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震惊朝野上下的“乌台诗案” 正式结案：“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四十五岁的苏轼携长子苏迈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之下离开京师。二月初一，苏轼一行抵达黄州。
苏轼，眉州眉山人，字子瞻，一字和仲、子平，行九二。出生之年岁在丙子（1036年）。苏轼与其弟苏辙曾是宋仁宗看好的宰相之才，兄弟俩与其父苏洵在当时被人合称为“三苏”（苏洵老苏，苏轼大苏，苏辙小苏）。
在仕途上第一次遭到重大挫折的苏轼虽然有检校水部员外郎的名衔，有黄州团练副使的职务，但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其实是有职无权的戴罪之人。从名满天下、曾官至三州的最高长官（密州太守、徐州太守、湖州太守）一下子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且是虛职无权、实为“本州安置”的罪人，苏轼的心中自然有着巨大的落差，故一到黄州，劫后余生的苏轼便以自我解嘲的口气作诗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苏轼谪居黄州五年，因俸禄断绝，生计艰辛，曾躬耕田亩，自号“东坡”，自称“东坡居士”或“东坡先生”。
由于苏轼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千百年来国人喜好将他称之为“苏东坡”，其实苏轼一生从未自称“苏东坡”，也没有将“苏东坡”作为自己的别号。
（一）“东坡”系黄州城中的一块废军营地
北宋神宗时代，东坡本来是黄州城中的一个地名，是一块废弃不用的军营地。苏轼与堂兄子安书云﹕“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又与杨元素书云﹕“近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又与李公择书云﹕“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又与章子厚书云﹕“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在《东坡八首》诗序中，苏轼说﹕“余在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
苏轼在与友人的书信中皆说躬耕地位于城中，其诗题为《东坡八首》，而诗序言东坡系“故营地”，且在“郡中”，躬耕地系故营地，故营地素号东坡，东坡位于黄州城中，苏轼的自述让人一目了然。
（二）苏轼直接将地名“东坡”作为自己的别号
苏轼直接将谪居地的躬耕之处“东坡”作为自己的别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因为在他自号“东坡”之前，有过“我穷旧交绝”、“幽人无事不出门”的悲伤，而躬耕东坡之日他曾给好友王巩写信征求其意见说﹕“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陶靖节，指东晋著名文学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鏖糟陂里”为京城俗语，意思是混得窝囊、处境难堪。很可能是王巩不看好“鏖糟陂里陶靖节”这个别号，苏轼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曾因写诗遭诬陷，降职为江州司马，继迁为忠州刺史。忠州城东有一山坡名为“东坡”，白居易于公事之余，常到坡上植树种花以解心中的郁闷，留下了《东坡种花》《东坡种树》《別东坡种树》等诗篇。苏轼一生仰慕白居易的人品，是白居易的超级粉丝。他曾写诗说自己“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校前贤”，并自注说﹕“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同是天涯沦落人”，苏轼认为自己的躬耕之地东坡与白居易谪贬忠州种花植树的东坡相同，如不是巧合即为天意，于是毅然地将“东坡”作为自己的别号。
（三）苏轼将地名“东坡”与别号“东坡”混用不分
笔者曾细心地品味过苏轼在黄州五年间写下的诗文，发现他有时将“东坡”作为地名记述，有时又将“东坡”作为他的别号言事，这种混用不分的现象，非常有趣，值得一说。
将“东坡”作为地名的，举例如下﹕“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东坡，筑雪堂居之”（《江城子》引）、“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东坡作塘今几尺，携酒一劳农工苦”（《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昨夜东坡春雨足”（《江城子》）、“夜饮东坡醒复醉”（《临江仙·夜归临皋》）、“雨洗东坡月色清”（《东坡》）、“东坡数间屋，巢子与谁邻”（《大寒步自东坡赠巢三》）、“东坡有奇事，已种十亩麦”（《陈季常见过三首》）、“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东坡八首》）、“东坡若肯三年住”（《赠黄山人》）、“东坡日月长”（《十拍子》）、“仆在黄州，参寥自吴中来访，馆之东坡”（《与参寥诗》）、“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