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为重 百姓至上

——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

时间:2011年01月06日 09时49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杭生

字号：『 大字体 中字体 小字体 』  我要评论

要把本国老百姓辛苦赚到的钱更多地真正地用到本国老百姓身上，防止这些钱被少数人不合理地或不合法地拿走，造成两极分化，更要防止这些钱这样那样被外国人吸走，变成外国人的各种福利。

财政的钱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这，就是花在那，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目标。请问，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包括哪些，它们给社会学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社会学如何在加强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

郑杭生：不久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社会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可以说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又一次升华。《建议》单独设第八节，并以“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题，从就业、分配、保障、医疗、人口、社会管理六个方面，分别对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这是前所未有的。《建议》不仅为进一步推进民生保障和福利事业，也为增强与社会建设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发挥其社会作用，指明了发展方向，拓展了发展空间，提供了发展机遇，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具体说来，社会学首先要为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这包括社会学要论证“社会建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其基本理念是“民生为重，百姓至上”，它的本质核心是更为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这个“更为合理”，通俗地说，就是要把本国老百姓辛苦赚到的钱更多地真正地用到本国老百姓身上，防止这些钱被少数人不合理地或不合法地拿走，造成两极分化，更要防止这些钱这样那样被外国人吸走，变成外国人的各种福利。

其次，社会学还要发挥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优势，对社会快速转型和发展中的重大社会变化、社会趋势、社会问题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地进行调查研究，为制定适合国情、社情、民情的社会政策提供实际的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型社会主义，其重要的推进手段是不断的制度创新。面对一个快速转型的中国当代社会，社会学如何才能积极参与社会制度创新，推动社会进步？

郑杭生：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的制度性的公平正义。我曾经给社会公正下过社会学的定义：所谓“社会公正”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与分配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这里，公平和平等是不同程度的正义，正好能够表达社会正义也是有阶段性的。所谓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异。社会公平有两个维度，一是制度安排，一是百姓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把公平正义落实到各个方面，从而创造更合理的制度安排，得到百姓进一步认可。

在社会建设中，如何落实公平正义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 最核心的经验，它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探讨。如发展方式上，我们经历了从初级发展转变到科学发展；实现方式上，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齐头并进；管理方式上，加强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推进方式上，上中下三个层次共同探索、相互推动；等等。中国社会学在这些方面都能发挥作用。

例如， “中国模式”是有实实在在内容的，是有自身结构和层次的。笔者曾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正是根据这三个层次的框架，笔者在前几年就设计了《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和《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其创意就在于表达第三个层次社区建设经验和第二个层次城市发展及部门改革经验在中国模式中的基础性和重要地位。现在“社区系列”已出了三卷，“城市发展系列”已出了两卷。我们根据实地调查，对基层、地方的制度创新、价值重塑进行理论的提炼，在这两个层次上充实了“中国模式”。在新的五年中，我们将继续坚持这样做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听说您和您的团队正在为北京市民政部门做一个新的课题，在从社会学视角总结北京市正在大力推进的“大民政”经验，形成一些新的概念。能否对此透露一二？

郑杭生：是的。我们承担的课题为“‘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普惠民生之路——夯实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它属于上述三个层次的第二个层次中的中国经验，是与地方经验并行的部门经验，并且是第一个有关部门经验的课题。

随着我们对“大民政”理念和实践，特别是它给北京市城乡居民带来的众多民生实惠之理解的日益深入，我和我的学术团队受到很大教育。从总体上看，我们愈来愈体会到，北京大民政的理念，就是一种“民生为重，百姓至上”的理念；北京大民政的实践，就是一种“民生为重，百姓至上”的实践。从福利方面看，大民政是一种跳出过去补缺型小民政，实现适度普惠的民生福利的民政。大民政开启了首都大民生、大福利之门，为北京市迈向国际城市、世界城市夯实了基础，也为推动中国社会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还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大得民心的理念和实践，应了“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的箴言。

正是在大民政理念和实践的启示下，我们提出了“倒逼效应”概念。民生福利要有投入，而且投入很大。然而，财政的钱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这，就是花在那，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因此，我们并不怀疑大民政的承受能力，提倡通过大幅度增加民生福利来 “倒逼”，迫使政府减少那些与民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开支。从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看，从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看，根源就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应该说，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现在确实有些干部舍不得把钱花在普通百姓身上。这已经发展为政治问题。单靠强力的手段来维稳，这只是治标，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增加民生福利，增加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这才是新的治本的思路，是有效得多的办法。我体会，这是为什么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道理。我们的劳动报酬只占GDP的37.2%，这与发达国家占60%以上相比差距太大，与我们自己1985 年比，也下降了近20%。因此，北京大民政这种“倒逼效应”，对我们改变原有理念、思路具有革命性意义。

事实上，北京大民政两年多来实践的成效也证明了这一点。享受到大民政惠民政策的百姓们喊出了“共产党好”的心声。

北京市能做的，别的地方也能做。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具体标准，这件事情对各地来说，可以说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觉得这件事，北京市带了一个很好的头。

作为社会学者，能够提炼这样丰富的部门经验，见证如此深刻的变革，是我们的荣幸，更是我们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后请您概要地谈谈“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会有什么主要进步，中国社会学将会取得什么主要进展？

郑杭生：在“十二五”期间，由于作为系统工程的社会建设的展开，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预期会取得以下主要进步：

第一，“民生为重，百姓至上”的理念将得到极大普及，深入人心。进而在多方面落实为民生福利的实惠、转化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果，民生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因而党群关系、官民关系将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第二，社会福利制度将得到进一步推进。软性、治本的维稳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第三，中低层群体的收入将得到较大幅度提高。这将进一步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特别是民生经济的发展。

第四，中低层的社会参与积极性将会增强。这是改善民生与促进民主参与的双赢互利。

第五，社会发展的主要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推进。这种合作三维是“国家—社会”新型关系中上下联通、左右协调的基本形态，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即在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既表达两者融合一体的政治理想，也蕴涵了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这在未来五年中将会得到明鉴。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学预期取得的主要进展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在“理论自觉”基础上，中国社会学在学科地位、理论内涵和理论学派方面都将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一是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将有较大提高。这表现在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步伐加快、掌握社会学学术话语权的能力增强、自主创新素质提高。二是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内涵将有较大丰富。这表现在中国社会学将加快元理论的转向、本理论的创新、分理论的开拓的步伐。三是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学派将有较大发展。这表现在，学派核心理念的提炼、核心团队的凝聚、学派氛围的形成等方面。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的目标将逐步得到实现。

其次，在实践上，中国社会学为社会建设服务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随着资料的日积月累、方法的创造更新、理论的日趋成熟、交流的日益增多，为制定适合国情、社情、民情的社会政策提供有根有据的论证和符合实际的建议。

总之，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学将会在前辈开创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轨迹上，走得更好、更快、更稳、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