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吴让之印谱两种
戴家妙 主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ISBN 978-7-5508-3635-8
开本：889mm×1194mm 16开
定价：398.00元（全二册）
吴让之（一七九九—一八七〇），初名廷飏，字熙载，号让之。五十岁后以字行。别署晚学生、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人，长期居扬州、泰州。晚清著名书法篆刻家。吴让之为包世臣高足，秉承乾嘉学风，问道于常州张琦、李兆洛等名师，于经学、史学、舆地学、金石学用功甚深，著有《通鉴地理今释》，参与编纂《扬州水道记》，校注《南史》《北史》，还协助吴云编纂了《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二百兰亭斋金石记·虢季子白盘》等金石著述，在晚清金石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汪鋆在《扬州画苑录》中评吴让之篆书与篆刻当世无俪。他的书法历来备受推崇，其篆书承邓石如之脉，兼取商周铭文、秦汉诸石刻，出以飘逸用笔，创“吴带当风”的篆书风格。绘画亦有不俗的成就，所作多山水、花卉，意境淡远，风韵绝俗，以书入画，气格上透出不同于其他画家的金石意韵，开“海派”之先河。
吴让之的篆刻艺术成就最大，他在学汉人的基础上直取邓石如“印从书出”的篆刻思想，继而回归秦汉，开宗立派。他既完成了在朱文印上对邓石如技术层面的超越，又成功地探索出“以书入印”在白文印中的实践，结束了自明末至清中期篆刻家朱白文良莠不齐的现象，其篆刻实践影响后世黄牧甫、吴昌硕等人至深。
今有新见吴让之印谱两种——《匏瓜室印存》《吴让之印存》，均为首次面世。前者为初钤孤本，后者谱中有二十一方印前所未见，均不为学界所知。现两种印谱合为《新见吴让之印谱两种》，一函二册，原色原大出版。
收印一百十九方
《匏瓜室印存》各印的创作时间来看，最晚的印章应为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四月十日的“岑氏仲陶”（朱文） ，时吴让之六十二岁，由此可以推测此谱的成书时间应该在咸丰十年（一八六〇）之后。首页诸鸿秋的题跋，作于一九一七年。诸猷（生卒年不详），字鸿秋，浙江绍兴人，关于其生平，史料记载甚少。
█ 鸿秋题跋
二〇一六年，天津市同方国际拍卖行秋季拍卖会有诸猷《八破图》，从落款的时间来看，画于光绪丙午（一九〇六） ，与谱中题跋者诸猷应为同一人。因此印谱成书在一九一七年之前。█ 鸿秋《八破图》
陈浏辑《望云轩印集》 （一函四册） ，谱中录有吴让之篆刻八十六方，受印人均为岑镕。陈浏（一八六三—一九二九） ，字湘涛、拙园，别署寂园叟，斋堂名有望云轩、唐经室、敦义堂等，江苏丹徒人。精研瓷学，亦喜金石，尤嗜籀篆印学。存世著作有《陶雅》《望云轩印集》《陈浏集》等。
陈氏所藏吴让之的印章大部分来源于守梅山馆主人徐咸芳。徐咸芳字感也，以“守梅山馆”颜其室，扬州江都人。擅铁笔，嗜让翁之印，平生致力搜访吴让之印作。徐咸芳曾辑《守梅山馆印谱》，所收吴让之印作与陈氏《望云轩印集》几乎重合。据此推测，吴让之致岑镕的印章有八十余方是流向徐咸芳处，后又流向陈浏处，再往后散落各处。而徐氏和陈氏所辑印谱的印章数量远远少于《匏瓜室印存》中的一百十九方，也从侧面说明《匏瓜室印存》是一本珍贵的早期钤印本。
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还发现吴让之《匏瓜室印存》中印蜕的破损明显少于后世钤盖的印谱。篆刻作品随着使用和递藏难免存在磨损和磕碰，导致钤盖的印蜕呈现不断变化的现象。故而，越早的拓本越接近原作。
如“岑仲陶家珍藏”（朱文） ，无论是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西泠印社辑拓《吴让之印存》（以下简称“西泠本”） ，还是方去疾编《吴让之印谱》 、小林斗盦编《中国篆刻丛刊·吴让之》，“家”字宝盖头右半边的长弧线以及“藏”字上方的横线已经出现残损，而《匏瓜室印存》中的“家”字并未断开。显然，这是印章在流传过程中所受到的损伤导致的。█ “岑仲陶家珍藏”（朱文）对比图
又如“岑仲陶氏”（朱文） ，“西泠本”中的左下以及右上边框已经大面积残损，影响了印章整体效果，而《匏瓜室印存》中的印蜕粗边细文，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这也是此印在流传过程中的严重损伤所导致的。█ “岑仲陶氏”（朱文）对比图
