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七天 从雅加达到加拉璜 在雅加达停留了一个星期以后，今天要启程前往外省了，第一站就是西爪哇省的加拉璜市，离雅加达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看介绍，该市大概有一百万人口，其中百分之五是华人。近年来，大批工业迁离过度拥挤的雅加达，原本是水稻主产区的加拉璜日渐发展成了一个工业城市。终于要离开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的雅加达了，我感到由衷的兴奋。虽然这几天已经认识了众多的朋友，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孔教活动，但还是想去外省看看，对印尼孔教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可以顺路饱览印尼的热带风光，可谓一举两得。 一位叫菲菲的职业女士，受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先生之托，顺路开车送我，因为她住在雅加达，但是在加拉璜上班。菲菲来自南苏拉威西省的望加锡市(乌戎潘当)，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没有一点口音，让我颇为惊讶。她在加拉璜市拥有一间自己的公证事务所，手下雇了六个员工，另外还有一位司机负责开车接送她上下班，毫无疑问她是一位成功的职业人士。昨天联系上了华裔作家林世芳女士，她著有《西加风云》一书，讲述六十年代西加里曼丹的共产党游击队抗击苏哈托政府军的历史。她本人当年是游击队的领导之一，后来革命遭遇失败，她也同其他游击队战士一样不幸被捕，在监狱和集中营中度过了十一年，于七十年代末才重获自由。她答应今天送给我一本她的著作。可是雅加达的交通实在让人痛不欲生，原本十五分钟的车程，林老师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我们约好的地方。看到她不辞辛劳亲自把书送到我的手上，心中不胜感激。林老师原本还想跟我攀谈一阵，有来自万里之遥的后辈对她当年的革命故事感兴趣，她一定是很激动的。但因为我们要急着赶路，只好匆匆惜别，希望后会有期吧。 汽车甫一进入加拉璜地界，高速公路两旁盎然的绿意扑面而来，一眼望去是无边的水稻田，稻子正是抽穗的时节。“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块热带沃土上的米粮仓，不知道在工业化的隆隆轰鸣中，还能挺立多久。掐指一算，阔别故乡的水稻田已经二十年了，浓浓的乡愁，在这遥远的赤道国度，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释放出来。黄耀德先生的太太培芳女士迎接了我们。“哟，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初次见面，她就开起了玩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有人说这么地道的中文。看到菲菲和培芳两位女士话匣子一开，我感觉好像置身于国内的任何一个城市街头，谁能想到她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生华裔。在一间颇具热带乡土风情的巴东饭馆，我们见到了加拉璜市孔教会主席李先生及秘书长陈国源，他们已经在此等候多时。巴东菜起源于西苏门答腊省省会巴东，是印尼菜在海外的代名词，其中的巴东牛肉在CNN于2011年做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被评为全世界最可口的菜。巴东菜口味火辣、上菜迅速，主要以油炸为主，并配上各种香料，如辣椒、咖喱、椰油和小橘叶等，特别是辣椒，每道菜几乎都少不了。出门在外，吃饱肚子最重要，我顾不得餐桌礼仪，一时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油炸青辣椒，让我大快朵颐，直呼过瘾。 两位女士把我交接给加拉璜孔教会以后，便告辞上班去了。下午，李先生和陈先生陪着我参观当地的两座华人寺庙，仙母宫和协天宫。而另一座寺庙慈恩宫，是晚上要参加孔教活动的地方。李先生一句中文都不会，总是面带憨厚淳朴的笑容。他在加拉璜经营两间西药房，生意做得不错。其太太是印尼孔教妇女会主席，两个儿子则在万隆理工学院上大学。看得出他家道殷实，三层小洋楼用大理石建成，家里雇着两个佣人，一个园丁，和一个专职司机。陈国源是一位建筑师，会讲比较流利的中文，协天宫就是他义务设计的。此外，我几天前见到的雅加达微缩公园新修的孔庙，也出自他的手笔，都是义工性质。 仙母宫坐落在加拉璜郊外一个偏僻的小巷里，但是修得富丽堂皇，据说常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香客前来烧香祈福。这是一座以道教信仰为主的寺庙，融合了佛教和民间宗教的元素，主要供奉仙人姑婆，是起源于广东梅州的客家信仰，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也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仙人姑婆以外，庙里还供奉有释迦摩尼、观音和福德正神的塑像，但是我没有见到关公或孔子。