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此文原載香港書譜出版社出版之《書譜》一九八三年第六期（總第六十五期）。據《蘧草法帖》所收王老致馬國權先生尺牘，此期所刊《沈寐叟先師書法論提要》非全本。原稿已不知其詳。網上流傳此文多有訛脫處，現據《書譜》所刊訂正。“編按””自注“用小號字。正文配圖取之於《通人之書——沈曾植遺墨展》（浙江圖書館，2021年5月21日至28日）。
沈寐叟先師，諱曾植，字子培，號乙盦，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一八五零——一九二二)。清同治二年順天鄉試舉人，光緒六年進士。以主事分刑部，擢員外、郎中，凡十八年，讞獄平恕。尋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時俄窺我東北、而日本亦自奮東陲，與俄相軋，先師請自借英款，創辦東三省鐵路，不果行。又力駁俄黑龍江漁業航務，俄為氣沮。母憂歸，兩湖總督張之洞聘主兩湖書院。拳釁起，外侮亟，先師與盛宣懷等，密籌互保長江之策，力疾奔走疆臣間，而李鴻章實主其成，所謂畫保東南約也。服闋，調外務部。出授江西廣信府知府，歷任南昌府知府、督糧道、鹽法道。擢安徽提學使，赴日本考驗學制，契國穗積博士之說，始有意冶新舊於一罏矣。三十二年，署布政使，尋護巡撫。先師治皖五年，尚禮治、政無巨細，皆以身先，故事舉而財不傷。後忤權貴，乃浩然有歸志。與人書云：“驕泰以為豪，困窮而彌侈，牛飲漏舟，孰知其屆？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轅駒，徘徊怪鳥，求退之難，甚于求進，餘不能忍而終古已。”宣統二年，迄退。鼎辛亥革後，聘問不絕，先師不應。以壬戌冬薨於海上，年七十有三。時愛新覺羅氏小朝廷尚予諡文誠云。《清史稿》有傳，然論學不多。余五十年前，曾為先師作《學案小識》，文繁不能備述，茲約舉其後輩論學之辭而不肖有所見亦竊附焉。（一）太倉唐蔚芝師文治，從先師最早，其論曰：“先生于學無所不精，囊採六經，出入百家諸子，貫天人之奧，會中西之通。嘗語余為學之道，貴乎知類通達，開物成務，若拘虛一隅，何為者？今所傳先生之作，一鱗一爪耳，而論者多以乾、嘉諸老儗先生，其測先生者淺矣。”
（二）海寧王靜安國維論其為學次第及方法云：“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案謂清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咸以降諸家之學，然一秉先正家法，無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治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攬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達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聖哲之所感者，則僅以其一二見於詩歌，發為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窺見者，其為學之方法而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如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蘧常謹案。先生實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維矯，歸命于宋五子（見其門人曾國藩所作墓誌銘）之教，故其為學，其初以義理輔實用，既由實用返自然。蓋歷三變，而每變益進：壯歲由理學轉而治考據，此一變也；及服官政，又由考據轉而求困世，此又一變也；晚年潛心儒玄道釋之學、以求郅治之極、此又一變也。餘事于岐黃、曆算、音律、目錄、金石、書藝等，亦無不淖極理致，惟不談陰陽五行耳。書藝晚名益高。先師門人金甸丞蓉鏡嘗論之曰：“先生書蚤精帖學，得筆於包安吳，壯嗜張廉卿，嘗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及得力之由。其後由帖入碑，融南北書流為一冶，錯綜變化，以發其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論者謂三百年來，殆難與輩。”