与章子厚》）、“巢三见在东坡安下，依旧似虎”（《与子安兄》）“东坡荒废，春笋渐老”（《与巢元修书》）、“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与李公择书》）、“黄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于东坡”（《书雪》）、“会东坡作陂，喧喧不复成寐”（《书云成老》）、“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雪堂记》）、“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二红饭》）、“放荡于东坡之上”（《范蜀公呼我卜邻》）、“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至春草亭而归”（《牛酒帖》）、“而轼亦（欧阳）公之门人，谪居于黄五年，治东坡，筑雪堂，盖将老焉，则亦黄人也”（《书韩魏公黄州诗后》）、《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等等。
将“东坡”作为别号的，如﹕“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宜”（《赠黄州官妓》）、“故将妙语寄多情，横机欲试东坡老。东坡习气除未尽，时复长篇书小草”（《再和潜师》）、“遇东坡于齐安……东坡嗟叹之，次其韵”（《《满江红》引》）、“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赤壁矶下李委吹笛》引）、“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东坡羹颂〉并引》）、“东坡笑曰﹕'吾与君皆异人也。’”（《庞安常善医》）、“东坡醉笔”（《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跋》）等等。
（四）苏轼自称“东坡先生”、“东坡居士”有深意
除了“东坡”之外，苏轼又将自己称为“东坡先生”或“东坡居士”。
称自己为“东坡先生”的，如“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为花恼”（《和秦太虚〈梅花〉》）、“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菜羹赋〉并叙》）等等。
称自己为“东坡居士”的，如“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书临皋亭》）、“东坡居士作诗以为之铭”（《〈柏石图〉诗并引》）、“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东坡羹颂〉并引》）、“东坡居士曰﹕维参寥子，身寒而道富”（《参寥子真赞》）“元丰六年七月十五日，东坡居士书”（《书刘庭式事》）“东坡居士投名，作供养主”（《陈氏草堂》）“元丰七年二月一日，东坡居士与徐得之、参寥子，步自雪堂”（《师中庵题名》）等等。
苏轼称自己为“东坡先生”，明显带有自尊自强之意。苏轼在黄州有诗云﹕“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蜜酒歌》）、“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正所谓“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庆源宣义王丈》）”。
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自己后悔谪居黄州之前的所作所为“皆不中道”，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这应是苏轼将自己名之为“东坡居士”的原由。
（五）称苏轼为“苏东坡”始于元代
宋代文人敬重苏轼，既不直呼其名，也不用“苏东坡”为称。是凡苏轼的年谱（如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或苏轼的诗文集（如郎晔编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曾慥《东坡先生长短句》、程子益《东坡诗谱》等），皆以“东坡”、“东坡先生”或“苏子瞻”、“苏文忠公”、“苏长公”、“坡仙”命名，但没有一家以“苏东坡”冠名。金人元好问沿袭宋人此式，亦有《东坡诗雅》《东坡乐府集选》传世。
由于元代的杂剧中有无名氏创作的《苏东坡夜宴游西湖》《苏东坡误入佛游寺》这样的小戏，“苏东坡”从此作为苏轼的称谓日渐被文人接受。明人毛晋始将自己采辑的书稿名之为《苏东坡笔记》，李春荣亦将自己采辑的书稿名之为《苏东坡先生文钞》，清人查慎行有《苏东坡诗评笔记》、孙琮有《苏东坡文选》、蔡焯有《苏东坡上神宗皇帝书注》、吴汝纶有《苏东坡诗集点勘记》、杨妍辑《苏东坡集选》，日本近藤元粹选评《苏东坡诗醇》。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周景濂编著传记《苏东坡》，此书为近代苏轼最早的传记之一，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还要早出十年。
时至今日，人们认为将苏轼称之为苏东坡比较亲切，故而津津乐道，且有远超苏轼本名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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