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22年第1期。
乾隆朝京城金石学圈的形成与发展
蒋润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①]
摘要：清初金石学的规模与影响均未臻极盛，而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后，有一批深受考据学风影响、颇有金石学爱好之士子汇聚京城，他们逐渐形成一个秉承金石证史理念的金石学研讨圈。这个金石学圈对金石的搜访和研究，不仅完成了考据学风与金石学的合流，还建立了一个涵盖中央到地方的金石学交流网络，引领了一代金石研究之风气。
关键词：清代；金石学；乾隆朝
乾、嘉之世是清代金石学发展的关键期，钱大昕、王昶、翁方纲、朱筠等人为此时期金石学者之代表。在这一时期，因为考据学风的鼎盛，“金石证史”的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和拓展，而伴随着朝廷趣味的转移和相关“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的出现，[②][1]134-135在金石学者中间亦形成了一个涵盖中央与地方、有着良好交流的金石学交流网络，这是清初金石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本文认为，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会试之后形成于北京的金石学圈，乃是当时金石学与考据学风融合的关键，亦是乾、嘉金石学交流网络发展的重要节点，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在它之前，清初金石学虽然初具规模，但是因其所带有的“遗民”色彩，使得金石学仅局限在地方和一些官员的个人交游圈中。而乾隆朝京城金石学圈中的核心成员，则不仅随着乾隆朝学术风气的变化，将金石学的观照纳入《四库全书》纂修这样的国家工程中，还通过大规模地搜访金石文献、撰写典范的金石研究成果、广泛联络各地金石学者等，扩大了金石学研究的影响，引领了乾、嘉金石学研究的热潮。兹蒐讨相关史料，对此加以论述。
一、“遗民”色彩：清初金石学的面貌
满族以异族身份入关统治中原，在“夷狄”身份与“华夏”观念之间有着显著的碰撞与互融过程，由这种政治环境延伸而下，清初的思想面貌之一，便是作为“庙堂”的统治者与游走于“江湖”的士子之间的对峙，或者说，是清统治者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与或多或少秉持前明余风的士人文化之间的激荡。考证学一类学问并未得到清初统治者的青睐，对古物的收藏与玩赏，亦非当时统治者的爱好，而只是一种士人趣味，兼有考证与玩赏两种性质的金石学，其流行只能局限于部分士人和遗民中。
前人论清初金石学，每以顾炎武为嚆矢，而顾氏之金石学研究，与明末清初之遗民群体关系甚密。白谦慎在其研究中，曾将顾炎武的访碑与其遗民情结相关联，[2]215这个论断是准确的。顾炎武的访碑确实与他辗转各地以求兴复的经历相关，他在北方，曾游历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等地，[3]每到一处则寻访当地石刻，并与当地学者交流，从他游历中的金石学交游圈，即可看出浓厚的遗民色彩。例如傅山是顾炎武在山西游历时的好友，热衷于访碑和金石之学。王弘撰则是清初陕西金石学研究的代表，顾炎武于康熙二年（1663）游华山，即与王弘撰订交，《金石文字记》中多次提及王弘撰的观点。[4]9199、9211、9214、9231、9264傅山之遗民身份毋庸赘述，王弘撰亦当时有名之遗民，《南明史·王弘撰传》载其“国亡出游，哭孝陵、思陵，捐资葬夏完淳”，又云：“顾炎武至华阴，为营斋舍，同谋兴复大计。”[5]4407可见顾炎武与王弘撰气味相投，不仅在于金石文字。同时与顾炎武交好的金石学家尚有张弨，《小腆纪传》称其“父致中，为复社领袖，尊经博古，家贫而储金石文颇富。弨承家学，弃诸生，不就试，躬历焦山水澨，手拓《瘗鹤铭》而考证之。又入陕谒唐昭陵，遍览从葬诸王表碣，潜瑉断石，必三复而联络之。”[6]683亦是遗民而喜好金石学者。
清初在金石考证上与顾炎武齐名者为朱彝尊，钱大昕在《天一阁碑目记》中即云：“金石之学，别为一家……近则顾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其尤最也。”[7]181李遇孙《金石学录》复云：“国朝亭林、竹垞两公出，笃嗜金石，钩稽弗遗，菿然于欧、薛、赵、洪之上”，[8]7朱彝尊身上的遗民色彩颇为明显，他的父祖皆为明臣，其从祖朱大定在清军南下时起兵拒守嘉兴，兵败而死，他早年与屈大均、魏耕等抗清志士交往亦密，朱彝尊于山西与顾炎武相识，得到顾炎武的推重，因此可视为遗民群体中一员。
