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章全面论述，712幅珍稀图版
针对“行世法书第一石刻”的统合性研究
不可多得的逐字拍摄，石刻刀口纤毫毕现
内容简介
本书为考古学者罗丰对“行世法书第一石刻”《集王圣教序碑》所做的全面考察，梳理了由唐至清人们“以王羲之的名义”推动该碑经典化的历程。他不只关注文字、书法，更考索了碑的形制、花纹、石材，以及碑的物质存在同书法和碑文内容的关系；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回答了一些重要的书法史问题。
目 录
致 谢
导 言
第一章 王羲之书迹在唐时期的传播
内府的收藏与摹拓
民间的临习：安阳《刘德墓志》与西域《兰亭序》《十七帖》
王羲之书帖在东瀛
唐人的复制方法
第二章 《集王圣教序碑》现状
形制、字数与花纹
残损状况
有无“出”字？
第三章 《圣教序》与《述圣记》的问世
玄奘与太宗
初唐的宗教环境
赐序前后
第四章 怀仁与《集王圣教序碑》
“弘福寺沙门怀仁”
行书、行书碑与集字
第五章 《集王圣教序碑》的文本
文本构成
玄奘译《心经》
大臣共监译经与《心经》的嵌入
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碑》
贺兰敏之书《金刚经》
第六章 《集王圣教序碑》的制作
唐人立碑
采石与镌勒工匠
制碑流程
碑石纹样
碑面计字
第七章 成碑以后
文献中的记载
《集王圣教序碑》入碑林
第八章 《集王圣教序碑》在唐朝的影响
“集王十八家”
释教集王字
唐玄度集《六译金刚经》
《淳化阁帖》中的唐人王字集模
翰林待诏柳公权
民间模习
第九章 《集王圣教序碑》书法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宋代士大夫的忧虑
集王风尚与赵孟坚的质疑
元人的推崇
“行世法书第一石刻”
翻刻本与伪造文献
林侗所见47字残碑
谁在临习《集王圣教序碑》
陈垣教授《集王圣教序碑》
第十章 拓本与题跋
传拓技艺
所谓唐拓
从阙损观察历代拓本
重新思考断碑年代
题跋与题跋者
善拓值几何
翁同龢的收藏
结 语 曲折的经典之路
参考文献
图版说明
碑石、拓片对照图版
索 引
本 书 导 言
文丨罗丰
清朝道光戊申年（1848）正月，一位满族大臣奉命前往西藏履任。二十七日这天，他回到家里，将一册法帖装入行箧中。二月十日与夫人、儿女话别，离别之际，特地一同检视整护了这册法帖。三月二十四日，旅途中路经山西平遥县，汾州牛太守不远百里驰来相晤，当晚于县衙灯下索观这册宋拓。六月二十一日渡平羌江至雅州（今雅安等地），途中所患病暑之症痊愈。余坤太守索观此帖，赏欢不忍释手，遂题名于册尾。二十五日过小关山、大关山，沿羊肠鸟道，过高岭难行之二十四盘道，黄昏抵清溪县行馆。饭后展览此帖，顿觉烦忧尽释，爰书数行于帖后，以志旅况。以后每日步步绝险，风雪交加。偶遇风和日丽，行馆无秽，才取出此帖书跋记状。他视此帖珍如生命，并抱定决心与之共存亡。千辛万苦行程一万三千余里，方抵达西藏。九月二十二日，进布达拉宫，与达赖喇嘛会面。在西藏半年之后，自己觉得毫无建树。次年二月八日收到朝廷降职的公文，于是三月二十九日启程东归，又经过将近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京城。万里生还，骨肉团聚，想必以言欢为要。然而他回家后脱去官服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将此帖陈展于案几之上，任夫人、儿女观摩。除增加一些日记外，碑帖和离别时完全一样。举家欢腾，仿佛梦境一般。这册宋拓是他二十多年前花重金购得，十多年来他收得同样未断碑石宋拓本共十一件。每每目睹相同宋拓，他都详细地记录在此册法帖之后。
这册宋拓就是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以下称《集王圣教序碑》），视如己命的收藏者叫崇恩，曾官至山东巡抚。
崇恩藏墨皇本宋拓《集王圣教序碑》
自从唐太宗成功地将王羲之书法地位推向顶峰以来，王羲之书法统领书坛一千多年间，并无人撼动其书圣地位。在传衍至今的王羲之书法系统中，唐代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仅次于《兰亭序》的一件书法名品，这是初唐时期长安弘福寺僧人怀仁辑集王羲之若干墨迹中的字刻成的大碑。他巧妙地将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僧玄奘和王羲之这些当时及后世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历史人物勾连起来，制作出真正具有所谓“纪念性”的作品。《集王圣教序碑》在形式上既迎合了唐太宗崇尚王羲之书法的意愿，又满足当时佛教流行的社会需求，收一举数得之功。唐朝建立去王羲之时代二百多年，根据记载，贞观年间传为王羲之的书法墨迹虽然有二千纸之多，但观摹这些珍贵的书迹显然与普通民众无缘。《集王圣教序碑》问世以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本来，刻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播碑文内容，《集王圣教序碑》却有所不同，第一次因为书法本身而刻碑。虽然书法家强调墨迹是书法学习的对象，但传拓可以使人们更容易学习到王羲之的书法。更何况，《集王圣教序碑》的篇幅长达1900余字，许多字是《兰亭序》和其他王羲之著名作品所没有的，它为后世人们学习、了解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提供了大宗的重要材料。