墙上绘有八仙过海、西游记等民间传说和故事。庙里有两位长年负责打理事务的庙祝，身着红色短袖的寺庙制服。由于不是宗教节日，寺庙空空荡荡的，没有香客或游人，只有大门外有几个百无聊赖的老人在晒太阳。庙门外的广场上有几个卖水果、饮料和小吃的货摊，但鲜有人光顾。 协天宫坐落于加拉璜市内，就是我们熟知的关帝庙，印象中印尼的很多关帝庙都叫协天宫。关公从一介赳赳武夫，晋身为儒释道三教都信奉的神祗，从一个独特角度体现出华夏宗教信仰的发展脉络。作为儒教的神祗，他被视为忠义勇的化身，尊称为“武圣”、“山西夫子”、“文衡圣帝”，由“侯”至“圣”，被历代皇帝加封二十三次之多。佛教宣称其忠义足可护法，并传说他显圣玉泉山，皈依佛门，因此尊他为“盖天古佛”、“护法伽蓝”。道教则奉关公为玉皇大帝的近侍，尊他为“翊汉天尊”、“协天大帝”或“武安尊王”，协天宫的名字就是因协天大帝而起。令人称奇的是，加拉璜协天宫的大门顶上除了双龙以外，还塑有一尊硕大的螃蟹像，而东爪哇省厨闽市的关圣庙门上也塑着一尊更加硕大的螃蟹像。据说印尼华人经常要出海，相信螃蟹能够保护他们，所以就放在关帝庙供奉起来，这也是华夏宗教信仰在印尼本土化的一个显例。除了关公以外，协天宫内还供奉有观音、玄天上帝、太上老君、福德正神、土地公等神祗。有意思的是，墙上挂的释迦摩尼像，与观音画像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体现出端庄凝静的阴柔之美。 加拉璜的孔教礼堂坐落在慈恩宫内。慈恩宫是一座三教寺庙，也就是儒释道三教兼容。但与许多别的寺庙不同的是，三教在慈恩宫内有各自独立的礼堂，彼此分隔，互不干扰。孔教礼堂在楼上，能容纳八十人左右。我们到达的时候，礼堂差不多已经坐满了。这里的礼拜活动每逢农历的朔望日举行，也就是每月两次，而不是每周一次。一位名叫卢华沅的老大姐，精神健朗、中文流利，她告诉我这里的礼堂严重短缺孔教职业人士，既没有文师也没有教生，更不要说学师了，礼堂的道亲只好轮流上台讲道。今晚讲道的是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的母亲，一头银发，神采奕奕，赢得了满堂的欢呼。这里的孔教礼拜活动内容和程序与我在茂物县见到的大体相似，只是举行上香仪式的三位女士身着白色短褂，虽说也是孔教制服，但缺乏长袍的端庄肃穆之感。随后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儒教作为生生不息的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也就是几天前在建国大学为孔教学生们讲的内容，但我今天重在演示一些图片。一位名叫特迪的大学生担任我的翻译，他来自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市，能讲地道的中文。那里的华人比较多，中文教育也比西爪哇普及得多。但特迪此前从没有接触过孔教，所以今晚的经历对他来说也是受益良多。 孔教宣道活动结束之后，黄耀德先生和我又一同前往协天宫，与那里的道教和佛教信众切磋交流。儒释道三教的人围坐一桌，喝着饮料，品着小吃，天南海北地闲聊，的确是一道颇为有趣的风景。黄耀德先生每进一座寺庙，都要恭恭敬敬地上香礼拜，不少其他孔教人士也都如此。相对而言，只有茂物县的孔教信众主要祭拜孔子及其弟子，与佛教和道教融合的成分最少。加拉璜当地华人社区的三教兼容不仅体现在信仰上，而且表现在组织管理上。孔教会主席李先生和秘书长陈国源都是协天宫的理事会成员，而黄耀德先生捐赠的一幅关公油画则摆在宫内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书一副对联：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协天宫没有像孔教礼堂那样的宣道或礼拜活动，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来这里向关公和其他神祗烧香祈福，特别是每逢这些神祗生日的时候，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从雅加达到周围的几个城市，我有幸见识了印尼孔教发展的诸多方面，虽说是跑马观花，但也是大开眼界，收获颇丰。印尼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同时又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固执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用血泪和汗水谱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传说。丹格朗的林振鹏、林振智兄弟，茂物县西芒格的梁叶喜，雅加达华商张锦泉，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加拉璜的公证师菲菲，加拉璜孔教会主席李先生，似乎都在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向我印证华人在印尼商界所具有的“神话”一般的地位。