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文化的分期

一般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萌芽期、鼎盛期和转变期。萌芽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有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为1600余年;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的礼乐兵器而演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萌芽期 

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史前时期，这个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期。传说自黄帝以来，相继有颛顼、帝喾、尧、舜等人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后人盛赞的五个圣主，即五帝。据现在的研究，五帝时代就是中国古史上的英雄时代，诸如黄帝、炎帝和蚩尤等，其实并非实指具体的个人，而是当时一些族或族团的名称，有关文献记载实际上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族团及其互动关系。其中黄帝、炎帝属于华夏族团，蚩尤则是东夷族团的代表。

据古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几十处遗址里，考古人员都发现并挖掘出了青铜器制品。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萌芽期的铜器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红铜与青铜并存。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了刀、锥、钻、环和铜镜，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在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煅烧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都比较先进。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了两件带孔红铜牌饰;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了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了黄铜残片等。

第二，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占多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类别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不可否认，当时的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仿金属柳钉。如果可以认定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及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那么当时的青铜器已经正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第三，青铜器还没有等级之分。这时期的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可见当时普通居民也用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几何纹饰，绝无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延续时间约1600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在所有青铜器中，礼乐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纹饰种类也较多。这些青铜礼乐器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而是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带有一定的神圣性。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

1 夏代的青铜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首领大禹，因领导各族人民疏导治理洪水获得成功，被推戴为天下的共主。禹废止“禅让”制度，死后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中国古代社会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器以藏礼”就是把形制有别、大小各异的青铜器皿通过不同的组合与搭配，用来规范不同人物在社会中的地位，显现贵族的权威和等级规则。这时，作为财富象征的青铜器，既是社会等级和身份的象征，被广泛地用于祭祀、征伐、宴享、婚冠、丧葬等活动，又成为夏代礼制形成的标志。夏代礼制的形成，开创了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礼制文化。

2 商代的青铜文化 

在公元前16世纪，夏代的最后一个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了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代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中国的青铜文化于商代晚期攀越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奴隶主贵族的葬墓中随葬了大批青铜器，主要的器物种类有了一定发展，其中礼器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造型浑厚、纹饰繁缛，酒器更是让世人刮目相看。

虽然农业和手工业依然用石制工具，但是青铜制工具得到广泛的应用，促使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商代的青铜生产工具主要包括斧、锛、凿、锯、刀、锥和钻等。斧：一般为长方形，下端为双面刃，上端为长方形銎，用以装直木柄，然后再在直木柄上安装横木柄，木柄与刃向一致。它为砍伐工具，使用方法和现在的斧子相似。锛：古代又称为斤，体呈窄长方形，下端多作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曲折形木柄，特点是木柄与刃向垂直。它用于砍削木料，起到类似于现在的刨子的作用。渔猎在商代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古发现用青铜制作的渔猎工具主要有鱼钩及镞。

商代的青铜器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与高度发展的青铜冶铸业是分不开的。在安阳苗圃北地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广阔，达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的熔铜炉直径已达0 83米。此外，还出土了1 9万余块的陶范及陶，主要是做青铜礼器的范，其中一件鼎壁范长达1 14米，比著名的司母戊鼎还要大。

商代的青铜文化还远不止上述的情况。在距离遥远的巴蜀地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西10公里。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文物总数达数千件，其中各种人物、动物、植物青铜像是中国所见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群。物之精、之奇、之妙、之美难以用语言来表现，现仅介绍其中之一二。

三星堆出土巨型青铜面具共3件，其中2件略小。比较大的一件堪称经典，其宽1 38米，高0 65米，重约80千克。人物面具略带微笑，显得很神秘。粗粗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睛部横着向外突出，高耸的鼻梁，阔宽的嘴唇，轮廓分明的唇形，微微上扬的嘴角，离奇的大耳朵，在正中额部、两侧部均有长方形穿孔。在这样一个睛部突出的巨型面具，研究者会很自然地将其与蜀王蚕丛的形象联系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为石棺椁为纵目人家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面具的制作是以夸张的手法塑造了蜀王蚕丛的形象，说明这个古蜀国的开国之王死后有着神一样的待遇，被人们敬畏和尊重。

三星堆出土铜立人像1件，通高2 62米，约重180千克，真人高低相仿。该铜像与上述的人物面具相似，同样是浓眉大眼、高鼻阔嘴，但未刻眼珠，只用黑彩绘出瞳孔。他头戴高冠，双手举于胸前，呈持物状，身穿华丽的左衽长衣，赤足。对此人像的身份认定，学术界尚不一致，或认为是蜀王、或以为是巫师、或以为兼而有之。三星堆还出土了比例近似的数十件铜人头像，或戴冠、或露发辫、或平顶、或秃顶，还有的脸部戴金面罩，部分可见彩绘，尚残留深蓝色的眉和眼眶、宽而长的朱唇。个个是浓眉大眼、大耳，神情肃穆。头像颈下中空，原当插于木质或其他质料的柱、柄之上，由此说明这些原本都是陈设于庙堂之上的神像。

三星堆还出土铜神树2株。一株残高3 9米，枝分3层，每层3枝。树下有圆形底座，树干挺直，上爬一个头向下而尾朝上的龙，枝上各立一鸟，树上还挂有被研究认为是文献记载的扶桑或若木的象征：铜铃、铜花、铜贝、金叶等物。比如：《山海经·海外东经》就记载了扶桑的形状：“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柱三百里，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坠形训》说若木是“赤树，青叶赤华”，“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扶桑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神话画像里也出现过。帛画右上角树枝柔蔓的扶桑，间有或隐或现的小太阳，顶上则有一个内栖金乌的大太阳，树间缠绕巨龙一条。三星堆的扶桑竟会与相隔千里、时差1000多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如此相似，真是让人费解。那么这些扶桑或若木有何用呢?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它就是古代巫师通天的工具或阶梯，即沟通天地的媒介。