《集王圣教序碑》成功地流传至今日，并引起后世人们强烈的关注，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而，这恐怕只是全部面相的一部分。毕竟此碑并非王羲之亲笔书写，传播过程中引起歧义在所难免。因此，一些人以此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媒介和王字楷模，世代相袭；另一些书家则认为，就连是怀仁鸠集王字而成，还是怀仁自己写就这样基本的问题都还没搞清。围绕《集王圣教序碑》，人们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对待《集王圣教序碑》态度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人们持有的书法理念和时代风尚。经典的地位就这样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构建确立。人们在讨论传统发明的本质时，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只要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的重复，也会达到相应的目标。更何况《集王圣教序碑》确实在书法上有着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碑阳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碑阴
以下是本书的基本架构和内容。
《集王圣教序碑》的成功制作，源自王羲之书迹在唐初书家中有广泛影响，及太宗本人也喜好王书。在第一章中我详细地介绍了唐前期王羲之书迹的存世情况。王羲之书迹自从生成之日起，就得到上层社会的宝藏。梁武帝萧衍时代就曾广泛地搜集过，所谓“二王”书迹在当时多达一万五千纸以上，装池为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唐人曾感叹道：“右军之书，咸归梁室。”梁武帝在鉴别王羲之书法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见诸他与大书家陶弘景往来的书翰中。王羲之书法地位的确定，无疑与梁武帝的推崇密不可分。不过梁朝内府收藏的“二王”书迹多数随着梁王朝的灭亡而被付之一炬。唐太宗时代的王羲之书迹显然比梁武帝时代少了许多，太宗举全国之力，用心搜罗，并命虞世南、褚遂良辨别真伪。褚遂良编写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成为后世了解王书的基本文献。为使王羲之书法获得传播，太宗命近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及专职拓书人冯承素、赵模、汤普辄等拓模王羲之书帖，分赠宗室、诸子及大臣。世人开始目睹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的面目，它们也由此传向民间。唐代初年的一些书迹，如《刘德墓志》等，已经呈现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面貌，个别字迹竟一丝不差。王羲之书法传播的区域并非局限在中原地区，敦煌、新疆等地区的若干发现，表明在遥远的西域，人们也在学习《兰亭序》这类名迹，尤其以临习《十七帖》的书法水平为高。
日本遣唐使从唐朝带回了大量物品，其中包含若干王羲之、王献之书迹的临摹品。这些临摹书迹传承有序，有的甚至保存到现代。日本著名书家空海、最澄、小野道风等人的书法无不受王字影响。王羲之法书在汉字文化圈被详尽讨论与传播，促使高丽、日本等地的汉字书写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日本西川宁以降的诸多学者研究王字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我在文中概述了他们的成果。