遗民之关注金石学，除了因为清初严峻的政治环境，使他们不得不由世事转向古迹，以研究古迹来掩盖其兴复之念外，还有思想上的变革在。经历鼎革的士子们惩于明亡的教训，极力抨击前明空疏的学术，而追求切实真确的实学，因此在遗民群体中逐渐兴起了一种崇尚实证的学风，这客观上有助于金石学的发展。在金石学研究的观念上，顾炎武接续宋代欧阳修、赵明诚“金石证史”的余风，以对史籍的“阐幽表微，补阙正误”确认金石学之价值，阎若璩记载傅山论金石之语，亦谓“此种学正经史之讹，而补其亡阙，厥功甚大。”[9]这样的观念实开清代以金石考证经史的先河。他们的访碑活动以及考释金石的方法，也都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以及后世的金石学研究。
在遗民群体之外，清初金石学者中还包括了不少仕清官员，不过这些官员与遗民群体之间多有交往，其中亦有本是遗民而后仕清者，实可视为游走在遗民与清廷之间的人物，这样的人，自然就将遗民群体金石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带入了仕清官员群体中。如朱彝尊早年抗清，但康熙十八年（1679）出应博学鸿词科，授任翰林院检讨，从遗民变成了清臣。又如曹溶本为明崇祯中进士，官御史，清军入北京后即降清，但他在任官山西时，与顾炎武等明遗民交往密切，当时不少遗民即托庇于曹溶幕府中。曹溶的金石搜访即始于山西，其中多有得遗民群体帮助处，曹溶丰富的收藏亦对其幕府中的学者大有裨益。[10]另如孙承泽、王士祯，都是清初仕清官员中喜好金石者，他们与当时的遗民群体均有密切的来往，王弘撰在康熙初年即与孙承泽交情甚笃，顾炎武、朱彝尊等人也曾赏玩过孙承泽所藏碑拓。王士祯作为康熙朝文人领袖，与王弘撰、朱彝尊等人都熟悉，张弨《瘗鹤铭辨》《昭陵六骏图辨》等金石著述，亦蒙王士祯推荐而出版。[10]75凡此都可见出清初仕清官员群体金石学研究与遗民群体的联系。
仕清官员群体虽与遗民群体联系密切，但他们收藏研究金石的理念也有与遗民群体不同的地方，他们更多的是鉴赏一路，而考证非其所长。如孙承泽之《庚子销夏记》等作品，本就以著录书画为目的，而非专门的金石之书。曹溶《古林金石表》，亦多为收集之功，而不以考证见长。其他如李光暎《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牛运震、褚峻合编之《金石图》等，或偏于文献著录，或偏于书法评赏，均不像顾炎武或朱彝尊那样，以考证为金石研究的特色。
在仕清官员和遗民群体的推动下，清初金石学已经有了复兴之势，金石碑拓的流通也变得繁盛，比如北京的慈仁寺和琉璃厂、西安“碑洞”、南京武定桥、杭州昭庆寺等，均有碑拓的买卖。[10]但是，因为当时金石学研究的“遗民”色彩，加上顺、康、雍三朝统治者的学术趣味均与此不甚相合，故而清初金石学研究始终局限于地方或学者们的个人交往圈。同时，以金石为补订经史材料的研究理念，虽为遗民群体所推重，却也并未成为当时金石学研究的主流，考证、鉴赏、收藏著录等研究路数，仍然呈现出一种“散点”状态，这可证明清初已渐萌芽的考据学风，尚未与金石学研究完全合流。金石学之发皇极盛，尚有待于乾隆朝的进一步推拓。
二、乾隆十九年前后：京城金石学圈的形成
随着遗民群体的逐渐消逝，乾隆朝“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对峙已不如前代那么剑拔弩张，从遗民群体中孕育出的考据学风，已渐结出了果实。乾隆帝个人的学术趣味有浓厚的“嗜古”情结，因此对古物的玩赏与收藏较之其父祖更为热衷。他对经史等“实学”的推重，亦屡屡见诸诏谕。[11]1-20
乾隆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会试，是乾隆朝十余年文治成果的一次展现，亦是乾嘉学术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一场科举考试。在是年四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策试各省贡士时，就以整顿学风为标帜，他在诏谕中一则云：“文章本乎《六经》，解经即所以载道”，再则云要“明经术而端士习”，[12]122这一科最后也确实取中了不少后来在乾嘉学术中大放异彩的学者，如王鸣盛、纪昀、王昶、朱筠、钱大昕等，故颇以得人之盛而著称。巧合的是，王昶、朱筠、钱大昕等，亦均是乾嘉金石学者之代表，如果再加上于乾隆十七年登第的翁方纲，那么，乾嘉金石学的领袖人物就都在其中了。我们可以钱大昕为例，来看乾隆十九年甲戌科前后文化风气的变化。
