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
2017年7月7日
文气在唐宋古文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韩愈在著名的《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按照韩愈的讲法，一个作家只要“气盛”，那么，文章里“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自然就能够恰当地表现出来。如果联想到孟子的“养气说”，那么“气”就是个人人格的表现。后来论文气的人，基本上也都从作家的气质入手，讨论文气问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清代姚鼐的说法。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谈到，因为个人禀赋的差异，文章自然会呈现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
但也有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谈论文气问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姚鼐的老师刘大櫆。刘大櫆在《论文偶记》里说：“神气者 ，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到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櫆的讨论方式迥异于一般人，他认为，字句构成音节，音节再形成文气。主流的意见是从人到文气，刘大櫆刚好相反，是从字句到文气。如果主流意见是“唯心”的，那么刘大櫆就是“唯物”的。
从分析文章的角度来看，刘大櫆的理论很值得重视。本文从韩愈与王安石的作品中各选两篇文章来加以说明。
一
首先来看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文中提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贬谪十年以后被召回长安，然后又全部被外放为刺史。刘禹锡因为写诗讽刺当时的执政被贬到最远的播州，而刘禹锡的母亲还在，这就让刘禹锡陷入困境。如果他携带母亲上任，母亲可能无法适应播州的恶劣气候而死在播州；如果他不带母亲，那么生离可能就会变成死别。柳宗元不顾自己是罪人的身份，想要上表章给皇帝，希望用自己的柳州来交换刘禹锡的播州。这时候，得到皇帝信任的裴度也帮刘禹锡讲话，刘禹锡改为连州，柳宗元也就不用上表章了。不过，就其初心而言，他确实是很愿意为朋友而牺牲自己的。因此，韩愈感叹说：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一）
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二）
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三）
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四）
这一小段，从“今夫平居”到“皆是也”从头到尾文气连绵不断，一气贯注而下，气势极为充沛。仔细分析，即可发现韩愈在字句的锻炼与安排上实在煞费苦心。从上面所分的小段落可以看得出来，第一小段“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等，是五、七言诗句法（二、三顿或四、三顿），最后以“以相取下”四字句（二、二）顿住。到了第二小节，“握手出肺肝相示”（五、二顿）、“指天日涕泣”（三、二顿）、“誓生死不相背负”（三、四顿）三句，虽然仍为五字句、七字句，但句法却刚好与前一小节五、七言诗的二、三，四、三句法相反。这第二小节最后停顿的一句“真若可信”则又正如前一小节的“以相取下”，是个四字句（二、二顿）。以上两小节之后，“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十一字一句，一气直下硬转，再以“反眼若不相识”六字句（二、二、二）顿住。所以，在音节上，韩愈是如此安排：
（一）七字句、七字句、五字句（五七言诗句法）、四字句小顿；
（二）七字句、五字句、七字句（反五七言诗句法）、四字句小顿；
（三）十一字句。
可以看得出来，每次都以奇数句直冲而下，再以双数句顿住。到了十一字句，整段文字的波动可谓达到了高峰。
但在这样多变复杂的句法下，造词却又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相慕悦”“相征逐”“以相取下”“出肺肝相示”“不相背负”“不相识”“不一引手救”，“相”“不”两字的重复出现，无形中有一种统一作用，以此来弥补音节上的参差多变。而且整段文字从“相慕悦”的“悦”，到“皆是也”的“也”，每一小句的末一字，都是仄声字（只有“反挤之”的“之”例外）。仄声字气较短促，所以整段念下来，每一小句停顿时间都不长，非到全段（也是全句）结束，文气无法完全停住。
以上的分析，是要说明韩愈如何在文字上下功夫，以求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文气流动”。我们可以举一个相反的例子，证明韩愈如何利用特殊的造句来形成独特的音节和文气效果：
君天性和乐，居家事人，与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尝变节，有所缓急曲直、薄厚疏数也。
不为翕翕热，亦不为崖岸斩绝之行。俸禄入门，与其所过逢、吹笙弹筝、饮酒舞歌、诙调醉呼，连日夜不厌，费尽不复顾问。
或分挈以去，一无所爱惜，不为后日毫发计留也。（《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
郑君的一生没有什么波折，为人平易，极好相处，不汲汲富贵，不计较钱财。为了描写这样一个人，韩愈在这一段文字中，总共用了十四个四字句，两个六字句。二、二顿的四字句，二、二、二顿的六字句，文句平稳，跟郑君的一生刚好相配无间。这一段文字绝对是韩愈有意设计的，跟《柳子厚墓志铭》刚好相反，两相比较，即可见出韩愈不平凡的文字功夫。
二
现在我们来看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为了更深入地体会王安石文章的特质，我们可以先读一下苏轼的《祭欧阳文忠公文》：
