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楚生（1903—1975），原名稷，字楚生，号然犀。别号很多，有负翁、一技、木人、非叶、楚凫、怀旦等，晚岁易字初生，亦作初升。书斋名有然犀室、安处楼。浙江萧山人。
来楚生的父亲来荫基，家里人为他集资捐了个小官吏，在湖北古城为官，家中尚有三子一女，生活拮据。来楚生在湖北省古城县接受了启蒙教育，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来楚生的父亲不得不逃难回到老家萧山，此时来楚生才年仅九岁。回到浙江老家萧山生活后，在萧山仓桥小学读书。1918年9月，就读于杭州的崇文中学。崇文中学的美术老师樊羲臣，原来是浙江两级师范的美术教师，曾与李淑同、姜丹书等人共过事，是中国早期挂的上号的美术老师。樊欣赏来楚生对艺术钻研的态度，对他书画、篆刻的学习创作进行了系统的指导。来楚生高中毕业后，樊羲臣结合自己的情况，认为学习美术将来在社会上如何立足都是问题，反复劝阻来楚生，不让他报考美术院校。加上继母（他的四婶，来父亡故后，有四婶抚养他，并负担学业的学费）的反对，继母想让他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将来好帮助弟弟妹妹们。
来楚生就北上赶考，在北京期间，来楚生多次找名画家金城，从其学习书画、篆刻。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有赶上考期。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4年，潘天寿来上海美专任教时，来楚生还没有毕业，两人从此相识，亦师亦友。与潘的结识，给来楚生的艺术道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1933年，来楚生携妻儿随岳母迁至杭州生活。他想卖字画为生，字画铺的老板看了他的字画，都给予了一番鼓励，但是婉言谢绝了卖字画的请求。
来楚生想到了两位老师：崇文中学的樊羲臣先生和上海美专亦师亦友已经回到杭州的潘天寿先生。两位恩师经过商量，为来楚生设计了方案，由来楚生制作一本《楚生印存》册子，潘天寿、樊羲臣分别在扉页上题字，然后由他们牵头，联络了著名画家王一亭、诸闻韵等人，代来楚生在《东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来楚生绘画篆刻例》的广告。如此这般，来楚生才有了客户群，有了经济收入。1935年，浙江上虞人朱念慈在杭州任地方法院检查官，创立了“莼社”以艺事为乐，参与者有潘天寿、姜丹书、汪庸、韩陶斋、唐云、来楚生、申石伽等二十余人，每周雅集一次。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来楚生随岳母举家四处避难，辗转来到了上海，定居于康定东路3弄归仁里，直至1975年来楚生去世，来楚生居此37年没有动过窝。与唐云、张炎夫、白蕉等书画名家常相往还，并共同创办了东南书画社，切磋艺事。
来楚生为人木讷，不善言谈，终日沉默不语，也不善交际，在上海期间靠教书为生，日子过得很清贫，而好友唐云经常帮助他，想办法帮他卖字卖画卖印，才使他能够生存。
1944年4月，来楚生出版了《楚生印稿》。
1946年，在唐云的精心策划下，来楚生在成都路的中国画苑举办了“来楚生书画作品展 “书法、国画、篆刻”，“三绝”之名响彻上海滩，这是来楚生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个人展览。
1947年，他又出版《然犀室印存》。（然犀，取晋朝人“然犀趋鬼”之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人的生活问题，首先，对他们拨了专门的救济款，让他们先维持好生活。来楚生也拿到了救济款，这位不善言辞的人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反重着一句话：“终于有阳光了”，文化局筹备上海国画工作者互助组时，来楚生积极参加了互助组的画扇工作。1956年，上海画院成立，来楚生被聘为职业画师。来楚生此时的心情最明亮、最舒畅、精神也是饱满的。他的创作激情空前高涨，不停地想创作、要创作。1962年，来楚生调到上海文史馆工作，有了更好的工作环境。
1964年，来楚生因胃溃疡去医院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被单位批准他长期休假养病。他过上了只领工资不做事的日子。他潜心在家一心专于艺术，几年后，他的肺病开始好转，但是胃病一直没有治愈。1972年，来楚生胃病开始加重。1973年2月，来楚生因疼痛难忍，不得不去做手术，但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期，来楚生病情严重恶化，胃病开始癌变，在手术中切除了大范围的胃，癌症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手术之后，来楚生恢复得很好，创作产量更高，质量也为上乘。在最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治印一百余方，1×2尺的画创作了两百余幅。把各种汉碑通临了一次，应酬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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