钱大昕为江南太仓州嘉定县人，嘉定本是明末抗清的名城，但到钱大昕出生之时，清军所带来的“嘉定三屠”已经成为了久远的记忆。钱氏出身并不显赫，大昕祖父钱王炯年三十三方举秀才，父亲钱桂发亦不过是一个县学生。钱大昕早年受父师之教，多用力于诗文创作，但其父以“诗文非空疏无学者所能为”为由，引导他读书。他十五岁应童子试时与王鸣盛相识，随之因才华受到王鸣盛父亲王尔达的赏识，成了王鸣盛的妹婿。乾隆十四年（1749），钱大昕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苏州紫阳书院的建立，本以“稽古考文”为宗旨，当时紫阳书院的院长王峻即精于史学，钱大昕甫入学，王峻便“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13]370在紫阳书院学习时，钱大昕不仅常与王鸣盛、王昶等论学，还被惠栋、沈彤等宿儒引为忘年之交。[③][13]430-431惠栋、沈彤皆为著名考据学家，从他们与钱大昕的交往中，可以看出考据学风的承传所在。此年十一月，乾隆帝颁谕，令内外大臣荐举潜心经学之士，他反复强调经学为“根柢之学”，称“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12]102乾隆十五年（1750），惠栋、江永等均被推荐保举，惠栋在致陕甘总督尹继善书中云：“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14]55点出此时风气的转变。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首次南巡，谕令江浙士子进献诗赋并加以考试，钱大昕即在此年因献赋得赐为举人。明年钱大昕束装入京城，应会试不第，遂在北京住下，在此期间他研读梅文鼎的算学著作及历代史志，对步算和史学深有会心。乾隆十九年（1754）钱大昕会试及第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一同入翰林的还有王鸣盛、朱筠、纪昀等人。当时秦蕙田正在修纂《五礼通考》，钱大昕、王鸣盛、王昶亦应邀参与，这些人同在京城，又有着共同的学术活动，遂在京城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考据学的交游圈。[④][15]
细按钱大昕的成长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风气转变的一些特点，首先，是清初遗民激荡的心绪在乾隆朝已经平复，而江南考据学的日渐繁盛，对当地新兴士人的影响显著。其次，是乾隆帝对经学的推重，对江浙士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通过科举考试或荐举的杠杆，在江南兴盛的考据学风逐渐进入北京，从而使京城成为了考据学的中心之一。
从戴震入京后的遭遇，亦可看出这个京城交游圈的状况。戴震于乾隆十九年春因避仇入京，此时他的学问虽已成熟，但是在京城尚籍籍无名，钱大昕《戴先生传》记其境况云：“因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13]630可见其窘迫。在携书拜访钱大昕，得钱大昕激赏并为之延誉后，戴震在京城方才声名鹊起。钱记云：“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13]630-631戴震入京并成名是乾嘉学术史中的一件大事，而先后与戴氏定交的“通人”，正是当时京城考据学的翘楚。从钱氏的记载中，知在戴震入京前后，这一批会试同年已经相互往来，结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交流圈子。
伴随着这个考据学交游圈的形成，一个金石学的交流圈也呼之欲出。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乾隆十九年中进士后开始了自己的金石学研究。王昶、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在紫阳书院时已有共同访碑之举，王昶的“金石之好”虽早在乾隆十二年已形成，但是他自称“余成进士，始好金石之学。”[⑤][16]7-8[17]451[18]3钱大昕亦然，他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金石学研究的，其自撰年谱称：“公事之暇，入琉璃厂书市，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晨夕校勘，证以史事，辄为跋尾。收藏金石文字自此始。”[15]15翁方纲虽在乾隆十七年（1752）已成进士，但是与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诸进士来往密切，他的金石学研究成果亦多见于乾隆十九年以后。朱筠早年已有题咏碑拓之诗歌，不过考证式的金石研究，仍在入翰林之后。
