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廖寅在《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2期“宋代社会史”专栏发表《空间与权力：环城半程空间与宋代官户的活动展开》一文，以下为该文全文：摘要：宋代城市的服务半径大概是三十里，这也刚好是城区与城外当天可以往返的距离。宋代官户向环城半程空间迁徙成为时代潮流。城外半程空间自然环境优美，便于品味生活，亦便于享受城市先进服务业，是后来者的理想选择。随着官户向环城半程空间不断汇聚，半程空间某种程度上成为“官户”的世界。官户占有半程空间大部分土地资源，是官府主要的合作共治力量。同时，官户还占据着社会领导权。半程圈外的官户则越来越少，使得半程圈外某种程度上成为“揽户”和“土豪”的世界。基于半程圈内官户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宋代社会总体上属于“官户”的世界，距离理想的“富民社会”尚有非常大的距离。
关键词：宋代；官户；城市；空间；权力
“空间是政治性的”，“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在有专制传统的中国古代，官府所在的城市尤其如此。关于宋代城市空间的权力展开，目前的研究多从城市布局的角度展开，鲁西奇《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载氏著《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对包括宋代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布局作了宏观性思考，指出了城市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工具；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陈凌《建筑空间与礼制文化：宋代地方衙署建筑象征性功能诠释》（《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从官府建筑的角度讨论了宋代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朱亚文《宋代江阴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史林》2019年第2期）则从城市功能分区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相对来说，目前的研究对于地域社会主要政治权力人――官户与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关注的尚比较有限，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南宋城居官户与士人的经济来源》是这方面有益的尝试。不过，这两篇论文侧重于分析官户、士人的城居形态和趋势，并没有涉及城市空间的权力展开。与静态化的城市建筑不同，政治权力人――官户具有超强的流动性，因此，本文试图以政治权力人――官户为分析主体，摆脱传统的城内空间观，将权力场放大到以城市为导向的环城权力空间，以期对宋代官户的空间权力展开作出更新和更深入的阐释。所谓环城权力空间，指的是以城市为基点，当天可以往返于城市的区域。宋朝规定，常程“六十里为一程”，当天能够往返于城市的区域即为环城半程空间，也就是以城市为圆点，半径约三十里的空间。一、城市的服务半径与官户环城半程居住之普遍性
从服务的角度来说，宋代城市最佳服务半径为半程三十里。三十里大概是人类行走进入疲劳状态的距离节点，所以，驿道一般要求“每三十里置一驿”。“每驿不及三十里”，则“地程促近”，“更远不过三十里”，超过三十里，则会有隔远之感。“出城泛南溪，朝暮可往返。”城市服务半径本质上就是半程交通圈。人正常的行走速度是一小时8－10里，单程三十里，步行需时约3.5小时，往返六十里，步行需时约7小时。单纯从行程的角度看，人一天行走的距离可以超过六十里。但是，环城半程圈不单单是行程，更重要的是理事、游乐。往返于城区与城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办事或游乐，这就必须在行程之外匀出大量时间。早出晚归，一天按12小时有效时间计算，半程圈当天往返，有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可以用来办事或游乐。