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佚名 萧翼赚兰亭图卷
绢本 设色 纵26.6cm 横44.3cm 故宫博物院藏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1期 “兰亭序”特辑
绢本 纵26.5cm 横365.3cm 故宫博物院藏
兰亭诗、文、书：“人”的觉醒
在对神龙兰亭的争辩、考鉴、研究中，虽已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领域，但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兰亭诗文创作中人的觉醒。鲁迅曾称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所谓“文学的自觉”，当指文学创作中人的觉醒，即要把抒个体的情意放在首位。文艺发展到六朝，“人”不再成为政教的附庸，诗文也不再作为某种说教的工具，故六朝文艺美学特别强调个人的审美感性，重视心灵的呐喊。“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绘画、音乐、书法都像文学一样，有“人的觉醒”在，《兰亭序》就诞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中。郭沫若等学者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是智永所依托，说墨迹伪托是因为与南朝碑刻不同等等的理由，都脱离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而陷入误区。故梳理兰亭雅集诗、文、书的文化背景，读出六朝人的艺术觉醒，反而更能接近《兰亭序》千古第一行书的艺术本质。
在写兰亭序的艺术价值之前，之所以先叙述兰亭诗，就在于没有诗也就没有文。诗的体验深度决定了文的深度和价值。郭沫若说《兰亭序》是智永的伪托，其实一点也经不起批驳。智永能伪造那几首兰亭诗吗？绝对不可能。兰亭诗与兰亭文在情感类型与调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兰亭论辩中，有人贬低兰亭序的原创性，说此序是仿石崇《金谷诗序》的，说《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零六十七字，“在申石崇之志”，完全是一篇仿作。这种论调，涉及兰亭序的思想倾向及抒情本质，仍需一辩。
《世说新语·企羡》中说：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1]六朝的攀比、斗富风很盛，石崇又是王右军同时代人，故确有“仿”的意味，但这种“仿”也只是形式上的效仿，而在内容上是不同的。
石崇的《金谷诗序》载《全晋文》卷三三，《世说新语校笺》“品藻”五十七条注全录，如下：
余以元康六年（二九六），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甚为娱目且欢心之物备矣。
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夜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鼓瑟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者。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公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有学者叙述《金谷诗序》与《兰亭序》的不同时说：
《金谷序》先叙石崇官职，次及别庐景物及设施，以突出主人的尊荣富有。然后才谈到聚会原因与参与人物，乃因贵客回长安……虽记郊外饮宴，却是通篇功名富贵。清泉茂林仅成摆设，与人物心灵并不相通。用孙华的话说，金谷人物“神情都不关山水”。
而《兰亭序》，句句实景，却又句句包含人伦鉴识的思辨积累。每一山水意象都是有意义的形式，理想人格的象征；或崇高正直，或平茂清纯，为兰亭宴集拉开了清幽的天幕，展示了与会者的人格要素。[2]前段说金谷序描绘之景未与人物心灵相通是对的，但后段说《兰亭序》的景物描写展示与会者的人格要素显然是生硬的比附。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1期 “兰亭序”特辑
钱钟书对两序也有个简单的评论：