除了钱大昕、王昶、朱筠、翁方纲等人外，乾隆十七年和十九年及第的进士们还有不少人都有金石之好，如周天度于乾隆十七年会试中式，他自己颇好金石，与钱大昕亦交好，在后来出任许州时，多次拓印许州石刻寄给钱大昕。[⑥][19]66、238又如毛式玉，是乾隆十九年进士，钱大昕记载他：“好为古文，嗜金石刻。以翰林归田日，尝骑驴裹粮，入天柱山，遍拓元魏、高齐碑”，[13]686可见亦是嗜好金石之士。乾隆十九年前后，这批人均汇聚于京城，因此京城金石学交游圈便渐次形成。
当时北京的碑拓买卖风气对这一金石交游圈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据清末徐珂记载：
“京师琉璃厂为古董、书帖、书画荟萃之地，至乾隆时而始繁盛。书肆最多，悉在厂之东西门内，终岁启扉，间亦有古董、书画之店。而每岁之正月六日至十六日，则隙地皆有冷摊，古董书画就地陈列，四方人士之精鉴赏者，至都，辄问津焉。”[20]4189-4190
这虽是清末人之记载，但云琉璃厂“至乾隆时始繁盛”却无疑义，钱大昕能在乾隆二十二年即“入琉璃厂书肆，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证明当时琉璃厂中碑帖交易并不寥落。北京城的碑拓买卖，是清初金石学发展留下的余风之一，清初金石学研究活跃的中心多在北方，因仕清官员群体如孙承泽、王士祯等长期处于北京，故在北京的碑帖书画买卖随之兴盛。当乾隆朝之时，新入京而怀有金石学爱好的士人们，便可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丰富的金石材料了。
乾隆朝时一些官方修书活动，也对翰苑诸人有着影响。乾隆帝号称“稽古右文”之主，他对金石古器的爱好，从一些官方修书活动中即可看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乾隆十四年（1749）诏修《西清古鉴》的活动。此书仿效《宣和博古图》之遗式，记录内府所藏钟鼎器物，其后又附有《钱录》，收古钱币。《西清古鉴》之编纂，据《四库总目提要》言，是“考证虽兼取欧阳修、董逌、黄伯思、薛尚功诸家之说，而援据经史，正误析疑，亦非修等所及。”[21]983虽不无溢美，但可从中窥见乾隆帝之好尚所在，这样的修书活动，是颇有引领风气之功的。除了《西清古鉴》的编纂，一些地方志的编修也促进了学者们对金石文献的关注。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诏裘曰修等人修《热河志》，身处翰林院的钱大昕与纪昀皆参与了编纂，在编此书的过程中，钱大昕与纪昀得扈从至热河，实地探访，发现了不少石刻材料，见于《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便有如下记载：
“乾隆二十一年秋，予奉命至热河访求事迹，闻小兴州有是碑，亟移书兵备道，使吏人拓之。吏不知椎拓之法，乃施墨于石，以纸背就摹之，遂模糊不可读。”（《太师太平王德胜庙碑》）[19]468
“此碑予分修《热河志》时所得。书法不甚工，然因是知古北口外地于金、元属宜兴县，纪方舆者得之，如获指南针矣。”（《大轮禅师碑》）[19]438
钱大昕曾对友人周春说：“热河附近八百余里，石刻搜罗略尽。”[22]可想见其搜采之勤。因搜访地方事迹而注意及石刻文献，亦可证明其时如钱大昕、纪昀等人已经有了相当的金石研究兴趣。
总而言之，乾隆朝京城金石学圈之形成，是在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之后，是科纪昀、王昶、朱筠、钱大昕及第，在之后几年先后开始金石学研究，这批同年进士对京城金石学圈的形成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加上乾隆十七年成进士的翁方纲，正是此一金石学圈的核心人物。本文对乾隆朝京城金石学圈的讨论，也集中在他们身上。
三、金石证史：京城金石学圈的金石学研究理念与方法
从京城金石学圈诸人之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他们访碑与交流金石的记载，昌平吊古归，碑石同讨求。
自昔著录金石者，以考证史籍为视其大，以辨研书法为识其小，然亦视其事与文之所宜何如耳。”[28]125又云：“夫世之所贵乎金石者，以其足取证经史也。”[29]19348可见其金石研究之理念。
先生好古学，于金石文字尤极留意，尝论今人读古人书，鱼鲁帝虎之讹，不可胜诘。独金石文字，历久如新，一可宝也；篆隶变革之源流，了然可见，二可宝也；名物杂陈，词义典贵，可以翼经传注疏家言，三可宝也；轶事无传，史篇多误，断碣残碑，恒资考证，四可宝也。