王羲之书迹的复制水平，在唐代达到空前的高峰。我对王羲之书帖的探讨，大致沿着两条路径进行。历代关于书迹模写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主要线索，使我们大体了解模写书迹的工具、用纸、基本方法。另外，利用现代技术方法观察古代书迹，也会让我们了解现存的所谓王羲之法帖的响拓本模写的具体方法和技巧。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研究《集王圣教序碑》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章，我们关注《集王圣教序碑》本身。现在的《集王圣教序碑》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林作为该碑的收藏地大约从北宋年间开始，当然具体入藏年代，现在还没有绝对的证据。入藏碑林之后，《集王圣教序碑》最早应该被置于户外，金代的完整拓片表明石碑那时是完整的。此碑很可能在明代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时被震倒断为两截。经修复后的石碑，用铁笼固定，置于大成殿之后。清代末年，日本学者标注的位置或可表明，明末至清初，《集王圣教序碑》在碑林的位置是固定的。1936年，碑林博物馆改、扩建后，才移至现在的第二展室。
在对《集王圣教序碑》仔细观察之后，我们统计了碑文每行的字数、残损情况，分辨出哪些是自然脱落，哪些是人为损坏，并进行测量，绘制线图。逐字拍照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观察碑文的雕刻方法和后世的剜剔情况。有些观察结果，似乎会影响到对某些碑文内容的判断，如有无“内出”的“出”字。经过多年的捶拓，石碑上碑文笔画的粗细都发生了变化。清初时，人们对纤细的字迹进行了剜洗，以适应制作拓片的需要。这类捶拓对碑石的损伤，远远出乎人们所料。欧阳修以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为例，指出石碑残损变化的迅速性：
《孔子庙堂碑》，虞世南撰并书。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余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终敝，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
第三章的主题，是讨论唐太宗李世民这篇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如何问世的。人们以为它的问世所隐含的信息是佛教获得了唐太宗极大的支持。然而，无论从当事人的叙述，还是对历史材料的分析，都获取不了现代研究者所论述的结果。唐太宗为支持玄奘法师弘扬佛教而书写《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一宏大的结论，其中有许多曲折，远非人们所理解的那样。
循着这一话题，我们要先探讨玄奘从西域回到长安后面见唐太宗的详细过程。《三藏法师传》完全是从玄奘或佛教的角度陈述玄奘与唐太宗的互动，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在同一问题上的分歧。唐太宗力劝玄奘还俗，服务朝廷，玄奘则百般解释其留在佛门中的作用。即使不考虑佛教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唐太宗对于佛教的功利性态度也跃然纸上。正是太宗的实用主义，促使玄奘想方设法向皇帝靠拢，以求获得庇护与支持，巩固其地位。反复上表请求皇帝为其翻译的佛教三藏要籍赐序是玄奘的策略之一，经多方斡旋，唐太宗终于答应玄奘的请求，颁赐《大唐三藏圣教序》。
玄奘驻锡的弘福寺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隋唐长安寺庙多由私宅、王府改建，已经许多学者指出。弘福寺原为大将王君廓的私宅，后王氏获罪，此宅充公，唐太宗为其母太穆皇后祈福设寺。玄奘自西域归来，所携的佛舍利、佛像、大小乘经律论等都置于此。然而，玄奘对于寄驻弘福寺并不满意。果然，高宗时，规模宏大的慈恩寺建成，玄奘便移居住持。弘福寺神龙年间改称兴福寺。
《大唐三藏圣教序》不仅仅对玄奘意义重大，甚至对整个佛教界都相当重要，但若以为这表明唐太宗全力支持佛教，却并非历史事实。以实用的心态平衡几大宗教之间的关系，或许才是唐太宗的真实用心。
第四章讨论的是，虽然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令人难以捉摸，但弘福寺住持圆定等人却抓住这一难得的政治机遇，指派书僧怀仁主持搜集王羲之字迹并制成《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唐太宗崇尚王羲之书法，并亲自以行书“敕答”入碑，是弘福寺圆定、怀仁等人试图集王字刻碑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动因。
搜集王羲之的书迹以形成另外的文本，虽以《集王圣教序碑》最为著名，却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首先出自怀仁。梁武帝曾命周兴嗣撰《千字文》，又使殷铁石模王羲之字迹形成集王羲之书《千字文》。传智永和尚也曾用王羲之楷书集成所谓《集王羲之字告墓文》，当然其中的真伪尚不得知。
关于怀仁的史料稀少。作为一个弘福寺僧人，他在佛学上并无任何贡献，却以学习王羲之书法见长。怀仁最为擅长的当然并不是自己书写，而是集字。除《集王圣教序碑》外，他还另有用王羲之字迹集出晋孙绰的《兰亭诗后序》，署名的时间较前者早五年。宋人记载称，智永临《兰亭序》的后面附有怀仁书《兰亭诗后序》。