《金谷诗序》修辞较洁，写景叙事为主，与《兰亭序》异撰，而曰：“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又与王《序》戚戚有用心焉。[3]在本文看来，《金谷诗序》表现了个人对精神生命借助诗文传世的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与曹丕《典论·论文》对文章功用的肯定十分接近。而且修辞简洁，不无文采。而“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也是对生命的高度肯定，很有生命的体验，且有一定的深度，但比王序还是差了很多。那么《兰亭序》的艺术特色在哪里呢？主要有三点：
一、强烈的抒情色彩：低徊慨叹，情溢于辞
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描绘了兰亭雅集的优美环境“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但在这精致的描绘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起伏。不管是前半部分的写景还是后半部分的抒情议论，其抒情色彩都十分强烈。正如钱钟书分析所说的：
窃谓羲之之文，真率萧闲，不事琢磨，寥寥短篇，词意重沓。[4]这“真率萧闲”可谓把握了这篇文章的主旨。因为“真率”，直抒胸臆，不做作，不修饰；也因为“真率”，有些地方，“词意重沓”。如“俯仰一世”“俛仰之间”，这“俛仰”的重复使用，本是用辞之病，但因为抒写真挚，被人忽略了。“萧闲”就是自然、随意的心态，故《兰亭序》抒写的是自己一时一地毫不掩饰的真情。抓住这一点，也就可以断定，智永是模仿不来的，就可以判定是王羲之自己之文，是属于创造性的。钱钟书又说：
羲之此序，低徊慨叹，情溢于辞，殊有悱恻缠绵之致，究其心蕴，析以义理，反煞风景。[5]这“低徊慨叹”，指的是后半部分的议论，他之所以慨叹，就因为生命短暂，盛事不常，故文字下面，情感的波澜十分深。非有体会者难以摹仿。情溢于辞，这是多数人能感觉到的特点。
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在叙述王羲之《兰亭序》的时候，我们说王羲之对自然山水有他的发现。他“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是对活泼的生命世界的领悟。在《兰亭序》中，同样有他对自然的发现，故他的叙述描绘，是情景交融，而并非石崇式的与人了无关系。文中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不但在观赏自然的视角（仰观、俯察）上与《兰亭诗》一致，而且在审美的感受上也是对自然有发现。“游目骋怀”是对自然的亲近，放开心胸与视力，与下文“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放浪形骸之外”是互相呼应。即是说，在放浪形骸的无心自由状况下，心与景相合，才“欣于所遇”，最生动地说出了情、景相融的刹那间的乐趣。景是外在的、客观的东西，人人能见，但只有与心相融，才“欣然”。故“快然自足”是心灵审美品赏的完成。王羲之的《兰亭序》比《金谷诗序》高一筹的地方正在于其在描写中融进了主体的情感，而《金谷诗序》则纯粹是客观景物的描述，并未有情在里边，故词意重沓并不影响其抒情本质。
三、王羲之对生死理解的深度
钱钟书说：“(《金谷诗序》）'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又与王序戚戚有同心焉。”这是说王羲之和石崇在对生命的看法上，有相同之处。即生命难永，乐有尽头。但王羲之的理解显然比石崇或同时代的其他人来得深刻，因为王的感慨是建立在对庄子《齐物论》的批判之上，他对乐与悲都有内心的独立思考。
《兰亭序》的前半部写景叙乐，情景交融，颇有对山水之乐的发现。“欣于所遇”就是个人对所遇山水的新体验，不同一般表面的感官之乐。仅凭这一点，王羲之就高于石崇、孙绰等人。但他并不是由乐而止，下文的议论却是由乐生悲，这个过渡出于常人之想。郭沫若就是因这种乐与悲的急剧转换而怀疑此帖为伪作。他说：
