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众多高级将领中，粟裕是独一档的存在，他是为数不多拥有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而未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存在，也是为数不多在多次否定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仍然得到重用的存在。
事关战局走向，粟裕为何敢于对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说不？他否定了毛主席什么样的决策？毛主席对此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文章。
1946年夏，国民党大军闻风而动，对我解放区大举来袭。中央军委提出以山东、太行解放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的决策。并于6月26日致电华中分局，令华中野战军主力前出淮海，配合山东野战军作战。
粟裕认为，这是一场关乎未来战局走向的重大战略调整，势必要做到首战必胜。他结合华中野战军的实际情况，全面分析了前出淮海之后队伍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通盘考虑了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再打几个胜再转移更加有利。粟裕说：“仗是指定要打的，南边走得脱，北边也走不脱。我们在苏中经营多年，这里物产富饶，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与鲁南、豫东、中原互为策应，各种条件均利于我部，要打就在这里打。”
6月27日，粟裕给中央军委、陈毅军长和华中军区各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要在苏中打几仗，再进行转移的建议。
这是一场关乎整个战略全局的行动，粟裕断不敢下这个决定，应当由华中分局拍板定夺。因此，会议一结束，粟裕马不停蹄赶往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驻地淮安，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当面商讨该怎样执行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对于中央军委的命令粟裕向来是坚决贯彻执行的，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做了在苏中作战或者到淮南作战的两手准备。他要求华中军区测绘队突击翻印淮南、淮北军用地图。谋划、部署华中军区西进淮南之后的作战行动。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赞同粟裕的意见，4人在6月29日向中央军委发出联名电报，建议第一阶段“仍留在苏中解决当地之敌更为有利”。
中央军委、毛主席审时度势，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决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移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7月13日，粟裕接到毛泽东当天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电报内，中央军委。毛泽东赋予华中野战军在苏中的作战任务是“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的弱点”。
粟裕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移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对于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调整了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
7月13日，华中野战军发起第一次作战。宣泰、如南两战后，进攻华中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虽然受到了一些打击，可在数量上仍处于绝对优势。向东可进至海安，向西可直取淮南，向北可占领淮北，华中野战军的形势并不可观。
面对当前的形势，以及此前的经验总结，粟裕认为要粉碎敌人猛烈攻势，必须要最大限度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势必要在主要作战方向上调集数倍于敌的兵力。7月25日，他向新四军军长陈毅报告，建议在淮北战役尚未开打之前，调淮海的第五旅到苏中参战。
此时，陈毅早已贯彻了军委跳出外线作战的指示，山东野战军的主力已从西南进至淮北。收到粟裕的电报后，陈毅于7月25日复电，提出：“淮南五旅暂不宜东调，因津浦线是主战线已苦兵力不足。”在收到陈毅的复电后，粟裕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军委、陈毅军长、华中军区陈述自己的意见，再次提出第五旅东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建议。
8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陈毅和华中军区的电报，询问：“1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2个旅是否可行？如你们能在8月内歼敌2个旅，南线情况将大为改观，那时粟裕可进至淮南作战。”
8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粟裕集团是否在此时调动，各有利弊，待考虑再告。”8月5日，粟裕回复中央军委8月2日电报的询问，第三次建议调第五旅到苏中参战，集中兵力在苏中大量歼敌。
在战争年代，所有指战员都有一条默认的规矩：下级向上级提出建议，同样的内容，最多只能提3次。这已经是第3次了，也是最后一次，所以这次，粟裕的态度比之前两次还要诚恳。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最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同了粟裕的建议，决定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在苏中作战1个月，几日后伴随着李堡作战的胜利，有关内外线作战的争论才戛然而止。
苏中战役于7月13日开始至8月31日结束、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以3万人对战国民党军12万余人，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歼敌总数为华中野战军参战兵力的1.76倍，打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纵观苏中战役的全部过程，始终都伴有不同意见的讨论，粟裕能够从战略高度出发，采用“斗胆直陈”的措辞提出自己的建议，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在实践中，在争论中，逐步完善和明确，不断深化和发展。这种在实践中摸索战争规律以指导战争的经验，是苏中战役歼敌数以外的更难能可贵的收获。
对此，中央给予高度评价。朱德说：“好你个粟裕，否定了中央的战略决策，结果你在苏中打了个七战七捷。”毛泽东说：“自遵义会议后，对我和中央做出的决策，还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你粟裕可是第一个喔！”
1948年，解放战争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自刘邓大军千里大别山以来，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气势如虹，逐步转为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则被迫从“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又从“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主战场则从山东转移至中原地区。蒋介石为了改变其在战略上的被动局面，采取了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优势兵力于中原的部署。并疯狂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
