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等一回
——《邸元明碑》解读
文|薛元明
《邸元明碑》立于北魏文成帝和平三年(462年)六月二十日。此碑不见于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历朝记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河北曲阳被发现。原石高125厘米,宽78厘米,厚18厘米。圆首,碑额两行,为“邸府君之碑”。碑阳刻文21行,行33-35字不等。碑阴无字,无撰书者姓名。碑额与碑文字体相同。这一点与《爨宝子碑》类同。隋唐墓志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魏碑是书法史中一个形态极为丰富而庞杂的体系,其中成千上万的摩崖、造像、墓志往往似又非似。独标一格者,尤令人难以忘怀,如《张黑女》等。书法史中更有一些碑刻是独一无二的,只可有其一,不可有其二,找不到相似者,如《天发神谶碑》、《宝子碑》、《好大王碑》,成为书法史中的“另类”,只有在魏晋三百年中才会出现。
现在取法魏碑书风,与康有为当时的“尊魏卑唐”,“帖学”进入“馆阁”的死胡同的历史背景大不一样了,完全从个人的喜好和需要出发。今人所能见到的碑帖实在是太多了,不可胜数,资源的广泛性也是当时所不能比拟的。书法一方面要关注经典名作,比如习篆书,《散氏盘》和《毛公鼎》是绕不开的,隶书中《石门颂》和《礼器碑》偏好者很多,行书多宗法二王和颜鲁公“三稿”,另一方面,要及时关注新出土的资料。当初汉简甫一面世,徐生翁和郑孝胥等人都从中获益良多。坚守良好的传统经典,敏锐地捕捉新信息,二者缺一不可。
《邸元明碑》点画圆劲厚实,凝练遒劲,独成一路,先声夺人,可谓奇而不怪。对比来看,《爨宝子碑》是奇怪兼具,取法后极易变得更怪。沈曾植学《爨宝子》结合章草,虽独树一帜,端正一路的行楷书作品尚觉得平和,较为恣肆的行草书给人怪异连连的感觉,亦为后世所诟病。
先将《邸元明碑》与《爨宝子碑》进行整体上的宏观对比。《邸元明碑》方圆融合,笔画粗壮浑厚,有苍茫之色,《宝子碑》见方,笔画瘦硬清劲,有野逸之趣。《宝子碑》有骨无肉,《邸元明碑》有骨有肉。《邸元明碑》中字形宽博开张,似《石门铭》,不过相对来说,结体要规矩一些,成形规律都很“正”,显得饱满、厚实、大气,毕竟书写材质和发挥的空间大不同。恣肆处则近《中岳嵩山灵庙碑》,点画结体与《爨宝子碑》之间有一些神似,最明显的就是点画呈三角形态。《爨宝子》以方笔为主,起收笔和转折处皆方,偶尔捺画也有圆弧度,形成非常跳跃的变化。
再就《邸元明碑》与《爨宝子碑》中的同字进行微观对比。《宝子碑》“已”字转折笔画内凹,强化了方锐感,《邸元明碑》转折见方,“乚”笔画略带圆弧,宛如铜铸,浑厚有力,字态飞扬。《宝子碑》“芳”字起收笔极度夸张。《邸元明碑》中展现了圆浑之特点。再分别对照“浪”和“放”二字,点画、结体近似,但韵味和神态差异很大。汉字以“点画”为单位,长短粗细方圆宽窄,产生奇妙而无尽的变化,不可端倪。
《邸元明碑》结体不刻意避让,一任自然,可选出几个具体字例加以分析。“少”右侧点画变成捺画,改变了字形重心,别出心裁。唐楷中处理多半是反捺点,平和中正,此碑捺画一贯而下,气势慑人。“本”字将中宫收紧,四周开张,感觉特别痛快。有很多字形将点画或短捺处理成长捺,如“求”、“谷”、“平”、“六”、“苍”等。用笔以方为主,如“追、武、忘”等字的横画。字形中也有一些圆笔形成对比,如“追”字走之底一波三折,方圆对比,纵敛有度。“武”字“弋”中斜钩,险中有稳,处理不落窠臼。“忘”字心字底夸张,突出气势。“牢”字起笔点很有情趣,重心下移,“牛”部笔画收缩,稚拙可爱。“万”字笔画上提,厚重而不失灵动,显得极为飘逸。“骇”与“雾”二字处理极为独特,“骇”字借篆法处理,左右变化,偏旁部首很紧凑。“雾”字不稳,“力”部处理随心所欲,险象环生,不拘成规。不管怎么变化,最终要出之自然,又有整体上的统一协调。至少在同一件作品中,至始至终要做到协调统一。如果出现某一笔很突兀,就像罗丹塑像,因为第一眼看上去双手更吸引人,甚至不惜敲掉这双美丽的手,不能因为局部而破坏整体,所有的变化都要做到为整体服务。
关注像《邸元明碑》这样的新资料,可以避免挤在一条道上。但实践中必须深入,再深入。深入不下去,仅得皮相。经典作品可以奠定个人一生的基调,尤其是入手的第一本碑帖。童子功影响持续终生。为什么古人强调入手选择颜柳欧赵之类,所取法的这些人都是大师级人物,因而不会出大问题。保守有余比起胡作非为来说,要好得多。当代书法造作成风,是“故作变”,而不是“自然变”。古人的作品耐看,是因为精妙以点画为单位,最终统一于整体,今人只有一种形式,缺少“细节”,并不耐看,故而不可同日而语。一件作品摆在这里,得到成千上万人的挑剔,最终淬炼成无可挑剔的经典。
薛元明, 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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