王羲之是和他的朋友子侄等于三月三日游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在这些诗中只有颖川庾蕴的一首五言四句有点消极的意味……（原诗是：仰想虚舟说，俯叹世上宾。朝荣虽云乐，夕弊理自因。）但其他二十五人的诗都是乐观的，一点也没有悲观的消息…… 这和《临河叙》（指《兰亭序》）的情调是完全合拍的。即使说乐极可以生悲，诗与文也可以不必一致，但《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既没有新亭对泣诸君子的“山河之异”之感，更不适合王羲之的性格……王羲之的性格是相当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世传《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6]纸本 纵27.8cm 横1144.57cm 故宫博物院藏
兰亭雅集，欣于所遇，快然自足。但情随事迁，聚会已成陈迹，因之感慨随之而来，这是很自然的事。王羲之写序之时，雅集已经结束，“乐”也随之终止。那么想到生命不长久，死亦随之，也全在情理之中。悲由乐起，也是很自然的。王羲之性格倔强，但并不能保证他不死。他深知每人都免不了一死，问题是活的时候如何更乐一点。乐是短暂的，死是必然的。因此，他要批判庄子的《齐物论》。《齐物论》中有“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的句子，这是“一死生”的由来，又有“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句，这是“齐彭殇”的出典。在庄子那里，他的本体论最高范畴是“道”“万物皆一”（《大宗师》）自然生与死是一回事。庄子是在哲学层面讲他的道与生死，而王羲之是在现实层面讲生死的客观存在，两人其实不在讲同一话题，没有遵守论辩的同一性。王羲之所以反对把生当作死的观点，就在于他觉得人虽免不了死，但却可以活得更长一点，因而得到的乐更多一点。
王羲之对人生的悟是从现实出发的。他说“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所寄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王羲之对同一时空中不同人的人生观作了深刻的分析，一种是倦于涉猎者，把自己的抱负在室内畅谈，另一种是旷达不拘者，放纵恣意地生活。不同性格的人，取舍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就是古人云的“死生亦大矣”。这句话，出自《庄子》的《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这是说，人总有死生，但天道的运行则不变。王羲之的感慨在于向之所乐已成陈迹，而死生的规律则无法改变。他的“悲”是因为“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王羲之对生死的体悟是深刻的。
清 内府刻兰亭八柱帖拓本 柳公权 行书兰亭诗（局部）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1期 “兰亭序”特辑
清 内府勾填戏鸿堂法书 柳公权 行书兰亭诗卷（局部）
纸本 纵29cm 横600cm 故宫博物院藏
王羲之为什么反对庄子？钱钟书有精辟的分析，说：
盖羲之薄老庄道德之玄言，而崇张许方术之秘法，其诋“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以真贪痴而讥伪清净。识见不“高”正复在此，韩驹病其夫能旷怀忘忧，尚浅言之矣。[7]说王羲之是以“真贪痴”讥“伪清静”，并不太含贬意，钱钟书在识见不“高”上打了引号，表示这识见还是值得肯定的。王羲之认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种看法当时人刘琨在《答卢谌》诗并书中亦有差不多的表述。刘琨说：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国破家亡，亲友凋残，……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8]但两人的体认实有差别的。钱钟书说：
是故羲之与刘琨虽均有“虚诞”“妄作”之句，貌同而心则有异；琨谓人于死丧非能不戚也，羲之谓人于长生久视非不能致也。倘貌取皮相，羲之此序低徊慨叹，情溢于辞，殊有悱恻缠绵之致，究其心蕴，析以理义，反煞风景……夫有待之身，及时行乐，则深感于时光之逝而莫留，乐事之后难为继。所以，王羲之之“悲”，从积极的方面看，是对生命价值的珍惜。