据后世学者的一些统计，怀仁用来集模的王羲之书帖，大致以《兰亭序》为主，即使以比较宽松的标准也不满百字，其他应取自像赵模（唐太宗时人，曾任翰林供奉拓书人）《千字文》之类的书帖。传世的王字书帖以草书居多，行书较少，并不方便进行更为详尽的比较，只是依照字迹的大小来看，《集王圣教序碑》碑文单字大多为2厘米左右，小的有1.5厘米，最大3.5厘米；王羲之现存书迹中大于2厘米的字居多。显然怀仁集字时以缩小字形为主，以适应碑石面积布局的整体需要。
怀仁鸠集王羲之书迹完成《大唐三藏圣教序》这部鸿篇巨制肯定旷日持久，但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长达二十五年。
第五章讨论《集王圣教序碑》碑文，并从碑文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区分。碑文的文本内容大体可分为十个部分。核心内容有：唐太宗颁赐《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收到太宗《序》后上表致谢；太宗的《敕答》；太子李治读过唐太宗《序》文后作《述圣记》；玄奘得到《述圣记》后上谢启李治的答辞。《序》文、《述圣记》等文本在褚遂良署名的两通《大唐三藏圣教序》中都有。几通碑石文本大体相同，个别字略有差异，有文本互校的意义。
《集王圣教序碑》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文本就是《心经》。《心经》是诸多佛教经典中最为短小的一部，全经只有260字，却是大乘佛教纲领性的文本。有迹象表明，这部短小的经典是玄奘法师最为喜爱的佛经，某一具体时日由玄奘在终南山翠微宫译成。现存的梵文《心经》并非梵文原典，有梵文学家指出，或许是由汉文回译而来。《集王圣教序碑》中《心经》的书法风格也有与其他部分迥异的地方，后人深感疑惑。
《心经》末记载五位大臣奉敕润色，看似非常突兀，却隐含着与唐高宗控制佛教的著名事件的关联，研究者要想从中探究历史真相并非没有可能。透过碑文文本所载奉敕润色人员的安排，可以看出弘福寺僧侣的特别用心——借助官府力量显然是他们的既定策略。故此，大臣名字出现在具有公共性的碑文中最为重要，至于他们个人的品行肖貌恐怕不是考量的重点。
第六章讨论《集王圣教序碑》的制作。碑石材料的选择，以往石刻研究不大关注。关中碑石的选材地集中在富平地区，唐代官方制作碑石时，需任命选材官专门负责材质的审定。虽然文献记载中对《集王圣教序碑》的石材多有称道，但以我们实地观察及与同时期碑石材料相比较可知，《集王圣教序碑》所用石材并非上乘。碑石的制作技术也是我们的关注点之一，大约要经过六道工序才能完成从毛坯到成品的过程。碑石侧面的纹样风格，以往研究中往往忽视。侧面纹样由龙和凤鸟衔环构成，这种图案化的风格，先后出现于《弘福寺首律师碑》《濮阳令于孝显碑》《梦英篆书千字文序碑》和《三坟记碑》。两百多年的时间内，碑侧花纹风格相似，图案相近，亦表明碑石侧面纹样有着某种程度的内部传承。
集字碑制作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模勒上石，就是将鸠集好的文字，按照事先规模好的形式、行距，通过钩模的方法拓印在碑石上，再由镌刻者使用刻刀雕刻成文。镌刻者是碑石制作成功与否的最终执行者，要求最为严苛。如果他本人不懂书法，难免会照猫画虎，则碑文毫无生气；他如是一位书法高手，则会在镌刻时掺入自身的书写习性。懂得书法，镌刻时克制自己的习惯，领会原书者的意图，才会制出上乘的石刻作品。《集王圣教序碑》显然是集字者、模勒上石者和镌刻者之间密切配合的杰作。
第七、八章谈到，在《集王圣教序碑》的带动和鼓励下，唐代形成了一个采用王羲之书迹搜集成碑的风潮，宋人有所谓的“集王十八家”之说。实际上，依照我的最新统计，不止这十八家，已知的集王字碑在二十通以上。集字者都是王羲之书法的膜拜者，行敦、卫秀、胡英、胡霈然、唐玄度等人都是见诸记载的书家。著名的《集王金刚经》的问世，或表明王羲之书迹受欢迎的程度。《金刚经》原本已经隶书写就，唐文宗却以隶书不宜普及、民众不识为由，命书法待诏唐玄度重新搜集王羲之书迹制成《金刚经》。唐玄度一行人用了一年多时间集成。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度搜集时用了“模集”“翻集”二词，显然是集王字时的标准用词。另外，《集王金刚经》搜集王字所用的时间也值得关注，五千言的《金刚经》字数是《集王圣教序碑》两倍多，仅用一年多时间集成，显然他们有一套完善可行的方法。由此反推，怀仁时代《集王圣教序碑》虽费时耗工，但并非像后世人推测的那样用时多达二十几年。
围绕在皇室周围的职业书家是所谓的翰林待诏。这群人并非通过科举方式进入官僚体系，而是因其长于书法被人推荐伴随皇帝身边。与画、卜、医、棋同行，虽称重要，但政治地位很低。书法待诏都曾接受相同模式的书法训练，所书写的行书碑如出一辙，风格大体相同。即使像柳公权这样科举出身，一旦沦为翰林待诏，便自惭形秽。职滞下僚的柳公权后经其兄柳公绰说项，才离开翰林职务，进入正规的官僚系统。