除了行程之外，饮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谁谓一舍远，不办三餐趋。”“行半程，饭旅店”，三十里（一舍、半程）也是饮食补充的一个距离节点。可见，三十里是古代城市的最佳服务半径。宋代城市半程三十里服务圈，可以从官府活动得到证明。宋朝城内驻军出城拉练，按例“出城三十里回”。建炎三年（1129），张俊部队驻明州，“出城以清野为名，环城三十里，皆遭其焚劫”。淳熙中，蔡戡在《论屯田利害状》中说：“襄阳屯田，近者负郭，远者数十里，主帅可以亲临，朝出暮归，察其农事之勤惰。”“朝出暮归，察其农事之勤惰”，蔡戡所言屯田明显在环城半程圈内。半程圈内之田产，当日可以往返，田主可以随时检查田产经营状况。超过半程，田主就只能“遥度”了。嘉定九年（1216），叶适提议公田养兵，“其为兵也，必在州县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傅城三十里内，以爵及僧牒买田”，“所行止于傅城三十里之近”，即“绕城三十里内买其田一半，计谷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养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宋理宗时，孙子秀又提出了类似设想：“欲计每郡上供支遣及官兵衣粮之数，合管田若干，绕城二三十里，除坟墓宅舍仍旧外，凡田皆为公田。”叶适、孙子秀二人的设想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公田当集中在环城三十里内。环城三十里是官府最佳管理半径，“守倅登城可以目望，出郊可以手摘，官吏皆无所容其欺”。三十里常常也是官府许多政策实施的地理边界。比如赦免，建隆元年（960），宋朝攻潞州，德音：“近城三十里内勿收今年田租。”比如常平、义仓救济，吏部侍郎李椿言“不出三十里之外”，名儒刘清之亦言“此惠不过三十里内耳”。曹彦约亦言：“应有常平、义仓去处”，“其近城三十里内，不能远去之人”，“宜令五日、十日赈济一次”，“于三十里内，分置抵当库数十所，应有衣服什物之类，即与抵当”。城市半程服务半径是官户向半程空间汇聚的外在诱因，不过，官户向半程空间汇聚，首先是源于迁徙观念的变化。尽管南北朝隋唐时期士族就有了向城市迁徙的趋向，但当时迁徙的规模非常有限。到宋代，官户迁徙成为时代潮流。“宋时随地有寓公”，“离亲戚，弃坟墓，宦游忘归，侨寓它境，爱其山川，乐其风俗，留居之者十率八九”，“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宋代的官称为寄居官，这是宋代独有的称呼，“不以客居及本贯土著”，皆谓之寄居。很显然，中国古代家族毫无顾忌的迁徙是从宋代开始的。如果跨州迁徙都无所顾忌，州域范围内的迁徙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虽迁，犹不迁也”。正因为如此，宋代官户向环城半程空间迁徙成为时代潮流。随着越来越多的官户向城市迁徙，有限的城市空间必然面临空间资源不足的问题，于是，城外半程空间区域成为新来者的理想选择。鉴于梁庚尧已对官户城居作了详细论述，笔者在此主要补充官户向城外半程空间汇聚的情形。绍定三年（1230），兴化军名士、前宰相陈俊卿之子陈宓首倡筑城，遭到城外官户强烈反对。他说：“未经始，但乡中有一种士夫，家居城外，谓筑城乃弃城外于贼。”陈氏是当时兴化军第一家族，竞遭反对，这表明，兴化城外官户并不在少数。从历史书写来说，城区是收敛的点，易于集中性描述，城外半程空间则是放散的面，很难作集中性描述，像兴化城一类的史料非常罕见。正因为如此，宋人对于官户城外半程空间居住多为个体性描述。此类案例数不胜数，兹仅略举数例如下：（2）周敦颐，湖南道州人，徙居江西江州，道州故居“在州城西二十里”，江州故居则“在城南一十五里”。（3）王安石，江西抚州人，徙居江东江宁府半山，在城东七里。（4）郑刚中，浙江婺州人，“庐舍负郭稍远”，“经年不到郡城，到亦早出暮还”。 “早出暮还”，当在州城半程圈内。（5）周必大，江西吉州人，“所居去城二十里”，“不废往还”。（6）洪适，江东饶州人，“得负郭地百亩”，建成庄园，“命曰盘洲”，位于州城北外一里。（7）陆游，浙江绍兴府人，居住于府城西南十里，“近在官道傍”，出入非常方便，“舟车皆十里”。（8）潘景宪，浙江处州人，徙居婺州，所居名“可庵”，“距城十里”，“足以晨出而暮返”。（9）曹彦约，江东南康军人，“世为南康外邑都昌县村落人”，徙居南康军城，具体在军城东门外三里。