喜耶？忧耶？我不禁悄声问自己。希望1998年那样的排华悲剧永远不要再上演。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之第九天 蒙古裔的孔教徒？印尼的高科技公司？ 早上十一点钟，万隆孔教会主席邦邦驱车来到我住宿的酒店，他今天负责送我到此行的下一站打横市。该城市也属于西爪哇省，人口近70万，据说华人有5万左右，主要是福建移民后代，市中心还有一条华人商业街。由于两地之间没有高速公路连接，地图上看着不远，但实际车程要两个小时。邦邦四十左右的年纪，身材略胖，满脸笑容，英文很好，但不会说中文。一同前来的还有他公司的三个年轻雇员，少言寡语，都是印尼土著民族，其中一个是司机。作为万隆孔教会的主席，邦邦不善言谈，显得很低调。据他介绍，万隆孔教礼堂每周都有宣道活动，昨晚的宗教和谐晚会是月圆日举办的特别活动。此外，礼堂还开办有太极课，由于学习的人多，每天都开课。他们还在星期六开办烹饪班，每两周开一次课，供孔教内外人士学习和切磋厨艺。 离开万隆之前，我们先去参观了市内最大最古老的华人寺庙协天宫，也就是关公庙。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庙，此言不虚。万隆协天宫还有一个名字叫大伯公庙，始建于1885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仍然保持着当初的原貌，香火也很旺，从未间断过。寺庙的正门前矗立着关公跃马扬鞭的青石雕像，蚕眉怒目，威风凛凛。大门的两侧各有一个小门廊，分别镌刻着“桃园”、“汉室”四个字。这座关公庙也充分体现出了印尼华人的宗教融合特征。除了关公像以外，庙里两旁的侧厅还分别供奉有释迦牟尼、观音、福德正神、天后等等诸多神祗，甚至还有达摩祖师的画像，牌匾上书“南无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诸莲”。协天宫的旁边还单独建有一座佛教寺庙灵山寺，由于当日没有开放，无缘一窥真容。 邦邦本人来自北苏拉威西省的首府万鸦老市，是世界有名的潜水胜地。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万鸦老的传说。据说当年蒙古军队攻打印尼失败以后，有不少掉队的士兵留在了当地，形成了今天的米纳哈撒族，是北苏拉威西省的主要民族。与印尼全国的主要民族如爪哇族、巽他族、马来族所不同的是，米纳哈撒族不信仰伊斯兰教，而主要由基督徒组成。从网上能找到的相关图片来看，这个民族的肤色要比印尼其他民族偏浅。有关他们可能是蒙古后裔的传说无疑增添了一分神秘的色彩。近几年由于印尼成为中国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有些旅游中介更是拿此作噱头，直接把米纳哈撒族跟蒙古后裔画上了等号，令人有些莫名所以。与此相类似，居住于加里曼丹岛上的达雅族，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再加上他们肤色偏浅，大部分信仰万物有灵教，少部分信仰基督教，因此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些都是以讹传讹而已。即便他们真正有蒙古血统，那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传说终归是传说。有意思的是，邦邦本人就自称是蒙古后裔，但同时也混合了其他不少族裔的成分，所以究竟有多大比例的蒙古血统，他自己也不清楚。不过，让我更为震撼的是，原本在高校教授电子工程的邦邦，于两年前创办了一间规模不小的高科技公司，手下雇佣了240名工人，2010年的营业收入超过了一千万美元。公司的业务涵盖军工、安保、地理信息和绿色能源等方面，是全球仅有的五家涉足地理信息产业的公司之一。邦邦的身份让我倍感惊奇，原本几乎完全不相关的标签都贴到了他的身上。一个来自北苏拉威西省万鸦老市的蒙古后裔孔教徒，在万隆开办全球屈指可数的高科技公司？这该是一个多么神奇的组合！ 从万隆到打横一直都是山路，虽然群山并不陡峭险峻，但也是高低回环、蜿蜒起伏。一路都是碧绿和金黄的水稻田纵横交织，由于气候和海拔的关系，有的刚刚插秧，有的马上就要收割了。还有的水稻田已经收割了，但又灌了水，犁了地，准备插上新一茬的秧苗。热带地区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高高低低的山坡上，大多是椰子树、棕榈树、咖啡树以及其他各种不知名的热带植物，漫山遍野的青葱翠绿，沁人心脾。车行到群山深处，我们在一个叫做“草莓庄园”的餐厅稍作停留。这是一个完全符合生态环保概念和低碳标准的场所，用篱笆和茅草搭成的一间间小餐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下、水田边、小溪旁。四周是碧绿的水稻田，婀娜的椰子树，婆娑的竹林，累累的香蕉，流水淙淙，微风习习，水车咿呀，鸟鸣啾啾，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堂。不意人烟稠密的爪哇岛上还有这等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过往的食客都在这里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们随意点了几个水果小吃，其中一个用新鲜辣椒泥拌的地瓜片，清新爽口，香甜脆辣，令人爱不释口。