竊謂先師之治書學，上自甲骨、鐘鼎、竹簡、陶器等，凡有文字者，無不肆習，余嘗見其齋中所積元書紙高可隱身，皆此類也。（然案頭所置僅《淳化秘閣》《急就章》《校官》等數帖、《鄭羲》《張猛龍》《敬顯儁》數碑而已。）此即其一貫為學之道，唐蔚師所傳“知類通達，開物成務，拘虛一隅何為者”之意也，亦即王靜安所謂“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之說也。余愧不能通其大，只能識其小，作此篇。昔趙之固有《書法論》，余集師說，名之曰《書法論提要》。於碑帖名稱偶加注釋，為青少年說法。《宋拓閣帖跋》云“護兒生日，檢此賜之。楷法入手從唐碑，行草入手從晉帖，立此以為定則，而後可以上窺秦漢，下周近世，有本有文，折衷眾說耳。”
《明前拓本＜聖教序＞跋》云：“餘嘗謂此碑純然唐法，與晉法無關。然學唐賢書，無論何處，不能不從此人手，猶草書之有永師也。”（案謂釋懷素千字文也。懷素書千字文甚多，今存以小字貞元本為最佳。）又《舊拓＜聖教序＞跋》云：“《聖教》純然唐法，與右軍殆已絕緣。第唐人書存於今者，楷多行少，學人由行以趨晉，固不若從此求之，時代為較近也。”
《宋拓＜祕閣續帖＞跋》云：“後人鑒古得不由此以窺尋門徑乎？”
《菌閣瑣談》云：“漢急就磚，僅有二十餘字，猶古隸筆勢。” 《瑣談》又云：“王珣《伯遠帖》墨蹟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相證發。”（案流沙簡書謂《流沙墜簡》。清光緒時，英人斯坦因訪古於吾國西陲，發掘羅布泊爾北古城，得漢、晉簡冊，載歸倫敦。法人沙畹，撰著考釋，但不能盡解。羅振玉、王國維合力考證，衍為小學、術數、方技書，屯戌叢殘，簡牘遺文三類。影印行世，號日《流沙墜簡》。）《禮器碑跋》云：“《禮器》細勁，在漢碑中自成一格。流沙木簡中'始建國’、'折傷薄’、'急就篇’皆其體。”
《與謝復園書》云：“流沙墜簡，試懸臂放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當有合。”
《研圖注篆之居隨筆》云：“完白(案完白為鄧石如號。)以篆體不備，而博諸碑額瓦當，以盡筆勢，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術也。碑額瓦當，可用以為筆法法式，則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孫淵如有《廣復古編》三十卷，（案宋張有有《復古編》二卷，以四聲隸字，根據《說文》，以辯俗體之訛。元曹本有《續復古編》四卷，孫星衍又廣之也。)《復古編》不必廣也，此必為篆人作耳。（自注：錢十蘭有《篆人錄》。）錢星梧給諫稱徐莘田著李斯作篆之跡為僮篇，此意亦學篆者所當知。”
丙分析
《全拙庵溫故錄》云：“南朝書習，可分三體：寫書為一體，碑碣為一體，簡牘為一體。《樂毅》《黃庭》《洛神》《曹娥》《內景》，皆寫書體也；(案《樂毅論》，相傳為王羲之親書于石，石已與唐太宗同葬昭陵。後為溫韜所發，得此石，石已破裂。至宋，為高紳所得，束之以鐵，末行僅存海字，其拓本，號'海字本’，移其石、不知存亡。今所傳，皆由海字本翻刻也。《黃庭經》，相傳亦羲之書，晉永和中刻。隋釋智永、唐虞世南、歐陽詢、禇遂良等，皆有臨本傳世。《曹娥碑》曹娥，為東漢上虞女子，因父溺死，亦投江而死，五日，僅抱父屍出。度尚使其弟子邯鄲淳作誄辭，立石。蔡邕夜摸其碑讀之題'黃絹幼婦，外孫韲臼’八字，即'絕妙好辭’四字之隱語也。但今所傳《曹娥碑》法帖，則相傳為王羲之書。《洛神》《內景》已見上。)傳世墨跡，確然可信者，則有陳鄭灼所書《儀禮疏》，絕與《內景》筆鋒相近，已開唐人寫經之先，而神雋非唐人所及。丁道護《啟法寺碑》（景碑為隋周彪撰、丁道護書，仁壽二年刻，在湖北襄陽啟法寺。石已久佚，拓本亦稀。)乃頗近之。據此以推，《真誥論》《楊許寫經語》，及《隱居與梁武論書語》（案謂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乃頗有證會處。碑碣南北大同，大較於楷法中猶時沿隸法。簡牘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寫書與用於簡牘者，亦自成兩體。《急就》為寫書體，行法整齊，永師《千文》，實祖其式。率更稍縱，（案歐陽詢官率更令。)至顛、素大變矣。（案張旭懷素。）李懷琳之《絕交書》、（案懷琳洛陽人。