（10）徐霖，浙江衢州人，“去城二十里，所居名径畈”。 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半程距离感与交通条件的好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半程三十里是就常程而言。如果交通条件非常差，半程的距离感是远远达不到三十里的。尚书左丞叶梦得晚年隐居湖州玲珑山石林，距州城大概只有十九里。但是，范成大在游览石林时，却感觉非常遥远，“谓此地离人太远”，原因即在于石林与州城之间根本就没有正式的道路。反之，如果交通条件非常便利，半程的距离感可以远远超出三十里。宿州灵壁县位于南北交通大动脉汴河北岸，“舟车冠盖之冲”，距京师八百里，但苏轼却说“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苏轼的话虽然是夸张之语，但也说明了便利的交通可以大大拉近两地之间的距离感。
二、“村居近城郭，幽兴得相兼”：环城半程空间的优越性
环城半程空间蕴含了城市与乡村两种元素，无论是相对于城市，还是相对于半程之外的纯粹乡村，此空间都有许多优越之处。兹仅以品味生活与享受城市先进服务业为例略作说明。宋代以“右文”为基本国策，宽松、优越的社会文化氛围促使文人士大夫在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同时，也不断地追求自身生活品味的完美。文人士大夫追求生活品味的基本宗旨是崇雅反俗。崇雅反俗，除了常见的诗文、书画、茶道外，空间中的情趣亦非常重要。“性灵偏爱居山水”，“已约烟霞共结庐”。相比于拥挤的城市空间，城外半程空间无疑更适合品味化的生活。孔齐曰：“卜居近水最雅致”，“择乡村为上，负郭次之，城市又次之，山少而秀水，瀦而澄者可作居”，“若作圃，须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药二分，亭馆二分，然后能悦人心目，可游可息”。居住环境有水才“雅”，才可“悦人心目”，城外自然比城内有优势。虽然是“乡村为上”，但不能离城太远。“半近烟村半近城”，“始信陶潜两眼明”。“村居近城郭，幽兴得相兼。”只有环城半程空间，才可既得城市的便利，又得乡村之幽美。“所以近城市，幽处卜吾居”，“密迩城市居，夐与嚣尘隔” ，“近无邑喧，远不林荒”，城外半程空间的雅趣是城内无法比拟的。程颐弟子刘安上诗云：
为爱端居上郡章，里闾何幸得徜徉。买田郭外春耕早，筑室湖宾野趣长。且把旧书遮病眼，了无尘事扰中肠。故人访我留佳句，应笑年来两鬓苍。
该诗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城外半程空间居住的优越性，既可以享受乡居的乐趣（“筑室湖宾野趣长”）、远离城市的喧嚣（“了无尘事扰中肠”），又不妨碍与官府的互动（“上郡章”）以及与亲朋好友们的交流（“故人访我留佳句”）。空间上的优雅集中体现在园林，园林几乎是宋代官户的标配。理学家邵雍居洛阳，“宅契，司马温公（光）户名；园契，富郑公（弼）户名；庄契，王郎中（慎言）户名”，园林明显是独立存在的要素。宋末元初文学家戴表元曾感叹：“呜呼！江南士大夫，吾见其禄苟充，宦苟达，即崇园池，饰馆榭，佳名美号以相标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十人而十，百人而百”，意思是：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宋代官户几乎没有不兴建园林的。名士刘克庄为建阳令，“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园池，皆尝游历”。园林是“有效的社交磁铁”，官户修建园林，目的不仅仅在于自赏，更在于为交游提供游宴之地。工部侍郎郎简，杭州人，“喜宾客，即钱塘城北治园庐”。同为杭州人的王复，“筑室候潮门外，治园圃，作亭榭”，“以与贤士大夫游”。“园林幽雅已成趣”，相应地，园林中的游宴常被视为雅集，比如苏轼等人参加的“西园雅集”。名儒真德秀曰：“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可见当时园林雅集之盛。园林对空间的要求非常高，在城市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城外半程空间无疑是兴建园林的最佳选择。“城里池台俗俭穷，却来城外探东风。”即使有人在城区建有园林，在档次上亦无法与城外园林相提并论，所以，“城里争看城外花”。