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18日凌晨两点，华国锋突然收到了周总理的消息，让他赶紧来国务院会议厅一趟。
对此，华国锋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他知道，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早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夜里办公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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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白天发生的事，夜里批好，第二天一早下面的领导同志就开始执行，这样不耽误事。
而为了“不耽误事”，这种夜里办公的行为，即便周总理现在已经76岁高龄，并且身患癌症，他也从来没有改变过，经常会在夜里工作，并把华国锋和国务院的其他同志叫过来开会。
华国锋很快就赶到了国务院会议厅，周总理早已经等在那里。一看到周总理，华国锋就觉得他一定有很重要的事要同自己说，因为周总理的神情，并不像以往那样平静，而是有些激动。
果不其然，周总理说的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让华国锋帮忙复查贺龙的案子。事实上，自从贺龙不幸离世后，周总理就一直想着，一定要寻找机会复查贺龙的案件，以恢复他的清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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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对贺龙并不陌生，当年抗战时，贺龙是八路军120师的师长，是晋绥根据地的创始人，而华国锋就在山西搞抗日游击队，并且曾经还在120师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过。
虽说，当时华国锋并没有与贺龙有过直接接触，但是他还是知道并尊敬贺龙，他毅然决然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帽子”太多，要一顶一顶摘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而言之，复查之路注定充满了曲折。
在和华国锋谈完话之后，周总理立马就让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华国锋送来了一包材料。拿到这包材料，华国锋马不停蹄地进行了认真仔细地审阅。
在此过程中，华国锋找到了一份最关键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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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材料，是民主人士李仲公送给中央的两封信。
李仲公曾经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1968年，李仲公将一封署名“贺云卿”（即贺龙）的信，拿给中央，并说这封信是贺龙在1929年拿给他，让他转交的，而信中的内容，是贺龙表示想要投靠蒋介石。
华国锋认真查了查李仲公和贺龙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事，他发现，李仲公曾经被贺龙逮捕过。那是发生在“四一二政变”后的事，当时李仲公策动了反汉（武汉政府）反共事件。
李仲公策动了这一事件后没多久，就被贺龙抓住，之后又被移交给武汉政府。原本李仲公应该受到惩罚的，但哪成想后来武汉政府也开始清共，他也就被保出。
了解到这一件事后，华国锋猜想这两封所谓的“投靠信”，有极大的可能性是李仲公因为当年事，怀恨在心而捏造的。华国锋立马拿着信纸找到周总理，把这件事上报，同时表示要找李仲公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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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一边接过信纸，一边听华国锋说的话。当华国锋一说完，他当即就让华国锋去找李仲公复查。
因为周总理知道，那两封信上的内容肯定是编造的。第一，周总理和贺老总有很深厚的革命友谊，周总理认得贺老总的笔迹，而那两封信的笔迹根本就不是贺龙的，并且贺龙早就不用“贺云卿”这个签名了。
第二，当1927年7月，周总理找到贺龙一同酝酿南昌起义时，贺龙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并且在南昌起义后，贺龙又快速参加了共产党。
也就说他如果真想投靠蒋介石，就会在蒋介石用钱诱惑的时候，投奔蒋介石的怀抱，而不是带兵从武汉赶到南昌，领导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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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两封信怎么看都站不住脚。
在华国锋离开之前，周总理还不忘叮嘱，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所以找李仲公进行复查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别把他吓倒。
当华国锋找到李仲公，询问那两封信的时候，李仲公并不改口，虽然他也承认字迹不是贺龙的，但他就是咬定那两封信是贺龙给他的，他说：“不是贺龙的笔迹，但他可以找别人写嘛！”
华国锋见状，知道无法从李仲公这里问到有意义的内容了，便开始想新的办法。就在这时，华国锋想到李仲公还有一个弟弟，他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于是便让工作人员找到李仲公的弟弟，并把他接到了北京。
见到华国锋后，李仲公的弟弟说：“解放初期，我哥哥曾想在西南得到更高地位的职务，但是因为贺龙反对，最后没成功。后来在1968年，我哥哥知道贺龙处境困难，曾对我说'我现在把信交出去，可以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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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李仲公弟弟的话，华国锋心里有了底。接着，华国锋为了不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到漏洞，还找到公安部的施义之、杨贵等人，让他们给李仲公上交的那两封信，做技术鉴定，辨别政委。
公安部的同志讨论过后，决定先查信纸和墨汁的年代，只要查明墨汁和信纸是不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就可以搞清楚那两封信是不是贺龙所写。
经过漫长的三天等待，化验结果出来了。结果显示，信纸与20年代造的纸完全不同，说明信纸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而化验的结果也证明墨汁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这就代表那两封信确实不是贺龙写的，而是别人伪造的！
华国锋立马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等待多时的周总理。事实上，周总理一直都在关注着复查案，每次见到华国锋，他就会询问进展情况，并要求华国锋只要一有新消息，就马上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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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国锋将结论报告，汇报给周总理时，一向冷静的周总理欣喜异常，甚至是喜极而泣。华国锋心里也十分激动，但他还不敢放松，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还要查明另一件事的真相，才能够还贺龙清誉。
这件事就是当年蒋介石派说客熊贡卿，到湘鄂西一事。贺龙早年在湘西当镇守使时，与熊贡卿认识。于是在1933年12月，熊贡卿让梁天闻送信给贺龙，要到苏区求见。
贺龙一拿到信，就察觉到了熊贡卿的意图，他立即报告给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认为，可以从熊贡卿身上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以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于是告诉贺龙，可以让熊贡卿来湘鄂西。
熊贡卿来到苏区后，就企图收编红军。贺龙又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湘鄂西分局，经过分局的决定，贺龙处决了熊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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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17日，分局将这件报告给了中央，报告中写道：
“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之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原本，要是这个报告上报到了中央那里，那么这件事也不会成为贺龙的一个“帽子”，然而不知是何种原因，这个报告愣是没有让中央看到。
当贺龙事件开始复查后，华国锋去了许多知晓这一件事的老同志家，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周总理也用自己的力量，让当年的老同志重新写材料。在华国锋与周总理的努力之下，这件事终于被查清，贺龙是被诬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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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两件主要事实都查清了，周总理高兴得不得了，立即指示华国锋起草恢复名誉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央也在催问，贺龙恢复名誉的事搞好没有？
1974年9月14日，华国锋将修改之后的恢复贺龙名誉的通知，交由周总理审阅，周总理激动地忍不住连说好几个“好”字，在第二天一大早，又把通知上报给中央。
1974年9月29日，中央批准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并作为中央的第25号文件下发。等了这么久，贺龙终于等来了他清白恢复的这一天，周总理忍不住热泪盈眶。
不过，虽然贺龙在1974年就恢复了清白，但是由于这时情况还比较复杂，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并没有能够及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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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龙去世后的第六年，才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这天，重病在身的周总理，来到八宝山出席了仪式。
工作人员曾劝周总理在家休养，但对周总理来说，当年没能及时挽救贺龙，是他一生的遗憾，所以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是一定要去的。
看着面容带笑的贺龙遗像，周总理悲伤不能自已，他含泪对着贺龙遗像深深鞠躬，接连鞠了7次躬，并亲自为贺老总做悼词。而此次追悼会，华国锋也出席了，能为老领导尽力，华国锋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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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总是戴着“帽子”去世的，不过好在有周总理、华国锋等人，在他去世后，仍为他的清誉而努力着，并成功为他恢复了清白，贺老总若是有灵，想必也能够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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