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其他普通的控制欲可不一样”

这年头，在网上发言，要想不踩到雷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谁也无法预料在什么时候就触碰到了哪一位的敏感神经。虽然我也因此挨骂无数，早就习惯了，但这一次还是有点不一样。

起因是我日前在《生活还有其它可能》这篇里，谈到中国的家庭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让我印象颇深的就是人际关系的粘缠：王响夫妇对儿子王阳、沈栋梁对养女沈墨、沈墨对王阳，尽管做法不一，但其实都在说着同样令人窒息的话：“我只有你了。我不能失去你。”

我以为这只是很平常的分析，何况全文也不是为了谈这部剧里的人物，就此一笔带过。没想到的是，这篇在小号转载时，正是这段话激起了一位读者强烈的反感。

反感沈栋梁这个角色的，肯定不止她一人（我也是），据说饰演他的侯岩松被骂到只能关闭微博账号评论了。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她投射在这个角色上的道德厌恶格外强烈，简直隔着屏幕都扑面而来。

说到做到，她确实已经取关，我不是还想拉着她的衣角说“你听我解释”（那或许也徒招她厌恶），但我觉她的反应倒是很有意思，值得分析一下。

她为何对我那段话如此反感？我想是因为，在她看来，将沈栋梁的罪行与“正常”的亲密关系并列，等于把他的罪大恶极轻描淡写。这是一种个案思维，否认普遍性而强调特殊性——同样是人际粘缠，差别大了去了，岂能混为一谈？

然而，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亲密关系中的道德行为，而是过于粘缠的人际关系本身就有碍于人格的独立成长。

心理学家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犀利地批判了这种关系的本质：

共生关系的积极形式是虐待狂，吞没他人的冲动以各种合理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爱、过分保护、“正当的”统治、“正当的”报复等等；它也表现出与性冲动混杂在一起的性虐待狂。虐待狂所驱使的所有形式都可追溯到这样一种冲动，即完全控制他人、吞没他人、使他人成为一个任我们意志所摆布的无依无靠的对象。对一个无力者实行完全的统治是积极的共生关系的本质。

他进而指出，有些家长看似很爱自己的子女，但其实是一些“仁慈的虐待狂”，他们“力图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来防止一件事的发生，即他的对象获得了自由、独立，因此就不再属于他了”。

在东亚文化里，这种支配感经常表现为这样的话语：“我那么爱你，你要听我的。”也就是说，“支配”与“疼爱”互为表里，并且这种宠物化经常是在狭小的家庭范围里针对最亲近的人。

《身为女性的选择》中，上野千鹤子和信田小夜子在对谈时提到，日本人经常把“没了他我活不下去”这一粘缠关系的说法换个方式，自我欺骗地表述为“那个人没了我就不行”。有些父亲在表达自己爱女之心时也常说“我绝对不会放过夺走她的家伙”，上野说，“每次一想到这种话，我就感到毛骨悚然。”

正是基于此，我认为《漫长的季节》里那三组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差别在于道德和具体行为：沈栋梁在养女面前表现为一个性虐待狂，是这种粘缠关系变异的一个亚形态；王响夫妇为了阻止儿子王阳自由行动，将他捆住手脚（边捆还边说“儿子，你忍着点啊”），软禁在家；而沈墨，虽然对养父沈栋梁激烈抗争后得以摆脱其控制，但她对王阳的相处模式仍然是粘缠的——她一再哀求他：“我只有你了。”

为方便理解，我试着用一个简单的四象限图来解释：

对有些人来说（那位取关+举报我的读者想必也是），好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坏人所施加的控制，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关键是纵轴；但在我看来，不能寄望于他人的德性，从过于粘缠的关系中疏离出来，才是获得人格独立的关键。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听了太多这样的故事：有些女孩子从小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就是亲密而不独立，这让她们长大后吃尽了苦头，因为这往往就变成一个运气问题——看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了。

更难的是，有些父母对子女是既奉献牺牲、又全面控制的——实际上往往如此，因为如果有一个人能无微不至地照顾你，那也就意味着他能全面控制你。这看起来“既好又坏”，让子女产生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但从个体独立的角度而言，保持适度的距离都是必要的。

这并不是说我不要亲密关系，只不过，我理解的那种“好的亲密关系”，并不取决于他人的德性，而是以独立性为基础的——首先要确保个人的权利和自主，然后再谈自发自愿的彼此依恋。

这些道理，我其实不厌其烦讲过很多次，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就在前两天，还有人私信给我说：“用理性分析对待网络喷子当然有一种碾压的快感，但没有用，写出来也只是取悦自己而已。”

所谓“有用”，想来是指推动社会改变，这我人微言轻，也不期望，写下来，只不过是给出一种解释，你不喜欢，那别看就是，实在看不过，那骂几句也行，取关当然也没问题，但转手就举报，这真不是个好习惯。我们没办法把世界净化成符合自己单一的道德观——或者说，如果可能，那这样的世界也会相当可怕。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并不在意这些抽象的底层逻辑，也肯定会有人说“你不能理解一个女生对强奸犯的极大厌恶”，但像这样的思维方式，其实和性别身份无关。我很早就发现，中国人更喜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愿意代入特定人物的具体处境来理解其行为，再加上对道德和动机的强调，有时甚至同样的行为会得到迥然不同的道德评判。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谈到诸葛亮其实也架空了后主，在权力构造上，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没有本质差别，只能取决于双方的信任关系和道德高下，却没有制度保障。一位朋友对此相当震惊，他激烈地批评我“不辨忠奸”，“刻意标新立异，读书都读傻了”，在他看来，诸葛亮和曹操，就算都专权，那能一样吗？

对人的具体处境，当然有必要细致深入地去把握，但试想想，晚清民国时期那些买卖子女的父母，也总是强调自己的特定处境是值得同情的，设法得到法外开恩、从轻发落。正因此，我们才有必要反思那些结构性的因素，揭示那些更为根本的底层逻辑，否则就难以跳出历史的循环。

这些话可能不讨人喜欢，但只要还能说，我还是想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