比如首都开封府，“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上元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 宋代的城市相对宋以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士大夫阶层城居的经常化与规模化，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要素之集聚于城市的程度，前所未有”，反过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集聚，文人士大夫阶层纷纷迁居城市”。不过，从享受城市先进服务业的角度来说，城居并非唯一的选择，城外半程空间亦可享受。“管中窥豹”，兹以灯市和医疗为例，对城外半程空间享受城市先进服务业略作说明：灯市。张方平知益州，“上元观灯，城门皆通夕不闭”。张方平通夕不闭城门，自然是想方便城外百姓入城观灯。建州有翁起予者，家于州城外十里，“上元之夕，约邻家二少年入城观灯”。苏州灯市名闻天下，范成大《灯市行》云：“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侬家亦幸荒田少，始觉城中灯市好。”这些“偷闲也向城中看”的“侬家”儿郎，肯定不是城居者，同时也不会距离城市太远。绍定四年（1231），军阀李全围扬州，时赵葵守城，“因元宵放灯”，挂榜城门，“止许百骑入城观灯”，“初一夕八十骑皆皂袍，游城出去”，“次一夕百骑皆红袍”，“又次夕百骑皆白袍”。当时正值战时状态，敌军连续三天入城观灯，如在平时，城外百姓入城观灯者必然很众。医疗。《容斋随笔》记载：“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往来城市买山药”，方便就医买药是当时官户向城市迁徙的重要原因。当然，迁徙目的地不一定是城区，城外半程空间亦可。名儒胡安国乡居，晚年多病，“子弟或请稍近城郭，便药饵”。“稍近城郭”即是城外半程空间。如果超出半程空间，就医就非常不方便了。陈伯瑜“所居去城市稍远，俗不饵药，唯以巫祝为尚”。“所居去城市稍远”，应该在半程空间之外。“或居于乡落之间，僻陋之所，城市药肆又远。”半程空间之外无法享受城市医疗资源，“所居僻远，一旦老少疾恙，难致良医”，亦“难得药材”。泉州安溪县，“深山穷谷，距县有阅五六日乃至者”，“市绝无药者”，“医药之利，人所未知”，“仓猝间，有疾求药于百里之外”。利州路文、龙二州亦然，“相去州县地远”，“设遇有疾病之人，本处无医药”。 宋代信巫不信医，主因实在于环城半程空间之外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当然，半程空间外理论上也可以利用城市医疗资源，但越远离半程空间，会越艰难。饶州鄱阳士人汪櫄，“居于郭外数十里间”，妻子喻氏，“初秋感疾”，听说新驻泊医官刘舜臣到任，医术甚高，汪櫄一早“即易书遣仆焉（疑'马’字之误）邀致”，“到时日将暮”。汪家住地离城至少在三十里之外，即使是乘坐马车，白天的时间也才刚刚够一个来回。如果路上稍有差池，喻氏就无法当天医治了。三、半程空间之官户世界
作为特权阶层，宋代官户大量向半程空间汇聚，导致半程空间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总体趋向是：半程空间逐渐成为官户的世界。负郭田园是宋代绝大多数官户的梦想。战国纵横家苏秦曾有一句名言：“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从秦汉至隋唐，官僚迁徙风气不盛，国家对土地买卖亦有诸多限制，因此，苏秦的话并没有引起太多共鸣。到宋代，官僚迁徙成为时代潮流，土地买卖亦不再有限制，苏秦的话遂成为大多数官员的口头禅，“负郭田二顷”成为他们的梦想，连范仲淹、赵抃、苏轼这样的名臣都难免其俗。像范仲淹，“既贵，于姑苏（苏州）近郭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负郭、近郭田的范围大概就是环城三十里，此范围适合“朝出暮归，察其农事之勤惰”。抚州崇仁县颖秀乡共计七都，“去城闉才十五里，无非在城寄产，省簿立户，并有官称，无一编民”，其中二十三都，“省簿并是城中寄居产业，无非立为官户”。崇仁县惠安乡与颖秀乡类似，亦有七都，“去城才一、二十里，所有田业，无非城中寄产，各冒官称”。崇仁县近城两乡十四都田产基本都在官户名下，这不是特例，而是带有普遍性。嘉定五年（1212）南郊赦文有云：“自今官户税物，官司自行就坊郭管揽门户干人名下催理。”