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庇，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到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
苏轼的文章非常重视排偶，在第一小段里，“赤子”一句与“朝廷”一句是排偶句，“君子”一句与“小人”一句也是如此。在第二小段里，“昔其未用”两句、“而其既用”两句、“及其释位”两句、“至其请老”四句，构成一个大排偶结构。每一句长短都差不多，大致两句押一韵（祭文是要押韵的，引文中凡句号处即押韵处）。第一小段前面六句都是两句押一韵，后面四句押一韵；第二小段，前四句押一韵，中间六句押一韵，后两句押一韵。虽然有一点错落参差，但由于排偶句很多，句子长短又差不多，念起来极为顺畅。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就不是这样：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三句）
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四句）
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五句）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四句）
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四句）
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败，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七句）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为涕泣而歔欷。（二句）
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三句）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王安石这篇文章押韵极不规则，从两句到七句都有，所以念起来不会很顺畅。另外，每一个韵脚所包含的句子，大都前短后长，前面的短句念起来较短促，必须到押韵处才好像找到归宿而有了一种释放感。整段文字的感觉是：不规则、拗折，气不畅，这正是王安石所追求的效果。人称王安石为“拗相公”，“拗”是王安石一辈子为人与为文的最大特色。
王安石还擅长“以意御气”，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书李文公集后》：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赋》，惜其自待不厚。
以余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而子亦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叹不遇也。
文公论高如此，及观于史，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
虽然，彼宰相名实固有辨。彼诚小人也，则文公之，为不忍于小人可也。为史者，独安取其怒之以失职耶？世之浅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为触宰相以近祸，非以其私，则莫为也。
夫文公之好恶，盖所谓皆过其分者耳。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盖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士之废兴，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为贤，仆仆然忘其身之劳也。岂所谓知命者耶？记廿：“道之不行，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公之过也，抑其所以为贤欤？
这篇小文，不足三百字，却波澜迭起。最关键是在文意的转换。一开始先说明李翺（文公）批评董仲舒作《士不遇赋》，未免牢骚过多。接着王安石马上以《诗经》、孔子也难免发牢骚，来反对这种过分苛刻的批评。然后又说，李翺虽然“论高如此”，等到自己不遇时，却又“诋宰相以自快”，实在犯了言行不符的大病。但接着马上又替他辩护，说李翺批评宰相，是为公不为私，史家以为是李翺自己不遇而如此作，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可是在辩护之后，他立刻又批评，李翺骂宰相虽然是为公不为私，总难免好恶太过，也太不认命了。最后，大笔一转，又说，好恶太过，正是李翺之所以为贤者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篇文章是由一正一反的辩证过程构成的。王安石正是借着层层的批驳来彰显李翺的贤者形象。也由于全文是批驳─称赞─批驳─称赞，反复交织，而有了一波推一波、动荡不已的情感流动。王安石就以这种方法来赞叹李文公，同时也借着李文公来发自己郁积内心的不遇之感。
唐宋古文八大家，每个人的“文气”都各有特色。这种差异自然是个性形成的，表现在文字上则是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造句工夫，而这种造句工夫又和他们各自的“以意御气”的独特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各自的风格。作家的人格属于抽象面，不太好讨论。如果从造句和“以意御气”的角度切入，反而比较能够从更细节的部分来讨论每个古文家的差异。就此而言，刘大櫆在《论文偶记》里所说的话，还是极具启发性的。
（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 25137 ）
（《中学语文教学》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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