“《辽史》纪、表、志、传俱作'寿隆’。余在京师，游陶然亭，见辽碑以'寿昌’纪年，归考《东都事略》《文献通考》，俱云辽改元'寿昌’，复遍考辽碑，无不作'寿昌’者，尝以语钱辛楣。辛楣云：'辽人谨于避讳，“光禄”之改“崇禄”，避太宗讳也，改“女真”为“女直”，避兴宗讳也，追称“重熙”为“重和”，避天祚嫌名也。圣宗名隆绪，道宗为圣宗之孙，而以“寿隆”改元，犯圣宗之讳，此理之必无者。’”[32]2131
四、中央与地方：京城金石学圈影响的扩散
乾隆朝京城金石学圈的核心人物，是翁方纲、钱大昕、朱筠、王昶、纪昀，他们不仅有在京城为官的经历，还常常出任各地乡试考官或学政，因此得以到各地访碑，较为突出的如翁方纲之出任广东学政、朱筠之出任安徽学政，皆诞生了丰富的金石学研究成果，扩大了京城金石学圈的视野。
翁方纲任广东学政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甫出都之际，钱大昕即托他访寻广东石刻，翁方纲到广东后，确实大力搜访地方石刻，八年中，获得石刻五百余种，于乾隆三十六年刻为《粤东金石略》一书，在《粤东金石略自序》中他自述其历程云：
“方纲八年五周历，崖扪藓剔，所得盖五百余种，录为十二卷。以其有与图经可互证者，故于受代之顷锓诸板，而补订讨论，以俟异日。”[33]3
翁方纲在广东各地寻访石刻，加以整理编订，为岭南地区金石研究之先声，其《粤东金石略》的文献价值，已有学者论述。检视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翁方纲在广东搜访金石时，与京城金石学圈仍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回京后也将自己所得的金石拓片和自己的《粤东金石略》传示同好。乾隆三十九年（1774）翁方纲曾有诗，题云《以广东石刻数种赠竹君学使盖欲易其安徽诸石刻也以诗代柬》，[23]92而朱筠的答诗题为《覃溪前辈以诗附粤东金石十余通见赠且索余安徽所拓石本依韵奉答》，其中有云：
“先生示我《粤东略》，开拓海滨出湫隘。我搜皖歙万山中，以取报与渺一介。”[24]195
翁方纲将自己所得广东石刻寄赠朱筠，以期换取朱筠在安徽所得之石刻，盖朱筠于乾隆三十六年曾出任安徽学政，他们之间互通有无，可见二人均于出任地方时留心金石访寻，亦可见京城金石学圈良好的交流环境。
朱筠出任安徽学政，访寻石刻的热情并不减于翁方纲，他于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到官，到官不久，即与张凤翔、邵晋涵、章学诚、黄景仁等人作采石之游，过翠螺书院，拜宋虞允文祠，观采石古碑刻，可见其拳拳好古之心。他在安徽还提倡古学，大张考据之旗帜。比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他即主持刊刻旧本《说文解字》，在序言中主张“为文自识字始”，强调文字训诂等小学对解读经义的重要性。[30]476在提倡古学的同时，他也开始搜采著录安徽境内之金石并编订成书，汪中记其事云：
“尝慨史文阙略，所部金石遗文得三百余道，别为《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遗刊谬，俾古事昭皙。”[30]409
朱筠的《安徽金石志》并未如翁方纲之《粤东金石略》得以流传至今，故我们难以了解朱筠在安徽访碑的具体成果如何，不过后来金石学家常有提及此书者，可算是朱筠在金石学上的代表作。
然而朱筠对乾嘉金石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引领了当地金石学研究之风气，还在于他促成《四库全书》的纂修，并在这一国家工程中引入了金石学的观照。乾隆三十八年，朱筠上奏请开馆搜访遗书，值得注意的是，朱筠在上奏中提出了搜集金石的建议：
“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宋臣郑樵以前代著录陋阙，特作二略，以补其失。欧阳修、赵明诚则录金石，聂崇义、吕大临则录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请特命于收书之外兼收图谱一门，而凡直省所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一并汇送校录……”[11][30]420
朱筠在上奏搜采遗书的札子中特地提出搜采金石，以为金石与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他所举治“图谱”之学者，如聂崇义、吕大临，其实亦可称作金石学家，像乾隆时期官方所编之《西清古鉴》，谓之“图谱”与谓之“金石”，皆无不可，所以朱筠在这里是着重点出了金石的价值所在。“凡直省所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则欲将搜访与整理金石变成一种政府行为。朱筠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与他在多年友人交流中培养出的金石嗜好关系密切，同时也推动了金石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可以将翁方纲、朱筠等在广东、安徽的金石学活动视为京城金石学圈向地方的扩散，反过来说，朱筠奏请朝廷搜采金石的举措，则是京城金石学圈的影响回流而至中央，这样由京城扩散至各地，由地方又回返中央，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