干人是官户产业实际管理人，从赦文语气来看，官户干人多城居，相应地，官户田产必然多在环城半程圈内，否则，干人很难有效管理官户田产。官户向环城半程空间汇聚，需要攫取尽可能多的田产，这必然导致半程空间土地溢价，“价高而田薄”。“近郭之田，人情所惜，非甚不得已不易也。”不过，当田价溢价到一定高度，没有政治追求的民户还是愿意出售的，这就是排挤效应。如江宁府负郭上元县，“近府美田”，“小民苟一时之利”，“为贵家富室以厚价薄其税而买之”。对于没有政治追求的半程圈民户来说，同样的财力能在半程圈外购买更多的田产，迁居半程圈外是比较理性的选择。“负郭之间，但得十亩，足赡数口，若稍远城市，可倍添田数，至半顷而止。”负郭十亩地，相当于稍远城市的二十亩至五十亩地。晁补之曰：“或去城郭益远，居人胜士足迹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去城市越远，官户居之者越少，相应地，“田夫野老”（民户）则常居之。宋代州县官数量有限，应付常规的“刑名”“钱谷”尚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立马感到人员紧张，因此，州县官非常需要共治力量。从前面官府活动可以看出，环城半程空间是州县官的最佳活动区域，因此，州县官选择共治力量，一般不会超过半程空间。（1）“时备咨访”。郏亶在论水旱时说：“水田近城郭，为士人所见，而税复重，旱田远城郭，士人所不见，而税轻，故议者止论治旱也。”郏亶所论虽然只是水旱问题，但却道出了宋代信息传递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官府接收到的信息主要是“近城郭”之士人、士大夫言论，而“远城郭”之议论则很难到达官府耳中。正因为如此，官府在主动征求信息时，征求对象自然主要是半程圈内的士人、士大夫。城居者自不待言，城外半程空间居者亦有足够的机会受到咨访。广德军张介，“隐居城北”，“谙识时务”，绍圣中，知军孙谔“慕其名而礼重之，每访以政要，议论允合”。前述周必大，“所居去城二十里，太守一两月一见之，其余过从亦不乏”。兴化军方大琮，“去家十二里，结草庵，稍远城市，足以求志，足以俟命”。“求志”“俟命”，对象自然指的是城中的州县官。（2）直接介入地方政务。富弼知青州，赈济流民，“分遣寄居闲官往主其事”。朱熹提举浙东常平，“颁条目于州县，请寄居为赈济官”，“令与州县当职官公共措置”。不过，受请的寄居官自然是半程空间内的。以名儒黄震的赈济为例，黄震的赈济一般都会设置领导机构――局，而局官则会敦请近城的寄居官。其《更改社仓事宜申省状》说道：“别请近城寄居充局官”，“遇水旱”，则“请局官及时下乡监仓职”。其《更改社仓公移》也说：“请委寄居充局官”，“凡事并听局官区处”。其《四月十六日委请诸县乡都劝粜官牒》还说：“各县礼请寓贵、士大夫充局官，请自于其乡提纲劝谕。”名儒王柏有近乎完全相同的理念，他在《置局讲行》中说：“救荒之策”，“见在中寄局”，“请为局官，同共商议”。如果官户居住在半程圈外，几乎没有参与地方政务的机会。“村居僻甚城闉远，避俗柴门入不开。” 像名儒林光朝，晚年所居“去城市七八十里”，终岁足迹不到城。 官户对于社会领导权的谋取是全方位的，公益事业（社仓、义役、义庄等）、公共工程（道路、桥梁、水利等）、社会信仰（宗教、祠庙等）、社会安全（社会治安、瘟疫防治等）等各个领域，只要关乎社会权威，官户都会尽可能地介入。因关涉面太广，此处仅以抚州金溪陆氏对社会安全的介入为例略作窥探。金溪县陆九渊家族，居于延福乡青田里，距县城约二十里，属于标准的环城半程空间。陆九渊高祖、曾祖“并以学行重于乡里”，祖父、父亲“究心典籍”，“著闻州里”，父亲“以学行为里人所宗”，陆九渊及其哥哥陆九龄更是进士及第，并以理学知名。陆氏还是著名的“义门”，“阖门千指”，“顺弟之风，被于乡社，而闻于天下”。在传统儒家观念中，士人与士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长期以来，乡居官员和士人很少介入民间武装。正因为如此，民间武装长期给人的印象是土豪武装。但是，到南宋，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乡居官员和士人开始积极介入民间武装，试图掌控民间武装的领导权。对于民间武装领导权的争夺，金溪县曾经上演过一场拉锯战。 金溪县民间武装兴起于南宋初年，“大姓邓氏、傅氏各有乡丁数千”，“号邓、傅二社”，“两家子孙世袭其职”。邓、傅二社的具体位置在金溪县白马乡白马峰，距县城四十里。邓、傅二氏属于纯粹的土豪，其中邓氏虽然从事举业，但“名为应举，其实假儒耳”。陆氏虽然没有武装，与邓、傅二社亦不在同一乡，但各级官府皆希望陆氏领导乡社。先是，“转运司命充都社，邓、傅皆隶焉”，后来，随着陆氏有所“零落”，邓氏乘机申请独立，“听自为一社，毋隶陆氏”，但州县官府还是让陆氏“世其职”，并敦请陆九龄主持民兵大局，即“郡从众请以九龄主之”。