从修辞手法看，王羲之确有“仿”的痕迹，但这种“仿”已是一种化用。例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种句式孙绰的《兰亭诗序》中有，“今日之迹，明复陈矣。”钱钟书指出，在《汉书·京房传》中亦有：……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余尝取《通鉴》与所据正史、野记相较，得数百十事，颇足示修词点铁脱胎之法，至于昭信纪实是否出入，又当别论。[9]所以这种脱胎之法，实也应视为一种活用或创造。“命意相同而语似借京房论国事以叹人生。”
因此，不管是王羲之对人生感慨的深度还是语言的表述，都带上他个人的色彩，是高出众人的。《兰亭序》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收入《古文观止》，其原因也在此。
注释：
[2] 《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二○○○年，二七一页。 [3] [4] [5] 《管锥篇》第三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一一一六页。 [6]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除藏有大量的兰亭墨迹、法帖、绘画外，还藏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以兰亭为主题装饰的内廷器物，其中有一部分是御用实用器具，如御用笔、墨、砚等，均以《兰亭序》文或图景或题名再现于器。还有一部分是内廷陈设器具，如明代漆器、瓷器等，特别是清乾隆时期还将御临《兰亭》摹勒于器。以兰亭为装饰的内廷器物制作，在清乾隆时期呈现多种表现形式，极具时代特点。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宫廷对《兰亭序》的欣赏与珍视。
明 白玉玩鹤图插屏
长10.4cm 宽6.5cm 厚0.8cm 故宫博物院藏
一、明代内廷兰亭器物
《兰亭序》自晋唐以来一直受到宫廷帝王和文人的珍视。历代书家临摹，或再现于纸绢或摹勒上石，成为一时风尚。明清时期，王羲之《兰亭》备受内廷的青睐并大力倡导，明成祖、宣宗、神宗时期，均留心翰墨，喜好“二王”书法，分别临有《兰亭序》《鸭头丸帖》《乐毅论》等。据记载，明成祖曾“选中书舍人二十八人专习羲献书”，并集古帖摹勒上石，如《东书堂帖》《宝贤堂集古法帖》等。明代帖学盛行一时，受其影响，内廷器物的制作也以“兰亭修禊”摹勒于器，或序文或图景，作为一种装饰内容，其表现形式各异，如以曲水流觞文人雅集或羲之爱鹅图景摹勒于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明嘉靖时期以《兰亭修禊图》为内容的漆盘，盘内雕刻曲水流觞、文人雅集图景，外底髹黑漆，左侧填金“大明嘉靖年制”。此器以兰亭修禊内容为装饰，虽然人物不足四十二贤士，但以曲水流觞场景构图更突出主题，颇具文人情趣。除此之外，还有以文人韵事再现于瓷器，如明成化斗彩高士杯，器外壁以《羲之爱鹅图》和《携琴访友图》为装饰，外底署“大明成化年制”。此器以《羲之爱鹅图》为装饰，表现文人雅兴，以此彰显文人品味与个性。
兰亭作为一种装饰内容，出现于明代内廷陈设器物，并以兰亭图景的形式再现于器，这体现了兰亭对明代内廷器物制作的影响，以及时人对魏晋士人文化的欣赏与珍视。
高3.4cm 口径6.1m 足径2.6cm 故宫博物院藏
二、清代内廷兰亭器物
（一）以兰亭为主题装饰的文房用品
兰亭作为一种装饰内容，在清代内廷文房用具的制作上多有体现。如以“兰亭真赏”题铭于笔或以兰亭图景再现于墨或砚，均从不同的形式表现兰亭文化的主题。
1.“兰亭真赏”题铭于笔
清代内廷御用笔的制作极为讲究。其形式种类多样，各种材质应有尽有。其来源广泛，一般是交由地方织造如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等按内廷样式承办制作。每年均按一定数量进贡。内廷每年备用毛笔数以万计，除大量的御用笔外，还有颁发内廷各处记录、抄书或赏赐等用途。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各式毛笔数千件，均尚未使用，其中仍有三件题名“兰亭真赏”或“兰亭赏”的竹管笔。其形制相同，均纳以紫毫，呈兰花蕊式，成为清代笔毫特有的形式。乾隆时期毛笔制作精良，笔管题铭成为装饰特点之一。一般多有溢美辞句，极具文化内涵，如以“兰亭真赏”“兰亭赏”表现于笔端，文与质相得益彰。体现了乾隆帝对临摹《兰亭》追求用笔精良的要求。清 竹管兰亭真赏紫毫笔毛笔
长19.39cm 笔头长4.3cm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兰亭修禊图四色墨
