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传拓。
chuán
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交给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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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刻铸有文字或图像的器物上，涂上墨，蒙上一层纸，捶打后使凹凸分明，显出文字图像
无论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我的官方名号“传拓”，我们的生命都曾有过交集。
你儿时一定玩过“隔纸描物”：将硬币放置于纸下，用铅笔隔着纸在硬币上涂抹，直到硬币的图案全然显现在纸上。
其实这便是我最简单的呈现形式。
“宣纸浸润敷器物，朱墨扑拓现原本。”所说的就是我：
将轻薄柔软的宣纸覆于器物表面，用打刷“打纸入凹”直至表面图案全然显现，再用蘸了墨的拓包反复击上色，以此还原实物风貌，令金石之纹传之永久。
构思
根据传拓物的情况，从作品呈现的角度设计形式，考虑传拓用纸的类型、大小、作品的构图，并预留出题跋、印章的位置。
上纸
分为干法上纸和湿法上纸，也是视传拓物的实际情况而定，“通常大型碑刻或器物的传拓建议用湿法上纸，小件或异形的印章、铜钱等器物的传拓则常用干法上纸。”然后，根据上纸方法的不同，选择应用棕刷“扫纸入凹”，或用打刷“打纸入凹”。
上墨
上墨也是传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必须心到、眼到、手到。一般在宣纸泛白、八九成干或是全干时上墨；拓包的重量要控制好，上墨要依次均匀，以不干不燥，层次分明为好。
启纸
确认拓片“图文清晰、层次分明、墨色均匀、气韵生动，”然后启纸。
《汉莱子侯刻石》初拓本——迄今最贵的拓片
在广东崇正2016春季拍卖会上拍出了2070万元的高价，创下了拍卖场上碑帖拓片成交的最高纪录。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堵车”同根同源，几乎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诞生于汉灵帝时期。
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人学子可以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彼时印刷术尚未诞生，以抄写的方式传播文字不仅方便，久而久之还会产生错误。
于是蔡邕等人奏请将儒家经典的范文刻于石碑，立于太学，以供校对。因碑刻于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遂称《熹平石经》。
“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来自各地的文人学子们皆汇聚于太学，造成了中国第一次“大堵车”。
为获得最准确校本，学子们开启了捶制拓片的先河，我由此在历史舞台闪亮登场！
《熹平石经》残石头拓片
唐代时期，我日益流行，擦拓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发展到宋元时，我已经是一门成熟的技艺了。
现在已知存世最早的拓本是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并书写的《温泉铭》。拓本原藏敦煌石室，今在法国巴黎图书馆。
明清及民国时，我更是风光，那是碑帖拓片收藏的高潮时期，拓片成为众多文人的心头所好，胡适、郭沫若、齐白石、鲁迅等都曾是拓片的“高级玩家”。
鲁迅先生所收藏的晋代爨宝子碑（局部）
除了平面图案可以复刻，立体器物的“3D”复印我同样信手拈来。
两宋之际，金石学的诞生，青铜器成了学者考证历史的实物佐证。彼时没有照相机，为了更好地研究、展示、传播青铜文化，我“怀胎十月”诞下了“全形拓”。
青出于蓝胜于蓝，“全形拓”除了继承了我的传拓技能之外，还融合了拥有素描、绘画、剪纸等基因。
毛公鼎全形拓 陈介祺拓
它一问世就受到无数文人骚客和金石学家的青睐，它的立体展示效果把中国传统拓片技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段，每件器物的风貌和所特有的斑驳痕迹都得到了在真实的再现。
即使有了摄影技术，全形拓对于器物、文字和图案的再现能力也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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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辛方鼎全形拓
拓片对鼎身纹理与图案的还原细致入微，凹凸有致的拓片呈现出的历史感与厚重感远非照片可以比拟。
我是文物修复家与鉴定家的得力助手。
拓片是文字和书法的重要载体，对于金石学者和考古学家来说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当那些古老的石碑，历经日晒雨淋，碑身残破斑驳，上面的信息完全看不清楚时，通过制作拓片，能分辨碑的年份、上面的字体及内容等。
他们借助拓片，研读铭文，以考订经史，鉴定古物，编纂谱录。
▲破损斑驳的石碑
▲张衡所制作拓片
我也是一个驾驶时空穿梭机的飞行员。
传拓的过程，本身也就是也就是与古人对话、触摸历史、解读古人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的过程。
借助我的力量，古物的面貌得以还原，一个时代的生命气息由此得以复活。
我叫传拓，古而不老。
千百年来，我不断记录着历史，承载着不同时代的记忆。
朝代更迭，我不断开枝散叶，与不同的传承人发生着带有不同时代印记的故事。
到这里书写我的今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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