诸如上述情况，在《匏瓜室印存》中还有许多例证，如“书为心画”（白文） 、“黄梅花馆”（朱文）、“甘泉岑生”（朱文）、“铜士小印”（朱文）等等。█ “书为心画”（白文）对比图
█ “黄梅花馆”（朱文）对比图
█ “甘泉岑生”（朱文）对比图
█ “铜士小印”（朱文）对比图
“匏瓜室”是吴让之晚年在泰州时期经常使用的斋馆名号，后世钤盖有关吴让之的印谱主要冠以“师慎轩”“吴让之”等字号，如《师慎轩印存》《吴让之印存》等，鲜有用“匏瓜室”。岑镕是一位十分爱惜吴让之印作的藏家，不轻易示人，就连好友姚正镛也不例外。张丙炎在跋《师慎轩印存》中就有过描述：“吴之丈日在二仲（仲海、仲陶）家奏刀，卷中诸印多半见其运笔。明年辛酉，仲海入都应京兆试，携以见赠。（仲陶虽刻此印，绝不轻用。仲海一日伺其出，发箧尽印之。）”因此，此谱极有可能是岑氏对吴让之所刻印章的一次集中钤拓，用以自赏，钤拓时间远早于几本常见的印谱，是难得的初钤本。《匏瓜室印存》保留吴让之篆刻中鲜活的刀刻痕迹，使印章增添了许多生拙之味，这也是后期印谱所不具备的。吴让之披削刀法轻松淡荡，游刃有余。他自身也十分注重刀法在印章中的体现，如四知堂珍藏《吴让之自钤印存》中收录的“练江”，吴让之在右侧批注：“此乃见刀法。”
█ “练江”印
但他的印作大多印面较浅，经过多次钤盖磨损，印蜕逐渐丧失了原来的精神面貌。越是往后的印谱，越是难以表达作者的审美意趣。《匏瓜室印存》很好地保留了吴氏篆刻中刀的意味。
如“岑氏八分”（白文）、“岑仲陶手拓本”（白文）、 “器为岑镕所藏” （白文），在《匏瓜室印存》中的印蜕刀法锋芒毕现，沉着痛快。
█ “岑氏八分”（白文）对比图
█ “岑仲陶手拓本”（白文）对比图
█ “器为岑镕所藏” （白文）对比图
但其他印谱中所录的印蜕刀法含糊不清、神采不足，无法表现吴让之的刀法意趣。这也是我们在认识吴氏篆刻时，由于印谱的质量问题，给读者带来错误的认知。如“甘泉岑氏所藏”（白文），《匏瓜室印存》中很明显地看到在印蜕的中间有一条竖线。█ “甘泉岑氏所藏”（白文）对比图
可以想象，吴让之在多字印的创作时，是不打墨稿的，直接将印文的行数确定，并用刀在印面上划出行数，随印赋形，灵动而有生气。这条刀痕，如果不是早期钤盖本，是看不出来的。吴让之的印章在流传过程中还有后人的“刻意加工”，如“甘泉岑氏惧盈斋珍藏印”（白文），此印有原石传世。通过比对，在《匏瓜室印存》中，此印每个字的笔画总体上是均匀的，粗细也在一个基调上。吴让之去世后六年，李培桢所辑《晋铜鼓斋印存》上也录有此印，印蜕与《匏瓜室印存》中的几乎如出一辙。然而存世的原石印面四周被磨掉一层，呈现出“中实外虚”的效果。
█ “甘泉岑氏惧盈斋珍藏印”（白文）原石
█ “甘泉岑氏惧盈斋珍藏印”（白文）印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匏瓜室印存》是吴让之为岑镕刻完一批印章后的一次集中钤盖，时间大致可以定在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到一九一七年之间。《匏瓜室印存》成谱时间早、录印数量多，有他谱未载信息，是学习和研究吴氏篆刻的珍贵资料。谱中所体现出来的气息，刀刃如新发于硎，神完气足，钤盖水平精准出神，笔意刀法，纤毫毕现，是后来印谱所不及的。
第二册《守研斋藏吴让之印存》
收印二百三十四方
守研斋主蔡澧泉，收藏文物一千余件，其中《吴让之印存》为存世孤本，原石钤拓，存印二百三十四方，是研究、鉴赏和学习吴让之篆刻艺术的宝贵资料。守研斋藏《吴让之印存》为宣纸线装本，纵二十五厘米，横十三厘米。黄褐色书衣，豆青色边框，左上有隶书“印谱”二字。█ 豆青色边框页
分上、下两册，题签、序跋俱无。每页钤印二至四方，均无边款。谱中附一签，曰：吴让之印谱两本，计二百卅三方。姚正镛八十二方，岑仲陶九十六方，张午桥十九方，张树伯十五方，凌毓瑞六方，唐本俭、仲廉二方，自刻名印、闲章十方。刘汉臣藏书印一方（后入）。█ 题签
据此内容提要可知，守研斋藏《吴让之印存》存印颇丰，所钤印章共计二百三十四方，其中一方“刘汉臣藏书印”为后期补入。谱中有二十一方印，在已刊吴让之印谱中不见收录，亦未见他谱著录。守研斋藏《吴让之印存》作为原钤孤本，涵盖历史、艺术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对后世研究吴让之篆刻技法，以及客观地评价吴让之篆刻艺术的地位及影响，其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吴让之的境遇与心迹也已铭刻于金石，留存于印谱，如谱内“但使残年饱吃饭”（白文）、“只愿无事常相见”（白文）、“梦里不知身是客”（白文）等，吴氏悲欢离合的感叹皆系其中，终成不朽之艺术佳构。█ “但使残年饱吃饭”（白文）
