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莒县，西面二十里有浮来山，沿山道一路向前，不远处道旁可见有“刘勰故居”字样的文保碑，沿此继续前行不远，右手石阶上，儒雅别致的一排房舍，就是著名的省级文保单位莒县定林寺。
一座并不多大的寺院，也没有传统佛教规制的建筑格局，唯一可圈谈的是院内一株历经四千年沧桑的银杏树。这里还是传闻中南北朝著名的文论家、学者刘勰的隐居撰述处。
实际上，国内与刘勰有关的定林寺有两座，一座在莒县浮来山，另一座在南京紫金山。问题是，刘勰抄经和创作《文心雕龙》的地点，是在莒县“定林寺”还是南京的钟山“定林寺”？
有学者认为，刘勰的家乡虽然是莒县东莞村，但实际上他早期与佛寺的生活、校经等，应当还是在南京的“上定林寺”。实际上，唐代学者在修撰《梁书》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样的看法，认为虽然莒县有一座定林寺，却“非彦和（刘勰字）校经之定林也”，直接否定了刘勰在莒县从事佛教活动的可能性。
恢复刘勰故居，莒县定林寺的努力
无论南、北定林寺，可以肯定一点，定林寺是古代著名文论家、南北朝的刘勰隐居校经和撰写《文心雕龙》的地方。
按照这一历史传闻，上世纪八十年代莒县当地政府即着手对浮来山定林寺进行整修，在寺中的藏经楼中修建“刘勰纪念堂”， 门额上镌刻的“校经楼”三字，是郭沫若于1962年所题写，楼内陈列刘勰坐像、生平事迹，展示了部分《文心雕龙》各时代的版本。
据说，刘勰家境贫穷，年轻时寄居此地读书研学十一年之久，学业有成回到京师供职的时候，“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寺院中有碑刻也出自他的手笔，比如寺中“象山树”篆字碑刻，留有“隐士慧地题”款，据传慧地即是刘勰奉梁武帝之名出家为僧的法号。《文心雕龙》是归隐定林寺之后，为文学创作正本清源历时三年的心血结晶。
最值得一看的，还有寺中高耸入云的银杏树，古人有诗云“十亩荫森更生寒，秦松汉柏莫论年”，据考树龄超过四千年。据《左传》载，鲁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会盟仪式就在这棵树下，见证了莒国与鲁国修好结盟“大树龙盘会鲁侯”的往事。彼时银杏树已称为“大树”，可见当时也属古树之列。当年刘勰经常在树荫下写作《文心雕龙》和翻译佛经。定林寺内“三教堂”院内，还有棵两千年以上树龄的银杏，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未知确实。
天监年间，刘勰受到梁政权武帝的诏令，离开了定林寺到建康从政，历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史令等职务。晚年，他向梁武帝萧衍请命，重返定林寺并出家为僧，法号慧地，晚年圆寂于寺中。
基于这些历史往事，1962年郭沫若除了为藏经楼题写匾额外，还为寺中凉亭题写“文心亭”名款，与《文心雕龙》相照应，而《日照县志》史料记载，古文心亭即传说收藏《文心雕龙》原作的地方。
刘勰故地在南京定林寺更靠谱
根据《梁书·刘勰传》的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父亲陈尚是朝廷的官员，做过“越骑校尉”，掌宿卫兵，俸禄二千石，与郡守同级。兄长是南朝宋政权时任司空刘秀。到刘勰的时候，刘氏家族南迁已经四代，侨居京口（江苏镇江），刘勰虽然祖籍莒县，出生却在南方，作为南朝第一个政权，“宋”立国都城在建康（今南京），这里也是刘勰兄长刘秀做官的地方。作为同一家族，刘勰的生活不太可能远离族人独自回到北方生活。
刘勰早年即为孤儿，家境转贫，他自幼好学，放弃了人生常路，转而依附到沙门僧祐的身边，史载刘勰“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他在定林寺中，与大德僧祐生活了十余年，对于佛教经典的理解非常深刻，后来参与了寺中经卷的抄录工作，作为得力助手，僧祐主持编订的《三藏记》、《弘明集》等，都是由刘勰编辑作序。梁代的定林寺中所有经藏也都是经过刘勰校对完成的。
相传，刘勰在而立之年，曾经梦见自己手执丹漆礼器，跟随孔子南行。能够梦到与圣王先贤同行，这在古代无疑是很吉祥的瑞兆。实际上，他在《文心雕龙》中“文载道，诗言志”的主张，强调以思想内容为主，实现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文学理论，确实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境界。
