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病毒禁足的日子里，小区团购蔬菜群中的商家，换着花样搭配，这次是五市斤个头小小的红薯。困在斗室的邻居们本来烦躁郁闷，吐槽、抱怨之声在群中一条接一条。我不跟风并非心理素质极好，而是看到红薯眼睛豁然一亮，天然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慰藉感。在这“千年一封城”的国难时刻，手握小红薯，我的思绪不禁飞回到了那天真却心酸的少年时代。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我们这一代人，粮食金贵的认知早已烙印在了灵魂深处。我在启蒙前父亲离世，母亲抚养我和姐姐二人，成天为填饱肚子发愁。在凭工分争口粮的生产队里，母亲一人劳动，我家每月的粮食仅够凑合一星期，蔬菜、野菜成了度日的主角。为了生存，母亲除节俭外想了许多办法，其中70平方米的自留地就做足了功课。我们那里旱地一年种植两岔作物，一岔小麦或油菜，一岔棉花或红薯，我家硬是种成了三岔:在棉花开花减少的10月中旬就拔掉棉杆放在地头，让太阳将棉桃晒开再摘棉花；然后连夜翻地施肥，将向亲戚或邻家讨来的一把红薯藤剪成约10厘米一节插在地里，连浇三天水就成活了。到了12月中旬正常拔棉杆种小麦的季节，我家又延迟二十多天挖红薯再种小麦。红薯生长期宿短了一大截，个头当然很小，但三、四筐小红薯的补贴，给贫困的家庭增添了莫大生机和希望。一九七0年，大中小学逐步复课，身披德智体全优的光环，初中曾自鸣老师全力把我保送到高中。姐姐为了我的学业，不顾柔弱的身体拼命挤身到每天拿10个工分的强劳动力行列，我含泪赴校。高中几年大部分周末白天或晚上，我在同学郭云成帮助下均找到了在公社粮管所做临工的活计，住校每月3元的杂费就这样解决了。有一次夜工我终生难忘。那是入学第一年，凤凰公社遭遇特大洪灾，田里稻谷九成熟时全部泡在一望无际的水里，七、八天后大水才退去，谷穗却长出了青青的秧苗，数十个生产大队颗粒无收。好在国家视灾情及时调拨了反销粮，我和郭云成等八位同学在一个周日之夜接到了一份倒麻袋的活，即18吨大米，每袋180斤，我们的任务是将袋子封口拆开，将大米卸在粮库内的大囤子里，那个重和累就不形容了。晚12点左右结束，个个肚子饿极了，我的体质差，累饿交加中，软弱地躺卧一旁，两个同学同情地扶着我立起返校，这时郭云成在粮库一角说:“这里好像有吃的东西”。我等兴奋地走了过去，见黑暗的墙角堆着几十袋开了袋口的红薯干，我第一个拿几块就吃起来，差不多饱了各人又拿了一把才返校。到外面月光下一看，红薯干都长满了绿色的毛，发霉了呢。我仍然觉得香甜可口，快意无穷。三年前，老家祖屋墙壁出现几个大裂口，随时有倒塌的可能，在堂兄协助下，我请村里的建筑师傅在原基础上重新翻盖；去年又将约80平方米的小院子浇筑了60平方米水泥地坪，有意在院子东边留下了20平方米菜地。老伴问:“我们不经常回来，种点什么好呢”？我心理早有定夺:“种红薯”。红薯命贱，一两个月无人打理照样生长，最主要的是以此行为怀念红薯伴我成长的点点滴滴。于是清明节回乡祭祖时，带上提前在菜市场购买的几斤个头小巧的红薯，祭祀结束就翻土平地，将红薯有序地埋在整块土地之中，轻轻地浇洒了一遍老井的水，完毕后锁上院门返汉。谁知杂事缠身，直到国庆节才重回祖屋。车行路上，一直思索红薯是否长起来了？干旱死了多少？急匆匆打开院门，我和老伴都乐了:红薯藤爬了一院子！我们每走一步必须用手掀开藤子呢。不顾旅途劳顿，老伴进屋拿起了菜刀，小心翼翼地将红薯籐从地平面割掉，堆于院子一侧；我用铁锹从一边翻土，红薯一个个挖了出来，除了靠厨房边因干旱没收成外，总量还是有80多斤，其中一个长相虽不美观，却是我食红薯几十年来见过最大的单体。老伴见我赞不绝口，就到屋里拿来老秤一称，足足4斤2两！将红薯带回汉后，我拿着那个最大的在小区门口炫耀了好一阵子。所有红薯吃完了，也不舍得动那一个，谁想时间长了长出了红薯芽，才依依不舍地送给了小区花匠叶师傅做种子。清代黄化鲤诗云:“世间多少奇珍果，无补饔飧也自惭”。说的是在红薯面前，奇珍异果也自惭形秽。我的潜意识里，红薯功用是果腹，这当然与各自所处环境有关。而今的年经人偶尔吃吃红薯是享受美食，天天在餐桌上见，大多会厌恶地嗤之以鼻；我也常常吃吃红薯，却是不忘红薯的恩泽。都是食红薯，因人、因时反应截然迥异，我的红薯情结，包括我儿女在内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其中真谛。“旧时果腹不愿谈，今日倒成席上餐”。红薯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有着不同的存在意义，因新冠病毒封城时期也不例外，所以我诚心诚意地感谢强行搭配红薯的那个商家呢。作者简介：徐金保，武汉市人，1954年3月出生，1972年12月入伍，2003年在部队退休。随即在武昌首义学院(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任教15年。期间诗词、散文、言论大多刋载于《武昌首义学院报》，出版文集《活在一种风景里》、《秋天的况味》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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