陆氏主持乡社，虽然有官府和民众的敦请，但同时也是陆氏自己的意愿。当州府敦请陆九龄，陆九龄欣然应邀，“门人多不悦”，陆九龄给出了耳目一新的解释：“士而耻此，则豪侠武断者专之矣。”陆九龄摆脱了传统的“士而耻此”的观念，认为民兵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官户手中，否则，“豪侠武断者专之”，必然危害社会。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官户世界”，是就社会整体主导性而言。如果将社会阶层比作食物链，半程圈内，官户无疑居于食物链的顶端，“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居于食物链中端的富民只能仰望官户，比如婺州东阳巨富郭良臣家族，“家资巨万”，但却心常“惴惴”，因为“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每每有身挂宪网之忧”，忧虑“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但这并不妨碍富民们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公共工程、社会信仰、社会安全等领域的活动。四、半程圈外“揽户”与“土豪”世界
随着官户不断地向环城半程空间聚集，除了水路交通要道沿线，半程圈外官户逐渐变得稀少。因为本地官户少，外来作客的士大夫亦极稀少。“地僻村深过客稀”，“要是村深少客行”，以至于出现“村儿骇车马，野犬吠衣冠”的情景。“除了赵氏皇室外，官户作为一个法定的阶层，居于社会的最高层。”相比半程内空间，官户稀少的半程外空间必然呈现出不一样的社会生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揽户”和“土豪”。
“揽户”是宋代新生的职业群体，主要业务是做纳税中介。揽户之存在，与空间距离有着决定性的关系。晁说之在谈青苗法时说：“其请常平钱于县司，则有往来道路居止舍屋之费，又出息一分也。”与请常平钱于县司一样，半程圈外人户只要进城办事，都会产生“往来道路居止舍屋之费”，即交通、生活、住宿等费用。这些费用大约相当于一分利息。宋代的赋税需要到县城或州城输纳，半程圈内当天即可往返，无须大笔交通、生活、住宿费用，正如朱熹所说：“朝至暮归，无诸枉费。”因此，半程圈内，“官户输纳多凭干人”，民户则多自纳。半程圈外输纳，无法当天往返，需要额外支出交通、生活、住宿费用。“山乡百姓担擎送纳，动是数程。”除了看的见的费用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费用，尤其是收税公吏有意无意的刁难，“非理退抑，率意改更，令穷朴之民奔走转换”，从而导致半程圈外百姓纳税“倍费不暇”。在各种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压力之下，宋代逐渐形成了纳税专业中介――揽户。揽户代纳赋税是时代的必然。首先，揽户多为城居，与公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不受或少受公吏刁难，从而减少输纳环节的额外支出。“邑井揽户，与仓斗深熟；乡村自输人户，与斗子不识。当交量时，往往轻重其手，致令自输人户折米与揽户。”“揽户城居也，仓斗亦城居也。或自为揽户，或身非揽户，而子婿亲戚为之，事同一家，臂指相应。”“民户，乡人也”，“自纳者常是吃亏”。其次，揽户代纳可以克服纳税的技术难题。宋代每户所承担赋税常常有零头，号称“畸零”。合理的纳税方法是“众户合零就整，同旁送纳”。对于半程圈外的百姓来说，联合纳税是非常难以操作的，“百姓僻居郊野，艰于凑成端疋”。如果自己单独纳税，即使是零头也必须缴纳整数，“绢绵有零至一寸一钱者，亦收一尺一两；米有零至一勺一杪者，亦收一升之类”，这无疑是非常吃亏的。如果将赋税委托给揽户，“畸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远村细民户产微薄，输纳零细，须凭揽人凑数送纳”。像湖州，“民户身丁钱、绢多是凑成端疋，例皆付之揽户”。再次，揽户代纳可以大幅节省交通、生活、住宿费用。“村民或去州县一二百里，既难裹足，且畏后期。