刘勰的从政履历起始，史载为“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天监”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年号，自502年至519年止，前后十七年，刘勰此时接受了朝廷的虚职头衔“奉朝请”，除此之外，他兼职为时任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负责处理王府的章表书记文檄等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王府秘书长。不久升为车骑仓曹参军一职。后来还担任过太末县令，据说官声政绩都很好。刘勰的政途最高时，还做过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任东宫通事舍人。
南北朝时期政权割据兵祸不断，彼时莒县处于北朝北魏政权的控制之下，作为南朝梁政权的官员，刘勰跑到敌对国家的北魏境内寺院中，校对经典著书立说，可能性不大。更何况，刘勰后期在佛寺的抄经、著述活动，乃至更后面的出家为僧，都是得到梁武帝批准的。且不说“南朝四百八十寺”，梁代佛寺众多，甚至佛教寺院以“萧寺”代称，尽可容得下刘勰的理想抱负，单说皇帝批准自己的大臣到敌国寺院出家，似乎也说不过去。
刘勰依附僧门的真正原因
《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早孤，“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其实家贫并非刘勰选择释门的原因。作为曾经的仕宦家族，刘勰的父亲、兄弟都是朝廷大臣，即便家道中落，犹能“笃志好学”，只是说明他的境况不及当初盛时，却还不到娶不起媳妇的地步。实际上隐含着刘勰想要通过依附沙门僧祐重振家族的隠意。
南朝崇尚佛教，僧人佛寺众多，刘勰选择僧祐是有原因的。僧祐在齐梁时代的宗教界、政界均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位大德与当时政治名流关系密切，声望极高，许多有名望的僧众都以师礼侍奉僧祐，并且他还是许多皇亲贵胄的佛门老师。刘勰选择僧祐，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决定。
此外，刘勰寄居的钟山定林寺，也不是一般普通寺院。南京定林寺素有上、下两寺之称，刘勰居住的是上定林寺。定林下寺的开创者是克什米尔僧人昙摩密多，汉名法秀，元嘉十年（433）止于定林下寺，后来不满意寺址“临涧地侧”，在两年后的元嘉十二年（435）营建定林上寺，而后下寺逐渐荒废，也有一种说法，下寺就是如今的南京鸡鸣寺。
刘勰来到定林上寺时，又是五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此时的定林上寺已经是南朝名刹，佛教活动的中心，香火鼎盛一时。由于这些原因，刘勰才选择通过依附高僧名寺的方式，为自己寻找可以依靠的靠山，实现自己的大志抱负。
当然，刘勰本身的才华横溢，也的确获得了僧祐的认可。当十一年的等待过后，刘勰在僧祐的指点下，已经对佛学心有所成，然而他向往的机会却一直没有等到。所以刘勰“独善以垂文”，终于完成了一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
刘勰故居，南北两座定林寺
实际上，直至明代碑刻中，包括现存的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万历七年（1579）、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重修定林寺记》碑碣中，也都还没有关于刘勰与莒县定林寺相关的记载，都没有刘勰在莒县定林寺校经的记载。
首次出现“浮来山定林寺即刘勰校经处”的结论，已经是清晚期的同治十三年（1874）莒县定林寺的《重修浮来山定林寺碑记》中。而历代对刘勰的活动年谱进行总结时，也没有刘勰在莒县活动的迹象。
另一个存疑的地方是，刘勰早年依附的沙门僧人，是时任定林寺主持的僧祐，这位僧人是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高僧，也是律学大师，人称“大学僧”，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尤其佛学修为很深。
据史载，僧祐在南朝齐政权武帝永明时期，僧祐奉朝廷敕命进入吴地，他把所有善信布施所得的财物，全部用来修造定林寺，“悉以治定林，建扩及修缮诸寺”，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充实寺院经藏，“造立经藏，搜校卷轴”。
从以上记载可以推知，作为刘勰的佛教导师，僧祐的主要活动区域都在南方吴地，他住锡的定林寺，只可能是南方的定林寺，而不是北方的定林寺。刘勰从学于僧祐，也只能去南方的定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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