朱筠奏请搜访遗书之议，直接促成了《四库全书》馆的开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开馆后，纪昀、翁方纲、朱筠等皆为其中纂修官，他们本有金石之好，所以搜罗颇为热心。在四库馆中，主要负责金石书籍的是翁方纲，翁方纲在撰写《四库全书》提要稿时，多将京城金石学圈的研究成果纳入，比如他在回忆自己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的时候，就说：
“此二十年所写提要草稿，尔时凡遇金石著录诸书，予辄拟作提要，亦有旧日所为题跋之语，借提要以发之者。钱辛楣自裒辑所作金石题跋，汇成数帙。有欲借看者，辛楣辄曰：'不可借出，恐公等摘取入提要，即不得为我有耳。’一时同人谑语如此。”[28]390
钱大昕于乾隆二十二年开始金石学研究后，即不断收集金石拓片并撰写相关金石题跋，至乾隆三十六年，他整理其中210通跋尾，交给在广州的李文藻刊刻为《金石文跋尾》六卷。钱大昕予李文藻书札中曾言：“《金石跋尾》欲观者颇多，如有便人入都，幸多刷数本见寄”，[26]翁方纲所云“钱辛楣自裒辑所作金石题跋”应即指此而言。钱大昕害怕翁方纲将其研究摘取入提要中，虽是一时戏言，却可看出《四库全书提要》对京城金石学圈成果的吸收。不仅翁方纲如此，纪昀亦然，翁方纲《东墅复次前韵有怀钟山山院长卢抱经学士钱辛楣詹事且及二君经学因复次答兼怀二君》一诗有“《曹全碑》已伏茶星”句，自注云：
“辛楣近尤殚心史学，故云尔。昨见晓岚援辛楣《曹全碑》跋尾一条，著于四库书录，不特征定论之公，亦见友朋服善之益也。”[35]
“茶星”是纪昀之号，从上例可见纪昀在撰作《四库全书》提要时，也采纳了钱大昕的考证。按钱大昕之《曹全碑》的跋尾，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题为《郃阳令曹全碑》，其中提及纪昀对《曹全碑》的疑惑：
“碑末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同年纪编修昀尝疑其伪，云：《后汉书·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后七日，其间不得有丙辰日，恐是后人妄作。”[19]30
《曹全碑》碑末云“十月丙辰”，而纪昀据《后汉书》，以为中平二年十月有庚寅日，有癸亥日，庚寅前丙辰二十六日，而癸亥后丙辰七日，相加得三十三日，绝无可能，故疑此碑有讹，而钱大昕则重新推算，反驳了纪昀的说法：
“予以《四分术》推之，是岁入庚子蔀四十一年，积月五百有七，闰余二；积日一万四千九百七十二，小余一百三十三天，正壬申朔。加朔，实十一，得十月丙申朔。丙辰，月之二十一日。癸亥，月之二十八日。是月无庚寅，庚寅乃九月二十四日。《本纪》误，而《碑》不误也。”[19]30
钱大昕经过推算，认为《曹全碑》无讹，而误者实为正史，纪昀对此结论极为认同，《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的《求古录》条下有云：
“惟《曹全碑》题中'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后汉书》考之，《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后七日，其间不得有丙辰，颇疑是碑之伪，据《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长历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为月之二十一日，癸亥为月之二十八日，实无庚寅，并证以《谯敏碑》称'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灵帝本纪》及《五行志》并称'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干支日数，一一相符，乃《本纪》之误，非碑之伪。炎武犹未及详辨，是则考证之偶疏耳。”[21]740
此则翁方纲所谓“晓岚援辛楣《曹全碑》跋尾一条，着于四库书录”者也。除此之外，后来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中，我们还能看到不少征引钱大昕金石考证观点处，进一步证明了官方学术话语对京城金石学圈中的研究成果的接纳。