嵇康《絕交書》，相傳為懷琳仿書。）孫虔禮之《書譜》（案孫虔禮字過庭。所撰《書譜》自稱為六篇，分為兩卷。今所傳僅總序墨蹟一篇。原藏清內府，後歸故宮博物院，現藏臺灣。至石刻傳播甚多。）皆寫書之變體。其原出於《屏風帖》，（案帖為唐太宗書，宋嘉泰四年，王允初刻石于餘杭。元延祐三年，餘杭縣令尹玉昌移置縣廳。有翻刻本。）《屏風》之書，固不能得與卷軸一體也。又云：“陶隱居《答武帝啟》，叔夜《絕交》《威輦》兩篇，是經書體。《護德瓶齋涉筆》云：'後漢記云：靈帝好書畫辭賦，諸為尺牘及工鳥篆者，皆加引薦，並待制鴻都門，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案：書家以簡牘、碑板為二體，碑板之盛，大抵在永平以後，亦不能甚先於尺牘也。”
《高湛墓志跋》云：“大抵北朝書法，亦是因時變易，正光以前為一種，（案正光為北魏孝明帝年號。正光以前，包括太安二年寇謙之書《中嶽嵩高靈廟碑》，太和十二年朱義章書《始平公造象》等龍門二十品，永平二年太原典籤王遠書《泰山羊祉開復石門銘》，永平四年鄭道昭書《鄭文公碑》，延昌四年《司馬景和妻孟敬訓墓誌銘》，熙平元年《刁遵墓誌銘》，神龜二年《兗州賈使君碑》，正光三年《張猛龍清頌碑》，《鄭道忠墓誌》，正光四年《馬鳴寺根法師碑》，《高貞碑》，《鞠彥雲墓誌》，正光五年《李超墓誌銘》，普泰元年《張玄墓誌》。）最古勁。天平以下為一種，(案天平為東魏孝靜帝年號。天平以下，包括天平二年《張法壽造象》，《司馬升墓誌》，天平三年《法顯造象》，《法堅法榮二比丘僧碑》，元象元年《李憲墓誌》，元象二年《高湛墓誌銘》，與初二年《禪靜寺刹前敬使君碑》，興和二年《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興和三年《張奢碑》，《王盛碑》，武定元年《王堰墓誌銘》，武定八年《冀州刺史關勝頌德碑》等。)稍平易。齊末為一種，(案包括皇建元年《雋修羅碑》，天統元年《鄭述祖天柱山銘》，《房周范墓誌》，天統五年《百人造象記》，武平五年《映佛岩摩崖》，《道略五百人造象》，《功曹李琮墓誌》，承光元年《華嚴經菩薩明難品》等。)風格視永徽相上下。（案永徽為唐高宗年號。）古隸相傳之法，無復存矣。關中體獨樸質，惜宇文一代，傳石無多耳。(案北周傳石僅元年《強獨樂樹文王碑》，保定四年《賀屯植墓志》，天和二年趙文淵書《西嶽華山廟碑》，天和五年《曹恪碑》，宣政元年《時珍墓志》，《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銘》等。)”
《明許靈長模刻＜澄清堂帖＞跋》云：“許靈長模刻《澄清堂帖》。梁聞山極稱道之，以為能傳古人筆意，然以宋刻原本，固不若吳周生本清迥得真也。余所得乃有初拓本二，後拓本一。既考得《澄清》為施武子刻，（案武子名宿。）以邢氏本（案邢氏謂邢侗，明萬曆二十年侗刻《來禽館帖》，其第四卷為《澄清堂帖》。）副置施本之旁，麟趾鳳毛，殊足盡兩代賞會之致情，鐫刻之異勢。繼以此刻，終之以《海山仙館》潘刻，(案清道光中，南海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館法帖》、《澄清堂帖》在第一種摹古帖中。)雖公慙卿，卿慙長，然五世同居，固是一家盛事也。” 《漢校官碑跋》云：“余最喜此碑書法，顧恨拓書漫漶，嘗集濃淡乾濕數本合裝之，互徵其趣。此本雖舊，而拓不工，以其為蘇齊物，存之。” 《宋拓祕閣本＜蘭亭＞跋》云：“光緒壬寅，見仍垞所藏宋拓本於廠肆。竹垞自題，是南宋御府所刻云云。以余所蓄祕閣本校之，正同。同時有游丞相藏(案羅丞相名似。)趙孟林原裝之宣城本，並几同觀，宣城以古穆勝，而竹垞本以豐麗勝。尹、邢同時，兩無愧色。後見梁茝林家別本趙子固落水《蘭亭》，則即是此石之未裂者。於是益知朱本之貴，而余所舊蓄，亦因之敝帚自珍，聲價滋重矣。” 《菌閣瑣談》云：“篆畫中實，分畫中虛。中實莫崇于周宣（案謂《石鼓文》，石鼓初發見於陝西天興縣南。經唐韋應物、韓愈先後表彰之，始顯於世。其地原為周，其文為籀，故皆以為周宣王時史籀所作，記游獵事。至宋鄭憔，始定為秦物。近人考訂無異詞，惟或以為秦文公時，或以為穆公時，或以為襄公時，莫衷一是。惟吾友唐文庵蘭定為獻公十九年作，似最確，先師仍用舊說。鼓凡十，字多漫漶，今存故宮博物院。）而斯相沒其流為櫛針。中虛造端于史章（案謂史游《急就章》，已見上。）而中郎極其致於波發。右軍中近實，大令中近虛。”