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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钱袋子,装着中国城市经济沉浮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正解局(ID:zhengjieclub)出品


钱是办事的基础,没钱,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对政府来说,也是一样。

1993年,当时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比重一度下降到22%,国库告急!

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趋势图

在当年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有领导就警告:照这个趋势下去,2000年中央财政就要垮台!

于是,分税制改革启动。

朱同志亲率一个“谈判团”先后到13个省,和各个地方谈钱。

但现实情况是,分税制改革涉及地方利益,阻力很大。

刚开始进行得都很顺利,但到了广东,却遇到了“硬茬”。

在包干制下过得很舒服的广东省明确表示不同意。

最后还是朱同志主谈,并答应广东以1993年为基年的要求,才谈下来。

不是广东人心中没有大局观,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广东身负重担,最重要的是,广东当时也是想尽量争取一些对地方发展有利的政策。

毕竟,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对一个城市命运的影响深远。

分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逻辑

财政,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区域经济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40多年前改革开放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地方财政已发生过多次洗牌。 

每一次洗牌的背后,都是各个城市一次命运的沉浮。

这两年,地方财政收入方面,上海一直排在广东之后。

2022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7608.19亿元,广东则为13279.73亿元。

2022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情况

单看这一年的数据,上海的地方财政收入还不到广东的60%。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尤其是1959-1991年这三十多年间,上海的地方财政收入可是无人能及的。

最有标志性的年份,就数1960年了,那一年上海财政收入达121.1亿元,而那一年,全国财政收入才572.29亿元,广东是19.51亿元,只达到上海的零头

上海不仅是广东的6倍,更是凭一己之力,占到了全国的1/5还多。

上海在财政收入方面的领先并不是偶然。

上海除了有政策基础——1958年,原来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的企业陆续下放给了上海,还有工业基础——上海不仅是当时远东的第一大城市,工业基础也极为厚实。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那时候,美苏的科技正争得面红耳赤,而中国又面临着经济上被封锁、外交上不被承认、军事上受到核讹诈的尴尬局面。

上海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实现了不少突破 。

最值得骄傲的突破,就是工业方面取得的成绩:

重工业方面,建设了上海第五钢铁厂、上海重型机器厂等一批骨干企业;

轻工业领域,涌现出上海牌手表、海鸥照相机、红灯收音机等翘楚品牌。

而更让上海有底气的,是从1966年开始,上海就成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重镇,当时研制出的每秒100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与日本同步,比美国仅仅晚5年。

对的方向加上踏实努力,使上海在1978年,除了在财政收入上占到全国总收入的1/8,工业产值更是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

1978年各省财政收入情况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又有了“新目标”,先后设立了汽车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站设备制造、钢铁、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六大支柱产业。

目标有了,钱去哪儿整?

如果可以通过开放和学习,既能学到东西,又能拿到钱,为什么要说不呢?

于是,上海又与外资发生了新故事——积极引导外资。

那几年,外资投向六大产业项目占比最高的时候,曾一度超过60%。

外资的流入,很快就促进了这几大支柱产业顺利开花结果。

于是就有了从“改革”到“开放”的那三十年,只要是中国工业需要带头人的时候,就有上海的身影。

广东进入中国经济强省的视野,是因为开放。

那是1957年4月,那一年的广交会,让广州正式走入了商贸时代。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大量建设物资都得从国外进口,但外汇却很难搞到。

当时,外贸部也是急得团团转。

1956年,时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的严亦峻看到广东外贸系统先后成功举行几次小型物资出口交流会,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小型交流会办得不错,为啥咱不办个更大的?

于是,他赶紧给中央外贸部发了个电报,主张办一个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

随后,严亦峻又建议外贸部每年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从此,广交会就一直站在风云际会的舞台。

广交会

广交会只是广东外贸出口的一个缩影。

后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厚积薄发,从1991年开始,广东连续32年占据全国财政收入的榜首。

也就是说,从1991年开始,广东在财政收入上已超过上海,位居第一并保持至今。

而如果从经济总量来说,广东成为老大的时间,还要更早两年——1989年,深圳、珠海最早向农民工打开大门,“百万劳工下广东”轰动全国。

也是这一年,广东以1381亿元的经济总量,首次站上了经济榜单的首位。

广东能在1980年代末快速兴起,并保持30多年“霸主”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从香港引进大量外资,发展出口贸易。

深圳就是改革开放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缩影。

深圳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沿海小镇崛起为人口近1800万,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北京的大都市。