四库馆的开馆对京城金石学圈也有进一步的凝聚作用，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曾记载他在四库馆中的工作过程，其中云：
“校勘之次，考订金石，架收拓本，亦渐以增，自朱竹君筠、钱辛楣大昕、张痩同埙、陈竹厂以纲、孔撝约广森，后又继以桂未谷馥、黄秋盦易、赵晋斋魏、陈无轩焯、丁小疋杰、沈匏尊心醇辈，时相过从讨论，如此者约将十年。”[36]
陈介祺《郎潜纪闻》卷三有《金石之学》一条，直接承袭翁方纲之记载，而谓这些人“开乾隆以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一派”。[12][37]张埙、黄易、赵魏均为乾嘉时期以金石学著称之学者，而陈以纲、孔广森、桂馥、陈焯、丁杰、沈心醇等，既擅经史之学，亦有金石之好，翁方纲称他们“时相过从讨论，如此者约将十年”，这足以证明京城金石学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批人在汇聚京城时随时过从讨论，当分散各地时，便互通声气，殷勤联络各地金石学者，互相传递金石资料，由此便在京城金石学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涵盖中央与地方的金石学交流网络。
关于这个网络的建立，我们还可以举毕沅为例。毕沅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入翰林较迟于钱大昕等人，但他与钱大昕、王鸣盛等人早就相识，而乾隆二十五年又正是京城金石学圈诸人互相交流讲习，联络极密之时，故毕沅也很快融入其中，上文曾引及毕沅与钱大昕关于辽代石刻的讨论，知毕沅亦可视为京城金石学圈中人。毕沅于乾隆三十三年（1767）出为甘肃巩秦阶道，随后调安肃道，之后便长期留在陕西，仕至陕西巡抚，至乾隆五十年（1785）他调补河南巡抚，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调为湖广总督。毕沅在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幕府均是乾隆朝有名的学术汇聚地，金石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毕沅在陕西组织学者编成《关中金石记》，至河南编有《中州金石记》，在湖北时亦“檄访各路金石拓本，一上内廷三通馆，一以副本为之考证，如欧、赵所撰书”，[38]1其幕府汇聚了严长明、张埙、钱坫、孙星衍、武亿、赵魏、严观等大批金石学者，是乾嘉金石学交流网络的一个重要枢纽，在当时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与京城金石学圈往来密切的各地金石学研究枢纽人物还有不少，如黄易作为乾嘉金石学的重要学者，虽然仕宦于山东、河南，但与翁方纲、钱大昕、毕沅等交往甚笃。后来分别在山东和浙江建立幕府，主持编定《山左金石志》和《两浙金石志》的阮元，亦深受京城金石学圈诸人影响。这些人在各地搜采金石，整理编刻并互通有无，形成了乾嘉时期金石学研究的兴盛局面。
综合考虑京城金石学圈在中央与地方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这一自乾隆十九年以后形成的京城金石学圈，确实是乾嘉金石学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节点。
结语
与明清时期各地的文人结社不同，本文所讨论的乾隆朝金石学圈并无严格的范围和明确的集群标志，它只是在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以后，由一批同在京城的学者在交流讨论中形成。这个圈子的时间下限并不明确，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钱大昕归田，一直留在江苏；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筠去世；王昶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入云南，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方回北京。除了翁方纲、纪昀可称长期留在京城外，其圈内成员均不断流动，但是，无论如何变化，这个金石学圈确实于乾隆十九年后在京城形成了一个金石学研究的热潮，而且不断影响着乾、嘉金石学的发展，故仍可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