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实现用5年时间结束战争的目标，毛泽东指挥刘邓、陈粟、陈谢三大兵团经略中原，势必要与蒋介石在此分个高低。
这种“龙争虎斗”的较量，彼时正处难较高下的重要时刻。在中原战场上，刘邓、陈粟、陈谢兵团虽像一把钢刀般插入敌人的中枢，搅得蒋介石不得安宁，但是，国民党军在兵员总数和武器装备方面仍占据一定优势。蒋介石除以相当兵力担任8个绥靖区的重点防御外，还将其主力组成6个机动兵团，采取避实就虚，快速驰援的战法，对解放军实施战略反攻。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分兵作战，“我集敌亦集，我散敌亦散”，仅凭一路大军很难达到歼灭有生力量的目标，而等到三路大军集结大举进攻时，又很容易错失战机，只能打小规模的歼灭战。由于国民党军不易切割，增援迅速，有时连中小规模的歼灭战都打不成。中原战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成了反复拉锯的对峙状态。
面对现在僵持的局面，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行动，来改变现在的困局 ，进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线的指战员，粟裕在半年以来的战争实践中，深切的感觉到解决之一屋内的迫切性，促使他积极探索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渐渐形成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粟裕在回忆录中曾详细描述这一战略决策构成的过程：“我军自孟良崮战役以来再未寻得打大歼灭战的机会。为此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我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此消彼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更一步向大规模发展，这是个客观规律。”通过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我认为中原战局想要破局，发展战略进攻不仅是必需的，也是很有可行性的。
1948年1月2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的电报，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建议在中原战场上采用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力量打大歼灭战。由于这一构想事关重大，在电文最后，粟裕再次用“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措辞，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慎重。
粟裕的这一战略构想绝非头一时头脑发热的产物，而是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结合自己的深刻思考而得出的战略构思。在电报发出的前后，1月5日到3月15日，粟裕在电报以及公开场合内曾多次阐述这一观点，足见他对自己的这一观键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在正式提出这一构思后，粟裕还是采用的与以往不同的谨慎态度。从粟裕保存的抄件不难看出，他的这一电报早在1947年12月10就草拟好了，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又经过了反复思考，方才发出，并再次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他的建议不仅事关战争全局以及未来的走势，更重要的是他的战略构思与中央军委、毛泽东制定的战略决策截然相反。
在这份电报发出之前，粟裕并不知晓毛泽东已经制定了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但是，他主张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构思，与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后方的跃进和在中原地区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
12月9日，即预定发出此电的前一晚，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战役更为有利。”面对这种情况，粟裕虽然对自己的意见坚信不疑，但也很害怕自己的建议干扰的中央的决策，因此采取了更加小心谨慎的态度。
中央军委收到“斗胆直陈”的电报时，陈毅恰巧在陕北杨家沟。毛泽东这个时候召陈毅到陕北，是因为在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他正在考虑第二步战略跃进。毛泽东预计，5年内可以解放全中国，1948年是第三年的关键点，战略重点就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
中央决定以华野为主，组建东南野战军，陈毅、粟裕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毛泽东与粟裕还共同商定，先由粟裕亲率第一兵团3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者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另外3个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渡江作战。陈毅为此还赋诗一首：“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粟裕的电报来了。
粟裕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除了在电报稿上逐句圈点外，还特别指示周恩来、任弼时和正在中央参加会议的陈毅传阅后“再送毛”。围绕粟裕的电报，中央军委于1948年1月27日电示粟裕，要他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以达到调动蒋军20个到30个旅的回防江南，并要求他就渡江时机、地点和方法等问题“熟筹见复”。
渡江南进，且无后方作战，而且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路程还要远。在收到军委的电报时，粟裕不由的想到了令他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抗日先遣队。当年，这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同样是执行无后方跃进，历经长途跋涉，在到达皖南后已减员过半，其后来的覆灭是可以预见的。这次又是无后方跃进，而且走的路程是此前的一倍不止，估计减员只多不少，且所到之敌均是敌占区，前途如何，粟裕心里真没底气。
但是粟裕在实施军事决策时有一个特点：决策前研精覃思，以求得最佳方案，看准了毫不动摇，敢对历史负责。这一次，他与此前一样，一边积极执行军委的指令，提出了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具体方案，并且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同时，他不忘深入思索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构思。
粟裕心里十分明白对中央已然制定好的战略决策，不宜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他经过3天的深思熟虑，写了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在这份电报中，粟裕提出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和方法的同时，重申他此前的观点和建议。