职业书家翰林待诏外，还有一类王字的临习者，即皇室成员。出土的唐朝行书墓志，有些书写者是皇室诸王，也呈现出与翰林待诏同样的书法面貌。皇室成员从小的书法教师是翰林待诏，其中一些人并不甘心仅仅以一个技艺教师的面目出现，德宗朝太子侍书王伾，即在日后成为“二王八司马”集团的重要首领，并在改革失败后被贬。
佛门僧侣也是王字的主要临习者，从怀仁开始集王起，佛教寺院的公共空间，常常有集王字碑出现。有一块碑石完全是按照《集王圣教序碑》的模式进行的局部复刻，社会对于该碑的熟悉程度，有些出乎我们所料。
第九章，我们从宋代初年全社会的书写水平较唐代有所衰败说起。这种情形引起欧阳修、蔡襄等文化领袖的不安。宋太宗以王著为侍书，编纂《淳化阁帖》，用以推进书法的提高。《淳化阁帖》的编辑原则，实际代表着官方对书法高下的排序认定，即由历代皇帝、名臣及王羲之、王献之构成全部的书法历史。然而后有欧阳修等人主张对已有的书法典范进行重新选择，《淳化阁帖》未收的颜真卿书迹被推崇备至；而宫廷职业书家所承袭的二王书风，却受到士大夫阶层的蔑视，人们以“院体”相讥，以为都是学习《集王圣教序碑》的过错。翰林待诏所传习的书体，只不过是官方公文书写的延展。这些人本身文化水平不高，非科举出身，是官僚体系附庸技（伎）术官。即使由于年资功绩等缘故转入官僚体系，也只能铨叙武职，而不得担任文职，上升空间极为有限。相反，士大夫阶层的书写获得空前推崇，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书法被抬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背后隐含的是士大夫阶层所占据的文化优势，他们的书法有别于翰林待诏技艺娴熟却平庸衰败的王体字。中国书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汇集精英，与科举制度密切关联。书法的优劣，成为能否步入士大夫阶层的一个重要门槛。
士大夫关于“院体”的论述并非一成不变。宋太宗时，因打破御书院翰林书体平庸而特被引入的书家王著，仅仅过了百年却被当作“院体”的代表受到指责，对其评价已在天壤之间。
虽然集王字常常被视作王字庸俗化的产物，但集王字成碑的传统仍然在延续。《绛州夫子庙碑》《普济禅院碑》《集右军牡丹诗碑》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接下来要讨论《集王圣教序碑》权威地位的形成。蒙古人的进入，导致汉人科举文化制度宣告暂停。南宋灭亡，宫廷书法随即中断。在这样的文化困境中，《集王圣教序碑》成功摆脱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进入《翰林要诀》这样的学书推介书中。有人公开宣称自己是模习了《集王圣教序碑》而获得成功。像赵孟頫这样的书法大家，据他的学生虞集说，其行书是学习《集王圣教序碑》，虽然他留下了许多临摹《兰亭序》的墨迹。从元朝开始，人们已经试图将《集王圣教序碑》纳入主流的书学价值观念中，这或许代表此时的士大夫阶层有着不同于宋朝士大夫的评价标准。范式的转化，使得过去崇尚文人书法的风尚烟消云散。因时颠倒的是对待以《集王圣教序碑》为代表的唐宋官告体的态度。
在有些明代人的心目中，《集王圣教序碑》已经成为“百代楷模”，书家要追摹王羲之笔迹非此碑不可。至此，《集王圣教序碑》完全获得了与《兰亭序》相等的地位。其他集王字碑也相继成为人们临习的对象。由于明代晚期碑石已断，追求碑石未断时的拓本成为许多人的目标，宋代拓本简直就是瑰宝。鉴别《集王圣教序碑》拓本逐渐成为一门专门学问。为满足一般民众的需求，明代初年出现了翻刻《集王圣教序碑》的木刻本，明代晚期至清代初年，著名的翻刻本已经有十几种了。
从元代赵孟頫开始，诸多书家都有临习《集王圣教序碑》的经历。沈度、文征明、丰坊、李日华、董其昌、王铎等著名文人都花费相当的功夫学习《集王圣教序碑》，其中以王铎最为用功，并且拓展到其他集王碑石上，获得极大成功。整个清代，从皇帝到大臣、一般文人甚至山野村夫，都以学习《集王圣教序碑》为门径，期望最大程度地获取书法的艺术养分。
第十章的内容，主要围绕《集王圣教序碑》的拓本和拓本上的题跋展开讨论。传拓是传播石刻文字内容最为有效便捷的手段，核心就是准确复制文本，化单一为万千。这里我们主要概述了经现代金石学家整理过的从宋代到明清的《集王圣教序碑》拓本，并以阙字为确定拓本时代的主要观察点。《集王圣教序碑》拓本，明以前为不断本，只是一些字迹受损，或许由于明嘉靖年间地震的缘故，此后的拓本，缺损字较多。拓本中的题跋内容，除去称颂王羲之书迹以外，以其阙字判断拓本年代者居多。现存的拓本上钤有宋代名臣富弼收藏印的可能为最早，此外几乎看不到明以前的题跋。明代著名文人文彭、王世贞、董其昌、王铎的题跋现在都可以见到。
清代拓本开始出现很长的题跋，以崇恩的“墨皇本”最为著名，有长达二十八页的题跋，内容广泛，颇具史料价值，比如他提到，仅其经眼的号为宋拓本的就有十一件之多。
拓本题跋中，一些人记有购买拓本的金额。明代开始，《集王圣教序碑》所谓宋拓的价格持续上涨，有的甚至超过著名书家的墨迹，晚清时多在千元以上，民国时的估值金额甚至高达五千元之巨。或许这些记录都是珍贵的关于书法的经济史史料。
最后的结语，我们对《集王圣教序碑》从制作到成为书法名典的整个过程进行系统总结。即使明以后，《集王圣教序碑》也并非一帆风顺地登上经典的宝座。质疑者的疑问，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集王圣教序碑》在唐宋时期的书法影响力在当代显然有被高估的倾向。