清初考据学与金石学皆具有一定的“遗民”色彩，多局限于地方或个人交游圈，初具萌芽的考据学亦尚未与金石学研究合流，而乾隆朝金石学圈的意义在于：其成员不仅在乾隆时期较早地开始了金石学研究，还编撰了一批典范的金石学研究著作，如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等。他们的研究融合了日益成熟的考据学风和金石学，其交流讨论对金石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均有细化和推拓。这个群体还将金石学引入到了官方学术活动中，使其价值得到进一步确认。当向各地扩散时，他们纷纷引领了当地的金石学研究，而朋好之间的互通声气，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个金石学研究的交流网络。凡此种种，皆促成了金石学在乾、嘉时期的发展和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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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润（1996-），男，云南昭通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②]此处借用本杰明·艾尔曼“江南学术共同体”的说法。
[③]乾隆二十年（1755），钱大昕曾对王昶称赞惠栋《周易述》，为“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钱大昕同学褚寅亮在京城时，还曾手抄惠栋《易汉学》，可见惠栋在这批年轻士子心目中的影响力。见钱大昕《与王德甫书》。
[④]对钱大昕生平的记录，除另注外，皆出自《钱辛楣先生年谱》。
[⑤]据《清王述庵先生昶年谱》，王昶于乾隆十二年应江宁府乡试后即有寻访碑刻的活动，“金石之好盖自此始”。但王昶自称其好金石之学在成进士后，见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四。又王昶《金石萃编自序》云：“余弱冠即有志于古学，及壮，游京师，始嗜金石。”
[⑥]钱大昕《敬使君显儁碑》、卷十《佛顶尊胜陀罗尼幢》皆提及周天度寄予拓片事。
[⑦]翁方纲《南石槽》诗，见《复初斋诗集》卷二十一。“昌平吊古归，碑石同讨求”下注云：“辛巳、壬午，同积粹斋、宋蒙泉两前辈、钱竹汀侍读、周晓沧侍讲宿此。”
[⑧]朱筠《韩韵六叠，竭矣，退而检阅金石诸刻，方欲从损之、冲之乞吴时静安寺碑于上海，从鉴戌乞国山碑于宜兴，闻诸君纷纷更作，因七叠前韵，布此意于三君，并柬钱辛楣学士同年，且索和焉》，见《笥河诗集》卷四。
[⑨]李文藻《<隶释>跋》记钱大昕乾隆二十四年语：“此书明万历中夏邑王云鹭字翀孺有刊本，予从河间纪同年晓岚所借抄，恨其中多脱落，复向王礼堂学士假旧抄本校之。”
[⑩]陈鸿森未对此札进行系年，今可加以考证，此札中一则云“以故交石友暌隔几及十年”，再则云“来春大哥倘为西笑之行，扫榻奉迎，话雨剪烛，以慰十载之别悰”，考钱大昕于乾隆十六年南巡进赋，得赐举人，次年三月即入京，从乾隆十六年至乾隆二十六年，正是“几及十年”。又札中云“比年以来，大兄壮游三楚，沅芷澧兰，湘云湖雨，发挥其诗情文笔”《邵西樵墓表》中云邵玘于乾隆九年乡试未中，后应友人邀请居湖南二载，时湖南学政为吴鸿，吴鸿任湖南学政始于乾隆二十三年，（见《清秘述闻三种》，第344页。）而乾隆二十七年钱大昕出任湖南乡试正考官，即与邵玘相会，审此札辞意，必在相会之前，故系于乾隆二十六年。
[11]又可参见【美】盖博坚著，郑云艳译《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第三章第三节。
[12]陈介祺原文云：“四库校勘诸臣，讲金石之学者朱竹君筠、钱辛楣大昕、张瘦同埙、陈竹厂以纲、孔撝约广森，后又继以桂未谷馥、黄秋盦易、赵晋斋魏、陈无轩焯、丁小疋杰、沈匏尊心醇。而惟钱箨石、程鱼门、姚姬传、翁覃溪、严冬友五君，先后从事最久，遂开乾隆以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一派。”他以钱载、程晋芳、姚鼐、翁方纲、严长明为“先后从事最久”之人，实误。《翁氏家事略记》记载这五个人从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后便每月一起作诗课，与金石学无关，陈氏误抄未免粗疏。不过陈介祺以为朱筠、钱大昕等人的金石研究活动开了乾隆时期以金石印证经史的风气，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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