在收到粟裕的电报后，毛泽东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动身回华野的陈毅留下来一同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认为从调动中原国民党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出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行之有效的，但是采纳了粟裕关于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建议。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收到复电后粟裕立马着手完成渡江前的各项准备，但并未因此放弃留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想法。自此之后，人们总会看到粟裕拿着军委的电报而低头沉思。他时而站在地图前不住地比画，时而和众人讨论，反反复复地对自己的构思进行推敲。经过全方位的比较、权衡两种方案的优劣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发展战略进攻。
但是，是否第三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的建议，粟裕有着深深的顾虑，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看待问题角度不够高，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难免会影响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决心。另一方面，部队已经做好了渡江南进前的各项准备，再次提出不同意见恐不合适。
为了提振自己的信心，粟裕两次向陈毅谈及了自己的构思和建议，陈毅为此大为吃惊，问到：“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见粟裕仍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陈毅遂同意他将意见直接报告中央。在上报之前，粟裕又将自己的建议报告给了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军队内流传着一种普遍的声音，认为中原无打仗可打，这也促使了粟裕的态度一再谨慎，但他又想到，作为一个战区指战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更应该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权衡利弊得失，把局部和全局更好地连接起来。全局恰恰是由多个局部构成，从局部剖析问题，或许更有利于中央观察全局，从而得出更有利的决策。粟裕认为，既然自己经过了深思熟虑，就要勇敢的承认历史责任。
4月18日，粟裕第三次以“斗胆直陈”的措辞，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优势兵力留在中原打大歼灭战；向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派出几个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队，配合正面作战；向长江以南的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与当地人民武装结合，在广大范围内辗转游击，以求大量调动敌人，策应中原地区作战。
如此，三线密切配合，推动战局较快较大大战，粟裕在电文最后特别声明：“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斗胆直陈，是否正确尚析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
在一连3次收到粟裕关于改变中原战局的电报后，这不得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为此，毛泽东要陈毅、粟裕赴河北中央驻地当面汇报。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舒会议，讨论“陈粟兵团行动问题”。4月30日，陈毅和粟裕抵达城南庄。毛泽东有个习惯，会见党内同志从不出门欢迎，但得知粟裕到来时，他破例走出门外，并同粟裕长时间握手。
4月30日，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集体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经过中央集体讨论，粟裕的建议最终以军委命令的形式确定下来。
中央同意了粟裕留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但同时给他制定了一份难度极高的指标——要求他在4到8个月内，歼灭蒋军5到10万。当时，华东野战军在中原的兵力总共才10万，也就是说，歼敌数要达到自身数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但是，粟裕并未胆怯，因为他坚信自己的判断，坚信打大歼灭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随后，粟裕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6月和9月先后发动了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其中，豫东战役不仅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一次歼敌9.4万余人的记录，更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为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到战略决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得知豫东大捷的消息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我们已经爬过了最艰难，最吃力的阶段了。”不久，粟裕又审时度势发起了淮海战役，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为渡江南进，减少江南富庶地区的战争损失、加快解放战争全国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于粟裕的这一次“斗胆直陈”，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初步蓝图。”作为身处一线的高级指战员粟裕经过反复思考，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对中央既定的战略部署提出反对意见，是难能可贵的。
在淮海战役中，粟裕的直接对手杜聿明在危急关头深刻的清楚“蒋校长”的命令会对战局不利，却不敢斗胆进谏，只能机械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结局。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曾深刻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很显然粟裕并不是在机械地执行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而是结合自身多年的实践经验、乃至自己对战局本身的判断而提出的意见。
这不仅体现了作为战区指挥员能够站在战略高度分析形势、敢于提出正确意见的胆略和胸怀，更充分体现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以及他作为党员的淡泊名利、无私无畏、将个人得失置之门外的高尚品格与坚强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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