《集王圣教序碑》虽然被奉为书法经典，但其经典化并非始于唐朝，甚至宋人对它的评价也并不显得那么正面。相反，我们很容易看到当时有影响的书法评论者对《集王圣教序碑》不屑一顾的批评。不过，类似负面的批评却没有长久延续。一百多年后，《集王圣教序碑》的经典性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成长起来。这一变化既有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渐渐地远离王羲之的时代，所能见到的王羲之真迹甚至唐代摹本也愈来愈少的缘故——毕竟《集王圣教序碑》上的王字号称是从王羲之真迹上钩稽而来；也有书法观念的转移和此消彼长，促使人们将视线转向《集王圣教序碑》。这些因素彼此互动重新塑造出《集王圣教序碑》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当然，如果说《集王圣教序碑》就此已完全赢得书法史上绝对稳固的地位，显然有某种程度的夸大。事实上，质疑声从未停止。怀疑者所指向的并非搜集王羲之字之举，而是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直接怀疑是怀仁采用王羲之书帖集字，还是怀仁自书。
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有关王字流传的一般性讨论主题，但是在《集王圣教序碑》这件具体作品中，一些详尽的观察讨论显得更为重要。从甲骨文开始，中国文字的形态进行了多次演进，形成所谓的书体。早期的文字与上层政治关系密切，字形复杂，当然学起来也就困难。秦统一六国后，文体字形归一。汉代是书体的一个重要转折期，由曲折难认的篆书简化为规矩平正的汉隶，使所谓的书法行为有了极大普及。三国时期的钟繇被视为首定楷书的书写者，真迹不传于世，北宋时《淳化阁帖》中收录传为王羲之临摹的《宣示表》。公元四世纪中叶，中国书法史上发生了一重大变化，变化的核心来自被后世誉为“书圣”的王羲之，他的重要贡献莫过于用行书书写了传奇名帖《兰亭序》。行书原本是士大夫之间交往使用的一种新兴书体，最早并不是为了仪式性或公共性书写，纯粹是为了美感或直观表达而产生的。行书将楷书中的各个笔画串联起来，形成新的态势，自诞生后即获士大夫阶层追捧。它书写迅捷，可快可慢，与楷书接近者谓之行楷，掺杂草体者则谓之行草。行书诞生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书写方式，王羲之以后，在人们的一般性书写中，行书占很大比重。所谓的王字书写传统基本上就是指以行草书为核心的正统书风，以王羲之、王献之的精妙书写为代表。王字行书体系最终为儒家权威所用，并受到后世几乎所有书家追随，成为正统与反抗、传统与创新的核心议题。
王字传统的代表是《兰亭序》，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兰亭序》的结体笔法，显然和其他王字的传世拓本并不完全一致，而《兰亭序》的诸多字形从《淳化阁帖》中能找到类似的影子。由于这些疑惑，清代一些学者便开始质疑《兰亭序》的可靠性，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场几乎当时所有的重要书家、学者都参与的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辩”将人们的疑问推向高潮。
《集王圣教序碑》代表的是另一种王字传统。王羲之书体既有质朴娴熟的一面，又有华丽精美的一面，人们似乎更愿意看到后者，也许它更能代表唐代以太宗李世民为首的书家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在这种观念笼罩下，人们希望从王羲之书迹中寻找这样的文字，以满足人们对王羲之书体的想象。天才书家怀仁奇思妙想，完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创举：他将以往收藏于深宫阆苑中、散落在各帖上的王羲之书迹文字精心拣选，集成一件新作品，呈现在公众眼前，王羲之也因此顺利登上中国书法之巅峰。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书法重视运笔中的连贯起伏，书写者可因时因地随时变化书写节奏，而集书时木已成舟，只能从现成的文字中辑选。不过，怀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圣教序大体上符合书法的起伏变化，即使王羲之再世也不一定能将如此篇幅书写到每个字都理想的程度。
