人对韩国人的屠杀行为表示抗议，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敷衍说，“我们在尽全力制止暴行”。但真实的情况却是，麦克阿瑟视屠杀为“韩国内部事务”，禁止美军进行干预(1950年12月19日的一份电报)！
因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学家们说：“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没有制止屠杀，而且在现场拍照，撰写报告。”芝加哥大学的朝鲜战争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也认为美国对屠杀负有责任：“在数千人遭到屠杀的事实面前，美国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有意封锁大田地区的屠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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