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抵达了打横市的孔教礼堂，当地的孔教道亲热情地迎接了我们。领头的是打横孔教会的财务秘书陈汉娘女士，她的丈夫陈端新，以及78岁高龄的老先生陈绵盛，他会说中文，充当我的翻译。真是无巧不成书，感觉天下姓陈的突然间都扎堆在一起了。邦邦把我交接完以后，随即赶回万隆去了。打横的孔教礼堂也叫孔庙，但是没用汉字，而是用汉语拼音Kong Miao。问原因，他们说对当年苏哈托的华文禁令还心有余悸，所以还是小心一点好，不敢冒然改回汉字。由于他们在周日晚上七点才举行宣道活动，我没有机会参加，就临时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座谈会。据他们讲，打横市共有六百多孔教徒，经常参加孔教活动的有70多人，包括不少年轻人和儿童。打横孔庙建于1956年，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陈端新的父亲当年还是打横孔教会主席。我问大家为什么选择了孔教而不是其他的宗教，也就是它的特别之处。有一位姓陈的先生说，他从小就参加孔教活动，不存在选择的问题；对他来讲，孔教比较实际，对日常生活更具有指导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孔教或儒教的安身立命和人伦日用的功能。陈汉娘认为道和德对人类社会很重要，而孔教的特别之处在于对孝道的强调，教导人们要孝敬老人。陈绵盛老先生试图从理论的高度来谈论孔教的优势，他认为孔教是一神教，基督教是多神教，而佛教则是万物有灵教。 除了孔庙以外，打横市还有两座华人寺庙，但是佛教徒和道教徒相对较少。华人中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很多，近几十年增长很快，现在全市共有14座天主教堂，信徒基本都是华人。天主教徒缴纳什一税，也就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堂，所以他们的经济实力很雄厚。除了举行宗教以及慈善活动以外，他们还大力兴办学校，而且天主教会学校一般都有很好的口碑。但是教会学校往往要求所有的学生参加教会活动，久而久之，许多原本非天主教徒的青少年也皈依了天主教，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相对而言，孔教礼堂的经费来源有限，主要靠一些慷慨的商界人士赞助，有时还需要向孔教徒及社会各界募捐。不过，打横的孔教礼堂是我见过的最新最漂亮的礼堂之一，木质的长条椅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看起来赏心悦目。打横离附近的另外两座城市尖米士和班贾尔比较近，三地的孔教礼堂经常一起举办活动。就在我抵达打横的几天前，印尼孔教的精神领袖徐再英学师刚刚访问过当地，三个礼堂的道亲一起举行了盛大的宣道活动。 陈端新和陈汉娘夫妇无疑是打横孔教礼堂最为活跃的成员，有关的外事活动都由他们主持，想来跟经济实力有一定的关系。几天前徐再英学师到当地访问，也是由他们夫妇俩接待的。陈端新原来经营印尼传统蜡染衬衫巴蒂克，陈汉娘是一名服装设计师，打横孔教礼堂的几套制服就是她设计的，款式优雅美观。两人的年龄在六十上下，衣着入时，举止大方。他们育有两女一儿，都已经成家立业，其中一个女儿全家定居澳大利亚，而儿子一家也有澳洲居留权。两人的孙子辈也已经有六个，看得出他们现在的精力不在事业上，而是尽享天伦之乐。除了在打横有宽敞的家居和经营布料杂货的店面以外，两人在澳洲还有一座房子，所以他们经常去那儿度假。毫无疑问，陈端新和陈汉娘夫妇俩是印尼华人成功故事背后的又一个典型例子。从雅加达到丹格朗，从茂物到加拉璜，从万隆到打横，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能遇到类似的故事，虽然他们的版本各不相同，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质却是一致的。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众多的成功人士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不那么成功、不那么耀眼的普通华人，他们跟印尼其他族裔的居民一样，构成了印尼人口的主体，做着默默无闻的事业，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印尼社会历次排华骚乱，都有仇富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把华人等同于富人，并视其为印尼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不仅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且是对整个印尼华人社会的极大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