《全拙庵溫故錄》云：“草書之變，性在展蹙，展布縱放，大令改體，逸氣自豪，蹙縮皴節，以收濟放，則率更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旭、素奇矯，皆從此出，而楊景度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懸腕書也。新《步虛詞》，亦同步驟。而指力多於肘力，一書於壁，一書於紙也。香光雖服膺景度，展蹙之初，猶未會心，及安吳而後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迹仍未合也。偶臨祕閣歐帖，用證《千文》，豁然有省。大令草繼伯英，率更其征西之裔乎？又云：益部耆舊傳，雖兩行耳，既開率更，遂立異門。六代清華，沿於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歐陽。譬教家之空有二宗，禪家之能、秀二派已。右軍別傳稱其部析張公之草，而穠纖折衷，乃愧其精熟，剖析二字，極可玩味。”
《式古堂法帖跋》云：“刻法帖與仿刻宋、元舊本書籍同例。當具其源流所自，行款題記，一一存真，則古帖之面目不亡，而後之學者亦可據形跡以追溯神明所自，蓋神明雖妙手不能傳，形跡之傳，非輔以確據，不能堅後人之信。《元祐》《淳熙》兩續帖，皆刻存圖記，集帖舊法，固如是也。墨池刻例最謹嚴，《停云》詳墨跡而略石刻，遂開後來草率之漸，《戲鴻》以後，無足論矣。此中諸帖，大半皆為石刻，而一字不言，令人不知為何本，此最不可解者。虞跋《黃庭》向來不見著錄，至此刻始有之，味此跋中此卷云云，意者或是墨跡，然模糊影響，不可究知。後來嘉、道之間，此間遂傳虞陶跋本，張叔未等皆莫能尋其源，愚頗疑黎邱之幻，端自此開，然不能據折之，益恨卞氏之藏形詫暗為無謂也。”（案本文只論書法，不言考據，而無略及之者，一以見先師考據學之一斑，一以見為學必須探源也。） 《張猛龍碑跋》云：“昔嘗謂南朝碑碣罕傳，由北碑擬之，則《龍藏》近右軍，《清頌》近大令。蓋一則純和蕭遠，運師中郎，而全泯其跡，品格在《黃庭》《樂毅》之間；一則頓宕激昂，鋒距出梁鵠，而益飾以文。構法於《洛神》不異也。近反復此頌，乃覺于《樂毅》亦非別派，《官奴書付授受》，初覺子敬本出《樂毅》，則學子敬而似《樂毅》為不僅虎賁中郎之肖可知也。” 《禪靜寺刹前銘敬使君碑跋》云：“《刁惠公誌》近大王，《張猛龍碑》近小王，此銘則內擫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定武《蘭亭》者，有可證祕閣《黃庭》者，可證《淳化》所刻山濤、庚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褚法者。蓋南北會通，隸楷裁制，古今嬗變，胥在於此。而巔崖峻絕，無路可躋，惟安吳正楷，略能仿佛其波發。儀徵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輒為沉思數日。” 《星鳳樓祖本＜黃庭經＞跋》（案宋曹彥約刻于商康軍，由其子土冕踵成之。明時已流傳極少，今更鮮見矣。）云：“此《星鳳》祖本也。畫中圓滿，非宋刻不及此。以筆法論，尚在越中石氏本上。吾甚願學者以此與《禪靜寺》同參。因此溯《水牛山》，（案謂《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碑》碑，在山東寧陽縣。上截中央，刻有佛龕，兩旁題'文殊般若’四大字，均為楷書。無建碑年月，或曰北齊末，或曰西晉，或日隋時。) 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貫也。”《元晏刻本＜十三行＞跋》云：“元晏刻本，中畫最為豐滿；擬其意象，雖文殊般若，無以過之。管一虯嘔血經營匠心正在此耳。此刻惟注重波發，不免與《快雪》同病。（案《快雪》謂《快雪堂帖》。清初涿州馮銓刻。出名鐫劉睗若手，為世所重。後入內府，乾隆帝建快雪堂儲之。今存故宮博物院。)” 《與謝復園書》云：“寫《鄭文公》，當並參《鶴銘》、《閣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氣。形質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氣盛，則長短高下皆宜也。“又云：“云臺山皆道昭書，而碑體謹嚴，（案謂《鄭文公碑》）摩崖較縱，其超逸蹈躚，真令人對之飄飄然有淩云氣也。論韻格，恐在《鶴銘》上。”四 書法叢論
甲論臨摹