2003年,广东的GDP更是超越了香港,仅仅在4年之后,又把我国台湾省抛在了身后。

这也意味着,对于广东来说,“对手”早已经不在我国大陆地区了。

但广东也并非没有过“烦恼”,在2008年金融危机不久,广东曾同时出现过“企业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

然而,广东省坚持“落后生产力”不能救,而是要把结构调整好。

之后的几年,广东的GDP和“老二”江苏的差距一直在缩小,到2014年,两省GDP只差2696亿。

广东1978年、1999年、2017年三次产业结构图对比

当时,曾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声音”大胆预测,江苏应该会在2017年超过广东。

然而,到了2016年底,被看好的江苏不但没有反超广东,反而终止了过去8年两者差距缩小的趋势,两地差距又重新被拉大了。

到了2019年底,双方GDP差距又拉大到8000多亿,并且,广东的增长率明显比江苏快得不是一半点儿。

而从此,在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里,广东已经无人能敌了。

是什么让广东这么“霸气”?

有人说是“广东模式”。

“广东模式”逐步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专业分工协作体系,使得广东早就具备了“预适应”能力,一旦开放就能极好地适应外向型经济。

疫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疫情肆虐的2021年,广东的外贸依存度仍高达66.5%,几乎是全国平均的两倍。

2022年,广东财政收入以13279.7亿元的成绩,更是将第二名江苏的9258.9亿元,甩出好几条街。

而与从前不一样的是,如今,国家又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就是瞄准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希望打造世界第四大湾区。

湾区除了香港、澳门,其他核心是广东的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

广东又成了国家战略的重要执行者和受益者。

这些年,东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财政收入,营商环境等等,都深受诟病。

东北让全国上上下下,操碎了心。

事实上,几十年前,特别是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东北曾担负新中国工业摇篮的重任。

东北曾经是新中国的工业摇篮

特别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时候,论炼铁能力,东北占全国的71%;

论炼钢能力,东北占全国的91%;

论轧钢能力,东北占全国的50%;

论发电设备容量,东北占全国的30%……

那个时代的东北,风光无限,经济发展领先全国,财政收入排名靠前。

1959年,辽宁财政收入排名跃居前二,仅次于上海,保持前三水平直到1991 年;1971年,黑龙江财政收入跃居第四,一直保持前五至1979年。

然而,随着中国的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化和市场化竞争,东北大量国企倒闭,大批工人下岗,长三角、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崛起,东北工业一家独大的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逐渐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甚至在1980年,黑龙江财政收入从第五跌出前十,此后再未跻身前十。

而辽宁财政收入在1992年跌出前三,2000年跌出前五,2015年跌出前十,2022年排名继续下滑至全国第18位。  

东北也在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最近,这个昔日的工业摇篮又有了重大变化。

前段时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东北三省的GDP增速,集体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吉林更是以8.2%的增速排在全国第一。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的集体增长,可不是吃老本,也没有靠能源之类的传统产业。

这次集体增长,靠的是先进制造业。

比如,此次辽宁增长最快的是装备制造业,包含汽车、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等,同比增长了21.8%。

吉林的工业增长中贡献最大的也是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7.8%。

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也是最大的贡献者之一。

省会哈尔滨,第一季度在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方面,增长了43.6%。

除此之外,东北还面临一个地缘格局下的新外贸机遇。

最近两年,咱们对欧盟和美国出口压力不小,但对俄罗斯和东盟的出口,却增长得很快。

按照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吉林和俄罗斯的贸易额差不多是翻了一倍,黑龙江增长了1/4,辽宁涨了3/5。

更值得期待的是,东北对俄罗斯的外贸增长,很可能只是个开始,更大的增长还在后面......

而一旦淘汰落后工业产能,找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动力,东北就还是那个养活共和国不可或缺的“长子”。

2023年一季度东北经济的回暖,2022年山西、内蒙借助国际大宗资源价格暴涨,山东经济增量超过浙江……

中国区域格局以及地方财政贡献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数据并非一切,数字的背后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套路”。

如果单从GDP和地方财政贡献率看,很容易产生误导。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每个城市的资源大都由中央政府调配。

尤其是税收方面,更是有着特殊政策。

而对国家的贡献率,也不是仅仅体现在地方财政收入上。

毕竟,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同地区之间是有分工的。

比如江南保障了国家财政安全,东北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山陕保障了国家的能源安全,疆藏则负责国防安全……

这盘棋分工各有不同,但没有谁真正地掉队,也没有谁愿意掉队。

那些所谓“被养活”的省份,也都在以另一种方式反哺国家。

而所有种种,都是为了财政体制改革决定里,那个很重要的提法: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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