书法史研究不仅关注风格流派的演进，还会触及某书家具体书迹甚至某个字迹的变化。现代人看来诸多理所当然的特征或结果，实际上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重大的争议和变化。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出，《集王圣教序碑》这个纪念性的作品，经过复杂而富有戏剧性的演进，逐步蜕变成一个无可争议、可以代表王字书法最高成就的经典。而并不像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集王圣教序碑》从问世的那天起就是一件王字的书法名品。这个过程与传为王羲之书迹的另一经典《兰亭序》的遭遇恰恰相反，后者所引起的争议逐渐升温——当代学术的进步使普通人可以看到或比宋人更多的书法遗迹，因此回头来质疑《兰亭序》的真伪及时代。当然，两者所遇到的问题并不相同。本书以《集王圣教序碑》为例来讨论一个王字传统的构建与形成，即通过《集王圣教序碑》，再现其由佛教经典到书法名典演进的顺序和过程，这或许也是圆定、怀仁最初集字时所设定的目标。
尽管我们并没有整体地分析王羲之书法的全部，但《集王圣教序碑》这一具体案例颇能反映出书法史选择了什么样的碑帖成为王字的代表，以及以鸠集王羲之书迹名义制作的《集王圣教序碑》如何在一次次的选择中蜕变，最后成为经典。道路虽有曲折，但为书法范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无论如何，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书的目标是按照《集王圣教序碑》生成的顺序，循序渐进地重构该碑走向经典的道路。这对我们正确地了解在王羲之经典化的过程中，《集王圣教序碑》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有所帮助。经典或传统的塑造，与社会变化交替进行，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因势而动，而每一次转折都显得及时又必要，这样才会形成对经典的共识。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术语及其含义。碑石虽然是一种常见的文物，但因每个学者的习惯并不一致，所用术语略有差异。本书大体依循现代文物描述中的常用术语，个别参照金石学称谓，在使用术语时并不做特定选择，下列提及的都会随文意运用。所涉及的术语主要有两部分：(一)碑石；(二)碑帖。
碑 石
碑石由三部分组成，碑首、碑身和碑座。在测量时所谓的通高是指以上三部分总和，而宽则具体指某一部分，碑宽指碑身的宽度。
一般用“通”或“个”作为碑石的量词。
碑额，亦称碑首，指碑石上端的雕刻部分，多呈圭形，唐碑多刻盘龙。碑首称赑屃盘龙，下面是云盘。
篆额中宫，盘龙肢趾相交中央，留有一块称为中宫的地方，用于书写碑名。中宫碑名多为篆书，亦称篆额中宫。当然中宫题名也有隶书、楷书、行书和飞白书等。
碑身，碑面镌刻碑文的地方。碑的正面称碑面或碑阳，背面称碑阴。碑身相较碑首、碑座而言，除去高度，宽度、厚度都比碑首、碑座尺寸短小。三者之间用榫卯连接，碑身上下均有凸出榫头，碑首下中央与碑座中均有凹卯以承接榫头。
碑身的左右侧面称碑侧，唐碑碑侧多雕刻有纹样，也有平素无纹者。
界格，碑文以楷书、隶书书就时，碑面上多划有方格，求其整齐大小统一。
界栏，碑文以行草书书就时，并无横行要求，只有竖行需要，所以用竖道栏线界隔碑文，称界栏。
碑文多从右起，在最左侧结束，碑文首行称题衔。也有极个别碑文会从左起，如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
石疤，天然石材即使表面经过仔细磨光处理，原有石材本身的缺陷不能避免，会有一些疤痕存在。这样的疤痕也会反映在拓片上。
石花，形成原因与石疤类似，只是会在石材表面形成轻微的凹坑，反映在拓片上是黑底白色，有时会对字迹笔画形成干扰。
碑座称鳌座，亦称碑趺。趺指足部，碑趺即碑石最下面的基座，多刻为龟形，也称龟趺。龟座中间驮碑处称驼峰，其余面饰龟甲纹，古文献中称“龟文造”，座下刻出方石称“土衬”。碑座亦有长方形状，《集王圣教序碑》碑座即长方形。
碑 帖
碑帖的字面意思是碑石与刻帖的合称，本书的碑帖主要指碑石的拓本。行文中“拓”与“搨”依材料原文使用，并不独取其一。
拓本又称拓片，指用纸蒙在碑石上，用墨通过传拓制作出的墨本或朱本（朱墨拓制）。按照黑色的浓淡又可分为“乌金拓”和“蝉翼拓”。通常以外在形式区分，全幅拓制称整张本；按照文字内容顺序剪裁装裱成方便翻阅、临习的册页形式，称为剪裱本。当然有的剪裱本也并不依文字顺序内容裁剪成册。剪裱本的数量单位一般称“开”，一开多指拓本的一个幅面。
题签，标明拓本内容、时代、名称的签条，多贴在拓本册子的封面之上，整张拓也会题写在拓片的上端或右端。
题跋，对于碑帖内容、时代、价值、递藏的评说考证。题跋者认为有关联的内容都可以题跋的形式出现，多附拓本之后，有时也会批注在拓本之中。
翻刻本，相对原碑拓本而言。有的碑石或因珍贵难得，或因有缺损，便有人利用善拓翻刻，有石刻，有木刻，再行椎拓制作拓本。有的制作有标识，写明翻刻年代，由谁人制作；有的则无。后者有时会被冒充初早期善拓销售。
另外，在所谓复制本中还会涉及“响拓本”“双钩”等术语，书中另有说明。
致 谢
虽然初识《集王圣教序碑》是我年轻时有关碑刻知识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是系统而可靠地了解它的全部内容，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本书原本也并不在我的专业规划之列。数年前我开始习字，《集王圣教序碑》被用作行书练习时的字帖。临习之余，职业习惯使我无可避免地关心与该石碑相关的问题，当发现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拓展时，便着手搜集相关材料。