█ “海陵陈宝晋康甫氏鉴藏经籍金石文字书画之印章”（白文）█ “生气远出”（朱文）
《新见吴让之印谱两种》除原大内页之外，另臻选放大萃编于册后。
《新见吴让之印谱两种》共两种版本可供选择，除精装本外，还有限量特装本300套。特装本附赠原石编号印花一纸，第1—150号为“意密体疏”印，第151—300号为“陈宝晋”印。█ “意密体疏”印
█ “陈宝晋”印
二〇一二年，我准备谋刊《二奴山房印存》 ，请祝老师定稿。他看完稿子后说：“我非常赞同晚清吴攘翁的话，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刻印贵在平实中见古意。你的印有根矩，有己见，要坚持住。”我恍然大悟，原来祝老师希望我去体会吴让之的“老实为正” ，立定两汉，不逐时好。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篆刻大家，后人对他的研究却没有那么全面深入。其书画作品散落各处，未见完整的辑本；文献留存状况更为零散，尤其诗文方面，未见集子刊行；生平行状方面，仅见祝竹、朱天曙先生编撰的简略年表。清代印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学术影响也比较有限，困顿者居多，造成流传下来的资料很零散，无法开展深入的研究。
赵之谦的情况也与之接近，沙孟海先生有感于这一状况，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列出一个篇目，准备整理赵之谦文集，限于精力，未能如愿。后来我花了八年的时间，钩沉爬梳，整理了《赵之谦集》，尽管还有遗漏，但总算是做了一点基础性的文献梳理工作。二〇一七年十月，郑力胜同学来问硕士论文的题目方向，我就想起吴让之研究的空白情况，希望他能在资料搜集、年表编撰以及学术研究上，有全面而深入的功夫。尤其在梳理篆刻艺术时，能在“老实为正”这一印学思想上有所阐发。刚开始，他觉得无从下手，摸不着头绪。我用整理《赵之谦集》的经验辅导他，从文本、作品到关联人物资讯的查找，循序渐进，甚至鼓励他到日本访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底，我带他去日本岐阜拜访正在那里讲学的祝老师。祝老师对他说：“吴让之的篆刻境界比赵之谦高那么半点，很小的半点，但内含篆刻至理。” 这句话让他兴奋不已，对吴让之的“老实为正”有了更进一层的理解。回国后，好学勤奋的他渐入佳境，到扬州、泰州实地考察，想尽办法从公私收藏处要到资料，时有新的发现。随着材料的累积与文献的梳理，率先完成《吴让之年谱》。紧接着论文在努力还原吴让之生活状态方面，有新的突破，让大家认识到吴让之不仅仅是一位全面的艺术家，在学术、诗文上也有较高的造诣，尤其游幕期间的著述校注、书画鉴藏等活动，是其高超篆刻艺术背后的学养支撑。这种由人而学再艺的个案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是扎实有效的，值得提倡。“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 ，这句名言就是吴让之在六十五岁时给魏锡曾所辑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写序时提出的，并评价赵之谦的篆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之所以会有这样一句话，一是他一生刻印的经验总结，二是时代风气使然。自元赵孟頫提倡“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始，迄于晚清，印学界对汉印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全面，吴让之是其中的代表。他的“汉碑入汉印”之说，本于“印从书出”而愈加具体。而其用意恐与嘉道以后书法中提倡“横平竖直”有关，也有可能与何绍基于咸丰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十日晚当着他的面大贬其老师包世臣作书“不能平直”有关。