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与书法：游于艺

（王阳明《矫亭说》，44岁作）

相对修行大事而言，书法只是一项小技艺而已，纯属小道，所以自古修行者都不是很重视书法，以至于像程、朱这样的大儒，其书法水平也很是普通。然而，孔夫子在训示弟子时，却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之后，专门加了一项——“游于艺”，实在令人寻味。

其实，任何技艺皆是大道生化流行；所以，没有一门技艺是不可通达大道的，只是看人以何种态度来修习技艺而已。不同的人、不同的技艺修习态度，效果差异很大。而孔夫子提倡的“游”，诚为修行者秉承的技艺修习心法，修习书法当然也不例外。

那么，何为“游”？

身心散放、随缘随性地修习书法，却又对书法修习的结果全然没有期待，修习得好固然可喜，修习得不好也无需在意，好坏皆不着心。在此，书法已不仅仅是技艺而已，更是修行者的修心功夫，这就是修行者“游于艺”的态度。不然，难免为书所累。《颜氏家训.杂艺》载有这样一句精辟言语：“真草书迹，微须留意……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颜之推的识见实在透彻。

当然，真能“游于艺”，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事。只是，“游于艺”还需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须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离“道”、“德”、“仁”三者而纯粹“游于艺”，则会沦为翰墨游戏而已，反而有碍心性修行的。所以，程子对张旭虽有超高的悟性却只留心翰墨，深表惋惜。

（马一浮书法）

不过，倘能真有志于道、实据于德、诚依于仁，那么通过“游于艺”，反而有助于修行者身心修炼了。

与世俗之人视书法为技艺、耽溺之徒视书法为至宝相比，修学者常将书法视作散放身心、涵养性情的一个方便法门，以书为学却又不耽溺其中，专心习练却又自在逍遥，虽有法度却常超脱法度，全然由书入道、以道贯书而已。北宋大儒程明道曾说：“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他是将书法当做修身培敬的工夫在运用了。书法一丝不苟、笔断意连、成竹在胸、变幻莫测、有法而无法的特性，可令修行之人在培养静气的同时，更能体会动静结合、鸢飞鱼跃的至乐境界，这又与身心修炼是相通贯的，所以对于真正修行人而言，书法不仅不是累赘，更是由术溯道、由道贯术、由体贯用并进而以艺涵道、以用验体的一种具体运用，因为“只此是学”啊。

明初大儒陈白沙，不仅学问精深，而且擅长书法，常束茅为笔，擅写大字，笔力刚健雄强，不拘细节，为一时所崇。他曾说：“予书毎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吾所以‘游于艺’也。”（《陈宪章集》）如此文字，到底是在论书法，还是在谈修行呢？两者皆是，浑贯一体吧。

（陈白沙草书《种蓖麻诗卷》）

一代大儒王阳明，不仅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还是位大书法家。他十七岁学书法，“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王阳明年谱》）王阳明习书的过程，哪是在练书法而已，全然是在修炼心性啊。

也正是因为修行者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后能“游于艺”，所以其书法品味，就与以书法名世的专业书家有较大差异了。修行之人，其书法最大的特点莫过于：率性而书。一般而言，书法固然有它严格的法度，但对于修行人而言，这些法度不是不可以超越的，相反，有些修行人的书法非常大胆，纯粹一任性情而书，见其人则得其书，见其书则得其人，如：陈白沙束茅为笔，狂放而书，尤擅大字，如其豪放的个性与自然为宗的学问；王阳明虽习家法（王阳明为王羲之后代），但更为俊逸潇洒，一如其豪杰形象与大公心学；民国高僧弘一大师的书法，则又如其简淡个性与精深的佛法修为，而繁华落尽、只留淳朴，一反流俗；民国三大儒之一马一浮的书法，瘦劲爽朗，一如其铮铮铁骨，全然马先生形貌。

修行之人，之所以率性而写，并非其刻意标榜独特，而实为其修学后心身一体、知行合一所致；他们无需为了逢迎流俗而改变自己，并书写世人所认同的书法作品；修行之人，恰恰是为了脱离流俗而改变自己，书法只是其变化气质之后的随缘产物而已，世人是否认同其书法，甚至是否认同其修行，真正身心静定的修行人是不会在意的，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也即是王阳明讲的“一任良知”而已。

（弘一书法）

所以，如果你有缘赏析修行人的书法，请勿全然以书法的技艺精湛与否来论，而应契入修行人之心地，由心而学，由学而书，如此自能由书法的赏析逐步循迹而入，终究由书入道。而如果仅仅是纵论技艺、信口点评，则实犹如捡却芝麻而扔了西瓜，不是很可惜吗？

随处皆可体天理，放眼无非妙智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