稍有零星所得，经常与同是书法爱好者的朋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朱玉麒、史睿教授谈论、交流；有时也向荣新江、罗新兄报告想法。朱玉麒、史睿、荣新江、罗新诸兄鼓励将这些思考书写成文，并提供一些帮助。不过，以我的懒散，迟迟未能动笔。2017年年初，复旦大学访问教授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先生主办一个关于《集王圣教序碑》的工作坊，邀我参加。在史睿兄的鼓励督促下，我以部分草稿与会。同年11月，北京大学陆扬、叶炜教授主持召开“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中古研究新前沿国际研讨会”，借机我以此文贡献。在陆、叶二兄的努力下，成文最终得以刊载在荣新江主编的《唐研究》第二十三卷上。
承蒙李纯一和陆灏兄的厚爱，文章缩写本刊登在《文汇学人》上，使之能在更大范围内传散，引起注意，《书法研究》《中国文化》等杂志也多次发表我的一些不成熟想法。中央美术学院刘涛教授读过拙文后，建议扩展内容作为专书出版，并认为应增加王羲之书迹在唐宋时传播的相关内容，使人们对《集王圣教序碑》问世时的社会背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些鼓励和帮助，无疑增加了我本来不足的信心。
2018年9月至12月，我有机会脱离杂务，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仅有的一次空闲期，感谢由邓小南教授、渠敬东教授主持，优秀助理云集的文研院。这一少有的、毫无压力的宽松工作环境，使我可以如期修改完成这部书稿。文研院也举办了“以王羲之的名义：右军书法的传摹与转化”讨论会，刘涛、刘绍刚、薛龙春、朱玉麒、史睿、熊长云先生等与会讨论，使我视野开拓。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赵力光馆长的帮助下，我曾经数次利用公务之余，前往西安碑林博物馆观察《集王圣教序碑》。我的同事边东冬逐字拍摄了碑文，使我可以仔细地比较碑文字迹。碑林博物馆继任馆长裴建平先生慨允提供浙江大学李志荣、黄硕团队拍摄的全息三维扫描照片。在本书的资料搜集过程中，我的朋友邢义田、宋新潮、张建林、陈杰、王樾、周魁英、李志荣、泰祥洲、杨军凯、陈建文、王丁、沈睿文、薛龙春、许全胜、李泉汇、熊长云、徐永江、徐华山及李佳胜先生；以及我的同事王琨、马强、马晓玲、乔国平、白婷婷、柴平平、张治军同志都给予很多帮助和鼓励；李丹婕通读全书纠正谬误；仲威先生慨允提供大著中若干图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各种困难，帮助寻找各种难觅的文献、照片，他们的慷慨相助使我避免许多疏失，也让我感到背负了很沉重的人情债，能够公开地向他们致谢，使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曾诚、袁法周、宋正伟等积极推动本书的出版，这些我都铭记在心，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
如果说本书的出版过程一波三折，那么最后的归宿实际上是令人欣慰的。在冯金红女士的努力下，三联书店伸出援手，孙晓林、宋林鞠二位热心而认真负责的编辑，逐一核对了文献，避免了许多错误，并且对原有的结构有所调整，使之更为顺畅。我的同事黎镜明、马伟等又帮助重新核对一些材料。在此一并致谢。虽然本书凝结着许多人的辛勤帮助，唯恐其中的错误和不足仍然不可避免，这当然是我一人之责。
行笔至此，不由使我再次想起此书的缘起，促使我习字的最初想法来自现已过世的父亲。父亲年逾八旬之后目力不济，托付于我说，他因目疾已不便习字，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积攒一些字帖，约有两大箱，看看朋友中有无习字之人相送。当晚，我一边翻看父亲多年节衣缩食买来的字帖，一边心里寻思着送给谁。现在不比从前，一帖难求，习书之人都有大量字帖，思前想后竟无可送之人。最后决定搬回省城家里自己练习，并托篆刻家朋友治印“五十学书”，以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小书写成之时，父亲已多病缠身，举步维艰，看到书稿时高兴异常，笑称这都是几箱字帖送我的成果，听起来有点自豪。半年之后，父亲撒手人寰，生命漫长而局促，伴随着的是无尽的痛苦戛然而止，有时竟经不起细想。小书出版时，时间又过去四个年头，我已年逾花甲，让人有岁月如白驹过隙的感慨。
罗 丰
壬寅仲秋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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