三星堆窖藏坑的这些造像展示了一个神的世界，说明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经比较发达，其艺术造诣及人们的观赏能力已上升到了很高的水平。

3 周代的青铜文化 

周灭商及东征胜利后，大规模将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给王室子弟和功臣。此后，分封制度逐步规范和完善，成为巩固周王朝政权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也深深影响了青铜器的制作

关于西周分封诸侯的史实，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出土于江苏丹徒的西周早期宜侯矢簋上的铭文就记录了宜侯受封的情况：“佳(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卜于宜，人土(社)，南乡(向)。王令虞侯矢曰：迁侯于宜。……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锡奠(甸)七伯;厥卢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十六夫。”这条铭文不仅介绍当时该侯分封的经过，还验证了诸侯可以改封的事实。除前已提及的宜侯矢簋、康侯簋外，还有燕侯旨鼎、燕侯盂、鲁侯熙扁、邢侯簋、苗公鼎等等。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周代众多诸侯国的遗存，如河南浚县辛村的卫国贵族墓地、河南三门峡的上村岭貌国贵族墓地、山东曲阜鲁国都城及其贵族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都城及贵族墓地、陕西宝鸡弧国贵族墓地、山西翼城、曲沃交界的天马—曲村晋国都邑及贵族墓地、河南平顶山注阳岭的应国贵族墓地等遗存，尤以上村藐国公族墓地、天马—曲村的晋国墓地所描述的情况最为清楚。

伯晨鼎的铭文则清楚地纪录了新诸侯的即位也要与官吏一样得到周王的重新册命和赏赐。铭文说某年八月丙午，周王册命伯晨继承其祖、父的侯位，并赏赐有相应的物品。《诗·大雅·韩奕》篇也记载了继任的韩侯被重新册命的情况，周王让他“缕戎祖考，无废联命，夙夜匪懈”，并赏赐有介圭，以及“淑旅绥章，覃茹错衡，玄衰赤岛，……修革金厄”。

4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西周末代君王幽王是个暴君。公元前771年，申侯、吕侯、曾侯联合少数民族犬戎灭了西周，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现主要讲一讲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春秋晚期的铁器开始逐步得到广泛应用，不仅为发展迅速的农业提供了锐利的农具，还为各种手工业，包括此时已经发展成熟的青铜冶铸业提供了坚韧的工具，促使各种手工业迅速发展，青铜冶铸业也借此东风有了新的飞跃。

青铜器的纹饰发展到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晚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代经常见到的兽面纹等纹饰此时已很少见到，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窃曲纹等也被蟠螭纹和蟠虺纹取而代之。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出现了以人们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青铜器纹饰，有宴乐舞蹈、水陆攻战、狩猎、采桑等纹饰。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已经不再给人以神秘悠远的遐想，其简约、明快，或纪事、或抽象，成为一类纯粹的图案性的装饰。比如：蟠螭纹和蟠虺纹，这两种纹饰是分别由两条或多条螭或虺相互缠绕而组成一个纹样单位，然后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来为器皿做整体的布局造型，增添美感。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我国金属货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山西省保德林遮峪商代后期的墓葬中，曾发现铜贝109枚。中原地区使用铜币是在春秋后期。侯马晋国铸铜遗址不仅发现了铜币空首布的成品，而且发现了大批空首布内范。河南汲县彪镇第一号大墓中曾发现这种空首布674枚。侯马上马村第十三号墓发现铜贝1600枚，包金铜贝32枚。辉县琉璃阁甲墓和第六十号墓也各发现包金铜贝1000多枚。在古文献中，公元前524年周景王“铸大钱”的记载，也证明了这点。以上情况都说明铜币已经代替了贝的使用，并于春秋晚期在经济生活中较为广泛地流通了。

5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社会局面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小诸侯国家被吞并，比较强大的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成为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家，被后人称为“战国七雄”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拥有与战争紧密联系的大量兵器成为各国占据军事优势的有力保证。此时的青铜器依然保持着春秋时期的稳健步伐并不断向前发展。同时，冶铁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战国中、晚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已经较为广泛地应用铁质工具，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三、转变期 

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转变期。战国末期各国的革新派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礼仪制度已经彻底瓦解，铁制品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虽然形势不利于青铜器的发展，但人们仍未减退对青铜器的热爱之情，青铜冶铸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和进步。青铜冶铸业继续发展的原因有三：第一，虽然此时的铁制品有了长足的进步，铁质兵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武器仍然是以青铜质武器为主，并且由于此时战争的频繁与激烈，不仅青铜武器的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杀伤力很强的木弩，其主要构件的材质为青铜;第二，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青铜货币与度量衡器迅速发展起来并广泛流通与使用;第三，铜镜、带钩、铜灯、玺印与符节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了一定发展，并且出现了镶玉嵌琉璃及漆绘等工艺高超、十分精美的产品。具体到青铜器，也有许多精美的作品，但大多数礼器已经是素面且没有纹饰。此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简短，其内容多为制作年月、地点、督造官、工官及制造者的姓名，或是标明器物的重量与容积等，目的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吕氏春秋·孟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