长16.2cm 宽8.4cm 厚2.2cm 故宫博物院藏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1期 “兰亭序”特辑
2.兰亭图景再现于墨
清代御墨的制作主要出自内廷御书处“墨作”，其有别于地方贡墨。内廷御用墨品制作精良，装潢考究，形式多样。特别是成套各式博古墨，其造型仿古或纹饰仿古，均形成内廷定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很多成套的各式博古墨，或二十六锭或四十锭不等，其中有些是以兰亭图景为主题再现于墨品。如兰亭修禊图御墨，呈八边形，墨面为兰亭修禊人物图景，背面题名“兰亭修禊”并署“御墨。乾隆丁巳年制”。丁巳，为乾隆二年（一七三七）。此墨除黑色墨品外，还制有彩墨形式，如朱、黄、绿、蓝、白色等，其兰亭图景内容相同，应同出一范。这些以兰亭图景为装饰的墨品，不仅再现了乾隆时期精湛的制墨工艺，而且以兰亭图景为装饰再现于御墨，更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也体现了乾隆帝本人博雅好古的文人情趣。
3.兰亭图景再现于砚
乾隆时期，御制砚品很多，材质丰富，形式多样。其中也有少量以兰亭诗意图景为内容装饰的砚品。其材质有紫端石、绿端石、绿洮河石、旧艧村石等。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兰亭修禊图洮河石砚，砚面浅浮雕兰亭雅集图，背面深浮雕群鹅戏水景致。此砚以兰亭韵事与羲之爱鹅，同表现于砚，极具文人情趣。然而此砚原定名为宋砚，尚有疑问。还有一件与之相似的砚品，为端石兰草修禊图砚，砚面及侧面镌刻兰亭雅集图景，砚背浅浮雕柳塘群鸭戏水，砚内侧镌刻乾隆御题铭文：“宋时端溪已艰致，刻绘兰亭更韵事。山庄获一已为珍，侵寻逮此凡有四。物聚所好好因文，玩役耳目究增愧。依然墨池坐右军，恧此濡毫以作字。乾隆壬寅仲春御题。”壬寅，为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乾隆帝时年七十二岁。此砚随形配嵌玉龙穿花纹紫檀木盒，应为乾隆时期鉴藏砚品。乾隆时期御笔临池用砚很多，一般均有御题诗文，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兰亭图绿石砚，以兰亭图景为装饰，背面镌刻御题诗文：“数典临池《禊帖》宜，故应图景再三之。王孙跃里分明道，得骨得皮者阿谁？乾隆戊戌夏御题。”戊戌为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时年六十八岁。正如诗中所述“故应图景再三之”。可见，清代内廷曾多次以兰亭图景制砚，深受乾隆帝的青睐。此外，还有兰亭图景与序文合璧镌刻于砚，如米芾书兰亭端石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见于《西清砚谱》著录的还有多件，如摹刻米芾书、薛道祖书、王宠书的兰亭砚等，同时还镌刻御题诗文，均从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兰亭文化这一主题。长25.9cm 宽16.4cm 高8.4cm 故宫博物院藏
（二）以兰亭为主题装饰的陈设器物
乾隆时期对兰亭文化的崇尚，还体现在一些陈设器物的制作上，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多次将御临《兰亭序》摹勒于器，并有玉版册、如意、插屏、玉山子等多种形式，颇具时代特点。今院藏有多件御临《兰亭》玉版册，如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御临《兰亭》三种碧玉册，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御临《定武兰亭》玉册，为第二次南巡外出时所临，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御临《兰亭》玉册等。此外还有，摹勒于如意、紫檀木插屏等，均体现了乾隆帝对《兰亭》的倾心以及借《兰亭》阐发其文人情怀的风雅。
1.御临《兰亭》镌刻于器
(1)《兰亭》玉册