而纵观其一生所刻之印，确实能看到晚年日趋平实质朴，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无人可敌。吴让之出于欣赏或呵护赵之谦才华的目的，把经验之语说给他听，没想到却激起了赵之谦的好胜心。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用激昂的文字做了一番雄辩。概括起来有四个要点：一、“让之所刻，一竖一横，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 。二、“让之论余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他皆非”，他很不服气。三、“指以为学邓氏，是矣，而未尽然，非让之之不能知也”。四、“其言有故，不能令让之易，不必辩也”。这个“故”就是赵之谦听魏锡曾转述了吴让之“浙宗亟称次闲”的观点，大感不满。因为在赵的眼里，“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还听说“让之以曼生为不如”赵次闲，立刻替陈曼生打抱不平，认为“次闲学曼生而失材力”。“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赵之谦从“巧拙”论上，批评了赵次闲的篆刻。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吴让之与赵次闲没有交集，也未看到有推扬后者的文字。其实，吴让之对待浙派篆刻以及赵次闲的态度，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中已有说明，曰：“余尝以钝丁谱示让之，让之不喜。间及次闲，不加菲薄。后语撝叔，因有此论。盖让之生江南，未遍观丁、黄作，执曼生、次闲谱为浙派。又以次闲年长先得名，诫相轻，且间一仿之，欲示兼长。其不喜钝丁，习也；不病次闲，时也。”吴是“不喜钝丁”，“不病次闲”，到了赵的笔下，变成“亟称次闲”，估计是转述观点环节上出了误解。其中，有个明显的矛盾是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先说清代徽宗篆刻自“巴胡既歾，薪火不灭， 赖有扬州吴让之”，再言“徽宗， 拙入者也”。那怎么会得出结论吴让之的篆刻“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者呢？颇令人费解。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前后，赵之谦刻了方白文自用印，印文为“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侧款刻：“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 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这方印布白大疏大密，大开大合，“必求展势”，与吴让之的印风暗合，可见三十几岁的赵之谦喜欢姿态变化、婀娜刚健的印风。所以，对吴让之刻印的评价是“十年前曾见一二，为大叹服”。同治二年（一八六三） ，赵之谦还“介其友稼孙魏君转海来江苏”泰州拜访吴让之，求序治印。其钦佩之情，当是发自内心的。而此时的吴让之已入晚境，认为“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因此，当魏锡曾将赵之谦的印作持示吴让之时，吴毫不犹豫地论其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他皆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按孙过庭《书谱》言：“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六十五岁的吴让之处于“复归平正”阶段，而三十五岁的赵之谦正处于“务追险绝”时期，产生理解上的误会，也是正常的。
辛丑春，郑力胜持示从坊间搜得的新见吴让之印存，准备影印出版。其艺术、文物价值，已有专文介绍，此不赘述。我借题申论如上，置于卷首，以为引言，不知妥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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