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矫亭说》,44岁作)
相对修行大事而言,书法只是一项小技艺而已,纯属小道,所以自古修行者都不是很重视书法,以至于像程、朱这样的大儒,其书法水平也很是普通。然而,孔夫子在训示弟子时,却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之后,专门加了一项——“游于艺”,实在令人寻味。
其实,任何技艺皆是大道生化流行;所以,没有一门技艺是不可通达大道的,只是看人以何种态度来修习技艺而已。不同的人、不同的技艺修习态度,效果差异很大。而孔夫子提倡的“游”,诚为修行者秉承的技艺修习心法,修习书法当然也不例外。
那么,何为“游”?
身心散放、随缘随性地修习书法,却又对书法修习的结果全然没有期待,修习得好固然可喜,修习得不好也无需在意,好坏皆不着心。在此,书法已不仅仅是技艺而已,更是修行者的修心功夫,这就是修行者“游于艺”的态度。不然,难免为书所累。《颜氏家训.杂艺》载有这样一句精辟言语:“真草书迹,微须留意……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颜之推的识见实在透彻。
当然,真能“游于艺”,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事。只是,“游于艺”还需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须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离“道”、“德”、“仁”三者而纯粹“游于艺”,则会沦为翰墨游戏而已,反而有碍心性修行的。所以,程子对张旭虽有超高的悟性却只留心翰墨,深表惋惜。
(马一浮书法)
不过,倘能真有志于道、实据于德、诚依于仁,那么通过“游于艺”,反而有助于修行者身心修炼了。
与世俗之人视书法为技艺、耽溺之徒视书法为至宝相比,修学者常将书法视作散放身心、涵养性情的一个方便法门,以书为学却又不耽溺其中,专心习练却又自在逍遥,虽有法度却常超脱法度,全然由书入道、以道贯书而已。北宋大儒程明道曾说:“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他是将书法当做修身培敬的工夫在运用了。书法一丝不苟、笔断意连、成竹在胸、变幻莫测、有法而无法的特性,可令修行之人在培养静气的同时,更能体会动静结合、鸢飞鱼跃的至乐境界,这又与身心修炼是相通贯的,所以对于真正修行人而言,书法不仅不是累赘,更是由术溯道、由道贯术、由体贯用并进而以艺涵道、以用验体的一种具体运用,因为“只此是学”啊。
明初大儒陈白沙,不仅学问精深,而且擅长书法,常束茅为笔,擅写大字,笔力刚健雄强,不拘细节,为一时所崇。他曾说:“予书毎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吾所以‘游于艺’也。”(《陈宪章集》)如此文字,到底是在论书法,还是在谈修行呢?两者皆是,浑贯一体吧。
(陈白沙草书《种蓖麻诗卷》)
一代大儒王阳明,不仅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还是位大书法家。他十七岁学书法,“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王阳明年谱》)王阳明习书的过程,哪是在练书法而已,全然是在修炼心性啊。
也正是因为修行者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后能“游于艺”,所以其书法品味,就与以书法名世的专业书家有较大差异了。修行之人,其书法最大的特点莫过于:率性而书。一般而言,书法固然有它严格的法度,但对于修行人而言,这些法度不是不可以超越的,相反,有些修行人的书法非常大胆,纯粹一任性情而书,见其人则得其书,见其书则得其人,如:陈白沙束茅为笔,狂放而书,尤擅大字,如其豪放的个性与自然为宗的学问;王阳明虽习家法(王阳明为王羲之后代),但更为俊逸潇洒,一如其豪杰形象与大公心学;民国高僧弘一大师的书法,则又如其简淡个性与精深的佛法修为,而繁华落尽、只留淳朴,一反流俗;民国三大儒之一马一浮的书法,瘦劲爽朗,一如其铮铮铁骨,全然马先生形貌。
修行之人,之所以率性而写,并非其刻意标榜独特,而实为其修学后心身一体、知行合一所致;他们无需为了逢迎流俗而改变自己,并书写世人所认同的书法作品;修行之人,恰恰是为了脱离流俗而改变自己,书法只是其变化气质之后的随缘产物而已,世人是否认同其书法,甚至是否认同其修行,真正身心静定的修行人是不会在意的,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也即是王阳明讲的“一任良知”而已。
(弘一书法)
所以,如果你有缘赏析修行人的书法,请勿全然以书法的技艺精湛与否来论,而应契入修行人之心地,由心而学,由学而书,如此自能由书法的赏析逐步循迹而入,终究由书入道。而如果仅仅是纵论技艺、信口点评,则实犹如捡却芝麻而扔了西瓜,不是很可惜吗?
随处皆可体天理,放眼无非妙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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