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乌台诗案，苏轼入狱，他被关在一个叫做“知杂南庑”的杂院里，这里有一个独居的囚房，里面狭窄且阴暗。苏轼自己也曾写到：住在里面举手投足就会碰上阴湿、坚硬的墙壁，抬头看，屋顶有一个天窗，开口很小。住在囚犯的苏轼，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四周的障碍密不透风，唯一能够穿过阳光的窗口却那么小，又那么远。这个远近闻名的诗人，孤独的蜷缩在这里，宛如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想要治罪，必须得有大量的证据。然而，一生正气的苏轼行得端坐得正，他们要搜寻资料还得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御史台的人大量搜集苏轼在市面上同行的刊本，搜集他所有的诗文。甚至他的朋友们，如黄庭坚、驸马王诜等，只要是与苏轼相关的他们一个也不放过，御史台的人去苏轼及其朋友、弟弟家里面搜刮“罪证”，任何一首诗、任何一封书信都不放过。就算没有的事，也要曲解为事实，并且，还要拿着这些证据去盘问苏轼，夜以继日地审问，简直就是不让人精神崩溃誓不罢休。幸而苏轼是天才，他对自己的诗文倒背如流，任何的拷问他都能随问随答，无一差错。无论是强硬的严刑拷问还是软的“诱供”手段，他都忍过来了，既可怜又令人敬佩。
在审理过程中，苏轼受到的总是受到针对。如宋代的罪犯，一般只盘问三代，而苏轼一来，首先就讯问五代。这种态度常常是用在死囚或者犯有重大案件的囚徒才会如此，很明显是故意威胁他、恐吓他。还有一个故事是，他曾将常服的青金丹埋在土里，以备有一天死时，一次服下，足可自杀。煎熬的狱中生活已经很难熬，心中的冤屈又无处申诉，他只好任凭小人奸臣们的摆布。
幸运的是总有一束光是为他而生。首先是他遇到了一位非常善良的狱卒，名叫梁成，他对苏轼的照顾可以说是细致入微。他知道苏轼有睡前泡脚的习惯，就每天为他烧热水带去，还时常安慰他，非常诚恳。其次，苏轼在监狱接受拷问，弟弟苏辙也在努力为他想办法，他上书皇帝，写了一篇感人的文章，乞求通过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深厚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对方，为对方考虑。
另外，朋友张方平也写了论救苏轼的文章上疏皇帝为他解围。还有士大夫，当朝左相吴充为他辩护。据说，吴充曾问皇帝说：“魏武帝何如人？”皇上疑惑不解，吴充答道：“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其宜也。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皇帝惊曰：“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而已，行将放出。”吴充的暗示非常巧妙，他光明正大的暗示皇帝要重视苏轼、珍惜人才。李一冰先生在《苏东坡新传》中写道：“名士，代表一个国家知识文化的巅峰，倘如皇帝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放言高论也不能容忍，竟至滥使政治权利而杀士的话，则后世的评论将是如何，不言可喻。”宋代名士，苏轼，在一个重视文臣的时代背景下被加害，尽管如此仍有一群人为黑暗中的他送去一线曙光，成为他的光，这是此时他在朝廷为数不多的支持。
尽管，这么多人帮助苏轼，但他仍在狱中，朝廷还未定罪。直到迎来了他最大的救星光献太皇太后曹氏。太皇太后在生命奄奄一息之时不断地为苏轼说情，对神宗说：“不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这时她正处于病危中，是多么的感人。同时又有一种凄凉之感，一向坚强、正值的苏轼，被陷害到如此地步，真实一大悲哀，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在狱中，有冷酷无情、有温暖关怀，在狱外有好友相助，那最后的结局如何呢？
最终，皇帝给的处分是：苏轼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据说，神宗在决定处分时，秘密派了一个人去观察苏轼。神宗皇帝听多了诽谤苏轼的话，心中也产生了质疑。他相信凡是做了错事的人，心里总会有愧疚，或是恐惧，内心会焦躁不安，这种罪恶感难免会流露于表，如果问心无愧则会内心淡定、坦然。所以，这个人在偷偷察看苏轼的起居后，看到的是鼾声如雷，呼呼大睡的苏轼，随即禀报皇上，这才肯定苏轼胸中无事。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苏东坡无疑是清白的，陷害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人，更加证实了小人的可笑与愚昧。
从各个方面，我们看到的苏轼都是令人敬佩的，在证据不足的诬陷下，他在监狱里足足关押了四个月又十二日，令人唏嘘。他博学多识，兴趣广泛，又胸怀扩达、积极乐观，所以，无论遭遇怎样的诽谤，他自己从不在乎毁誉，毁誉亦不足以轻重东坡。他就像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说的，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苏东坡与佛印
“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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