定武《兰亭》和玉枕《兰亭》，乾隆在早年就己亲笔临摹，并珍藏于内府或百宝箱，甚至放在外出途中的箱内，随时展阅观摩。其中，还有将御笔所临玉枕《兰亭》和《定武兰亭》摹勒于玉版册。有些是按宫廷式样，交由苏州制作。正如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档案记载：“白玉御临玉枕《兰亭》一册，记四块，随本文六张，壳面花纹纸样二张，传旨：着交南边刻做钦此。……于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司库白世秀，将苏州刻做得玉枕《兰亭》一册，持去呈进讫。”从中可知，乾隆十四年已有将御临玉枕《兰亭》摹勒于玉册，并交由苏州制作。清 兰亭序青玉插屏
高6.7cm 宽9cm 厚0.6cm 故宫博物院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二十年御笔临《兰亭》三种碧玉册，玉版八片。首面镌刻题名“御临兰亭三种”，依次为御临序文。末署“乾隆乙亥春月临于养心殿之长春书屋。御笔”乙亥，为乾隆二十年，时年乾隆帝四十五岁，于养心殿之长春书屋所临。可见，其在万机馀暇也不时临摹《兰亭》，并将其得意之作摹勒于玉册，可随时阅览。这种玉册的形式深受乾隆帝的喜爱，并有多次摹勒制作。如乾隆二十二年外出南巡时也不忘临摹《兰亭》，并将即兴所临《定武兰亭》摹勒于玉册。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御临《定武兰亭》紫檀木嵌玉册。玉版八片，首页紫檀木面上黄锦签墨书“御临定武兰亭”。内页御题“时和笔畅”，其后为御临《兰亭序》全文，其尾页御笔跋：“《兰亭帖》，以定武本为正。赵孟頫所得于独孤长老者，今在内府。丁丑南巡，船窗清暇，揽讽之馀，临此遣兴。时二月望日也。御笔。”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此年为乾隆第二次南巡，时年四十七岁。早在乾隆十六年三月第一次南巡，舟过嘉兴，曾作《兰亭即事》《兰亭恭咏》《兰亭杂咏》。六年以后，二次南巡时又即兴临摹《兰亭》，并作《王右军故里》诗咏。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兰亭》极为推崇。此件玉册是以二次南巡时御临《兰亭》为蓝本，并以嵌玉字册页的形式表现，颇具新意。次年，又将于三希堂御临《兰亭序》全文摹勒于玉册。末署：“乾隆戊寅上巳日，临于三希堂。御笔。”戊寅为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为乾隆帝上巳日御临《兰亭》之作。上述玉版册，分别以御笔临《兰亭》为蓝本，并将不同时期的临作多次摹勒于玉册，其形式内容虽然相同，但面目迥异。作为内廷陈设器具，均体现了乾隆帝对《兰亭》的欣赏与珍视。
(2) 兰亭如意
如意，作为内廷陈设器具，一般多取福禄寿意的吉祥寓意。乾隆时期还将御临《兰亭》镌刻于如意，其形式也别具一格。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御临定武《兰亭》青玉如意，如意头表面为《兰亭修禊图》，如意柄上镌刻御笔《兰亭序》全文，其后跋曰：“《兰亭帖》，以定武本为正。赵孟頫所得于独孤长老者，今在内府。丁丑南巡，船窗清暇，揽讽之余，临此遣兴。时二月望日也。御笔。”此年二月，乾隆帝二次南巡，途中即兴临定武《兰亭》，并以御临为蓝本镌刻于如意，颇具时代特点。此如意附黄签墨书“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收宁寿宫交青玉诗意如意一柄”。宁寿宫为乾隆晚年所居之处，此如意应为乾隆皇帝御赏珍品，作为室内陈设，即可随时展玩欣赏。由此可见，兰亭已深入其心，念念不忘。此如意与上述紫檀木嵌玉字册，均为御临《定武兰亭》，同样的内容，在器物上的表现形式各异。2.兰亭图景镌刻于器
(1) 玉山子
玉山子作为室内陈设之一，在清代内廷十分流行。一般多取材绘画、诗文、历史故事等，精心布局，因材施艺，是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极富文人雅趣的雕刻艺术。乾隆时期以兰亭诗意内容制作的玉山子陈设，颇为赏心悦目。今院藏一件青玉兰亭诗意山子，正面立体构图，深浅浮雕兰亭修禊场景，曲水流觞，随形巧做。虽然雅集人物不足四十二贤士，其上题名“兰亭”，点明主题。背面镌刻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嘉平月既望御临《兰亭》，时年乾隆帝三十七岁。此件器物是以御临《兰亭序》与图景合璧，再现于玉山子陈设，构思独特，但诗文字体镌刻疏散，颇有匠气，是不成熟之作，应为早期制品。高12cm 宽28.5cm 厚9.4cm 故宫博物院藏
(2) 插屏