《與謝復園書》云：“吾嘗以閣下善學古人為不可及，今忽曰：以臨古為大病，此何說耶？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亦單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尋墮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謝安石亦有擬法。（案《護德瓶齋涉筆》云：'文嘉日：子昂于古人書法至佳者，無不仿學。如元魏常侍沈馥所書《魏定鼎碑》，亦嘗仿之，謂得隸法可愛。’)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隉不安也。”蘧常案，先師早歲《護德瓶齋涉筆錄·梁山舟論書》云：“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以是刻舟求劍，得古人書，如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否？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偽。’，故為世之向木偶求舍利下一鍼砭。”又云：“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知當臨摹時，手在紙，眼在帖，心則往來於紙帖之間，如何得佳？縱逼肖，亦是有耳目、無氣息死人。至於臨摹既久，成見在胸，便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然先師不著一語，推其意，或有契於刻舟求劍之說歟？與晚年所書，並無矛盾也。山舟平日作書，亦有臨摹古人者，則以所言，亦一時過情之論也。 《雜札》云：“唐有經生，宋有院體，明有內閣誥敕體，明季以來，有館閣體，並以工整專長，名家薄之於算子之誚。其實名家之書，又豈出橫平豎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漢隸，亦孰有不平直者？雖六朝碑，雖諸家行草帖，何一不橫是橫，豎是豎耶？算子，指其平排無勢耳。識得筆法，便無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閭閻書師語耳。作字自不能此範圍，然豈能盡？” 《菌閣瑣談》云：“寫書寫經，則章程書之流也。碑碣摩崖，則銘石書之流也。章程以細密為準，則宜用指。銘石以宏郭為用，則宜用腕。因所書之宜適，而字勢異。筆勢異，手腕之異，由此興焉。由後世言之，則筆勢因指腕之用面生。由古初言之，則指腕之用因筆勢而生也。” 《全拙庵溫故錄》云：“柳子厚志從父弟宗直殯云：善操觚牘，得師法其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為工。八字盡筆法墨之邃。” 《菌閣瑣談》云：“《醴泉筆錄》：永叔書法取弱筆，濃磨墨以借其力。余見趙跡佳者，多硬筆濃墨，迄明嘉隆猶然。董書柔毫淡墨，略無假借，書家樸學，可以謂之難矣。”又云：“墨法古今之異，北宋濃法實用，南宋濃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濃淡間。香光始開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乾墨者。大略如是。與畫法有相通處。自宋以前，畫家取筆法于書。元世以來，書家取墨法於畫。近人始談美術，此亦美術觀念之融通也。”《雜家言》云：“日本書法，始盛于天平之代，寫經筆法有絕妙者。如三島縣立剛麿百濟豐蟲岡目左大津科野蟲麿等，宮人吉備由利之跡，至今猶存。又有當時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草及扇書。扇書者，在行草之間，取疾速意。釋空海入唐留學，就韓方明受書法。嘗奉憲宗敕補唐宮壁上字。所傳執筆法，有一、枕腕，(自注：左手置右手之下。)小字用之。二、提腕，中字用之。三、懸腕，大字用之。橘逸勢傳筆法于柳宗元，唐人呼為橘秀才。（案據日本《書道》云：'橘逸勢於延曆末，從空海共留學唐土，唐人呼為橘秀才。得書法於柳宗元，嘗隸書宮門額。歸國，以病隱居。承和九年，得罪，板築遠江，嘉祥三年，赦歸。贈正五位。’章士釗《柳文指耍》，詫其搜討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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