故有市井之人代干其事。”百姓自纳存在很多不可控因素，“民户自诣输纳夏税、和买缣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留滞之苦”，“人户所纳之物，绢必挼拶令破，绵子晒或经月，米麦必十来日宿仓，又多取合耗”。对于半程圈外的百姓来说，“留滞”“宿仓”一天，则多一天之食宿费。揽户属于规模化经营，一次可以接纳很多民户的赋税，自然可以大大节约交通、生活、住宿费用。“利尽归于猾揽”，在代纳赋税的过程中，揽户自然是要获利的。不过，只要揽户索取的中介费小于百姓自纳的额外支出，百姓将赋税委托于揽户就是有利的和合乎理性的，所以，“民必归之揽户”。虽然号称“奸猾”，但揽户作奸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一方面，如果揽户索取太多，百姓可以选择自纳；另一方面，一个城市有很多揽户，彼此之间也会有服务与价格竞争。饶州乐平富室刘氏，原本将输纳委托与揽户叶三郎，后有揽户苏氏，承诺刘家“邂逅或缓期”，“则能先出己财以代急”，刘氏遂将全部输纳业务转托于苏氏。可见当时揽纳市场是非常开放的，揽户很难过度欺诈和长期作奸。需要说明的是，揽户虽然多居住于半程空间之内，但其服务对象基本都是半程空间之外的民户，因此，揽户更多体现的是半程空间之外的世界。宋代环城半程空间之外，随着与城市距离越来越远，官户的影响力越来越弱，社会逐渐转成“土豪”的世界。宋以前，士族居乡者多，“土豪”多为褒义，是“乡贵之隆号”。宋以后，官僚家庭多迁居环城半程空间，居乡者少，“土豪”转成贬义，主要指土人之雄于财富，并恃财富而豪横者。苏轼曰：“利国监去州七十里，土豪百余家，金帛山积。”刘一止曰：“莫若招衢、婺、温、台等州之民，居山谷间号为土豪者，假以官称。”二人所言皆是半程圈外的情形。在社会阶层食物链中，半程圈内富民需要仰望官户，敢于豪横者较少；半程圈外则不然，由于官户稀少，富民转居食物链的顶端，百姓“畏乡里之豪强”,“伏豪强之号令”，“折节而归豪强之门”，富民豪横者比比皆是。 从中心到边缘，“官户”世界色彩会逐渐减淡，“土豪”世界色彩会逐渐增浓。越远离半程圈，“土豪”世界的“土豪性”越强。比如福建路南剑州顺昌县土豪官氏，“纳粟得官”，“其居在三县（南剑州顺昌县、邵武军邵武县、建宁府建阳县）之界，霸一乡之权”，“三十年间，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表现在：“私置牢狱，造惨酷狱具”；“停塌私盐”，“坐夺国课”；“私置税场”，“赃以万计”；“白夺平民田园屋业”，“掠人女与妻”。 再比如两浙路平江府昆山县东七乡土豪，昆山县“东西相距几二百余里”，县治“僻在西北”，处在西七乡的中间，故“西七乡与官司相接，稍稍循理”。东七乡则不然，与县治近者有七十里，远者达一百四十里，“故东七乡之民凭恃去县隔绝，敢与官司为敌”，“豪民慢令”，“不受追呼，殴击承差，毁弃文引”，甚至“挟持器仗以相抗拒”。昆山县东七乡“土豪”豪横不是一两个人的短期举动，而是一大批“土豪”的长期行为，“顽俗莫可谁何”，“其来非一日矣”。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新设政治中心――嘉定县。需要注意的是，与官户有长者与豪横两种面相一样，宋代土豪的面相并非单一的。很多土豪亦有官资，或是朝廷“假以官称”，或是土豪主动“纳粟得官”。土豪也会有长者的一面，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公共工程、社会信仰、社会安全等领域的活动。此处所说“土豪世界”，也是就土豪所处地域社会的主导性而言。“豪右之家，所居乡村，宗族、姻亲、佃客之属，常居其半。”很显然，半程圈外，“土豪”某种程度上主导着当地社会。总之，由于迁徙观念的变化和环城半程空间的优越性，宋代官户越来越向环城半程空间汇聚。半程圈内、外分而观之，社会主导性力量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半程圈内某种程度上是官户的世界，而半程圈外则某种程度上是揽户和土豪的世界。但社会本身是整体的，还需要合而观之。无论是政治、经济秩序，还是思想、文化潮流，皆存在着明显的中心支配边缘的倾向。基于半程圈内官户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宋代社会的整体走向仍是由官户阶层所决定，社会总体上属于“官户”的世界，距离理想的“富民社会”尚有非常大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