插屏作为斋轩堂室重要的陈设器具，深受内廷的喜爱。特别是以御临《兰亭》镌刻于插屏，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不仅材质各异，如碧玉、白玉、青玉、紫檀木、鸡翅木等，而且插屏的装饰内容也各具特色，或《兰亭》序文或诗意图景，面貌迥异。这一时期地方织造更有投其所好，特制兰亭插屏陈设进贡内廷。据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六月记事录记载：“苏州织造，普福解送鸡翅木兰亭插屏一座，随来匠役二名，着进如意馆收拾插屏，令如意馆赏给饭食，钦此。”由此可知，兰亭插屏也有来自苏州织造的进贡。
乾隆晚年，对《兰亭》更为珍视，多有感怀诗作并镌刻于插屏陈设，特别是乾隆四十四年，集内府珍藏名家临本与御临本，命名为“兰亭八柱”。并由内廷设计样式特制插屏盛装。正如乾隆四十四年如意馆记载：“奉旨：将跕牙做麟凤龟龙花纹，插屏前面刻《兰亭记》，背面做兰亭花纹，照纸样做木样呈览。钦此。”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紫檀木雕“兰亭八柱”插屏，与档案记载相符。面板镌刻兰亭雅集图景，两侧边框填金御题“叙诗荟美由今昔，临写存真在晋唐”，取下抽拉式面板，里面便是存放《兰亭》摹本的八层屉匣，十分隐蔽。合上面板即是一件插屏陈设，插屏内八层屉匣原存放《兰亭》摹本。此外，还有一些兰亭小插屏陈设。如院藏一件碧玉插屏，一面镌刻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闰月御临《兰亭序》全文，另一面为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冬仲御识《忆昔》七言诗。插屏两面文字，一为乾隆帝四十四岁时御临《兰亭》，一为七十岁时御题《兰亭诗》文，均以乾隆帝御笔为蓝本，以插屏的形式再现兰亭诗意，表达了乾隆帝在不同时期对《兰亭》倾心临摹的感悟。高9.4cm 宽18cm 厚0.4cm 故宫博物院藏
(3) 漆宝盒
宝盒一般应是盛装御用珍玩或册页或小手卷等，为内廷宝盒的重要形式之一，也应是以内廷式样制作。如院藏一件雕漆圆盒，盒盖面上以剔红人物以及曲水流觞表现修禊场景。盒盖内题名“流觞宝盒”，点明装饰主题，盒外底填金楷书“大清乾隆年制”。另外，还如雕漆云式盒，盒盖内题名填金“兰亭宝盒”。盖面雕刻曲水流觞人物雅集场景。盒壁为开光锦地花卉纹饰。器内及外底髹黑漆，器外底填金楷书“大清乾隆年制”。此两件漆盒均以兰亭图景构图，并以此命名“流觞宝盒”“兰亭宝盒”，极具时代特点。乾隆时期，内廷御用漆器均按内廷样式承办制作，其中雕漆宝盒的制作也有以兰亭图景为主题的装饰。
总而言之，以兰亭为内容的器物制作，在明清时期较为盛行，特别是在清乾隆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器具作为兰亭文化的载体，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将兰亭文化广泛地宣扬。器具与兰亭二者在相互结合中相得益彰。一方面以器物纪事表现内廷重要的文化活动，特别是表现兰亭文化这一主题，在清代内廷御用实用器具或陈设器具上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笔、墨、砚品上以兰亭为主题的装饰，既赋予器物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又极具装饰艺术。另一方面以器物为载体，表现以文人为主题的生活内容，也体现了乾隆帝本人所具有的文人情趣以及对文人生活的向往。特别是其在万机馀暇，留心翰墨，临摹古人墨迹，并将御临《兰亭》摹勒于器，在玉版册、如意、插屏等陈设器具上，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同时，还将御题兰亭诗咏镌刻于器，即借物言志，表达其对《兰亭》的仰慕与感怀之情。由此可见，兰亭不仅成为内廷器物制作的重要装饰内容，而且也成为崇尚高雅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以兰亭器物为载体，体现了兰亭这一文化的深厚内涵。他们在美化器物的同时，也昭示出帝王追慕魏晋士人的高逸品格。明 嘉靖款剔红兰亭雅集图小圆盘
高2.5cm 口径14.4cm 足径11.5cm 故宫博物院藏
清 竹镂雕小松制云鹤图圆笔筒
高14.6cm 口径9.9cm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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