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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三次重大建议改写中国解放战争革命史

粟裕同志是毛主席最为倚重的爱将。毛主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从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 解放台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司令人选首选粟裕,次选林彪、彭德怀),毛泽东均交给粟裕指挥就可以看出粟裕大将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份量之重。

在解放战争中,粟裕是向中央军委就全军战略和战役方针提出建议最多的将领,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建议有 3 次, 从而取得了苏中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提前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次重大建议:1946 年 6 月,改变中央军委战争初期南线作战的战略方针,转在内线作战——苏中战役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对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为打破敌人的进攻,1946 年 6 月 22 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南线出击的战略方针,即南线战场的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及中原军区的部队,实行外线出击作战,以进攻对进攻,迫蒋议和,6 月 27 日,陈毅电令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率主力西移作战。

粟裕则提出了与中央相反的意见。粟裕认为,这是国共内战爆发后的第一场大仗,对未来战局发展关系极大,务必做到初战必胜。粟裕权衡在苏中作战和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 于 6 月 27 日致电毛泽东及陈毅,建议华野主力留在苏中根据地作战,不能立即西移淮南向外线出击。此建议关系解放战争初期作战方针,为慎重起见,粟裕立即赶回淮安,同华中分局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商量,达成了一致意见。6 月29 日,四人联名给中央发电,先在苏中打一仗再西移。同一天,毛泽东致电,继续就南线出击作战问题进行部署,要求华东主力调动部队准备作战,支援中原突围的李先念部。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接到四人联名发来的电报,实际是否定了粟裕 6 月 27 日第一份电报的建议。6 月 30 日,陈毅电令粟裕所部“立即西开,保证 7 月 15 日到 7 月 20 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同一天,毛泽东收到四人联名发出的电报后,复 电“同意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 知你们。”7 月 4 日,中央军委毅然决定先在内线作战,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之后,粟裕发起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歼敌5.3 万人(同期中原突围,6 万部队突围出去不足 2 万)。8 月 28 日,毛泽东以《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为题,通报全军“仿照办理”。

苏中战役的重大胜利,促使中央军委改变了原定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确立了解放战争初期内线歼敌的正确战略方针,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次重大建议:1948 年 4 月,建议华野 3 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奠定“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豫东战役

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以 1947 年 8 月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蒋介石在战略全局上渐处被动地位。但蒋介石仍在中原战场调集了强大兵力,对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在中原地区分兵作战,无法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原战局处于反复拉锯状态。特别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后,几乎丧失了所有重武器,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有被全歼的危险。如何破解这种局面?中央军委的战略是:继续贯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方针,由粟裕率华野 3 个纵队渡江南进,再来一次“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以调动中原战场国民党20~30 个旅回防江南,缓解刘邓压力, 打破战略僵局。对此,粟裕从全局出发,认为华野留在中原地区作战更有利,并三次向中央军委建议在中原战场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

(一)1948 年 1 月 22 日第一次建议

1948 年 1 月 22 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由粟裕率华野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渡江南进。粟裕接到毛泽东的手令后, 认为我军在中原战场上已集中十几个纵队,并且有华东、华北和中原解放区为依托,具备了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若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中原局势很快就会改观。当日,粟裕把他的思考和建议以《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为 题,电告中央军委。

这就是军史上著名的“子养电”。在这份电报里,粟裕首次提出了在江北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构想,建议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在中原战场,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创造机会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关于作战与建军的重要建议。粟裕的建议不仅关系到战争全局及未来发展,而且与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大不相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以东北为基础,逐步解放全国。具体讲, 就是通过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和粟裕渡江南进这“两个大跃进”,把蒋介石 80 万主力部队吸引到江南,造成中原空虚,东北大军顺利入关控制中原,再择期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因此,1947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电示粟裕,要求华野和中野仍然分兵打中等规模的仗,还不敢对国民党进行战略进攻。粟裕的“子养电”早在 1947 年 12 月 10 日就起草好了,至正式发出又整整思考了 40 多天。粟裕对这个战略构想,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在电文最后加了“管见所及,斗胆直 陈”的措辞——毕竟战略决策一向是中央军委决定的,粟裕只是战略区负责打仗的副司令员,提这样的意见难免有越殂代疱和“对抗”中央之嫌。

(二)1948 年 1 月 31 日第二次建议

收到粟裕的“子养电”后,毛泽东逐句圈点,送给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特别注明:“再送毛”。周恩来阅后批注:“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意见,是否需再议一下?”结果是,中央仍然坚持既定决策不变。1 月 27 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即刻率第 1、4、6 纵南渡长江”。毛泽东强调, 采取这个战略行动的意图,是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粟裕经过 3 天的缜密思考,又写了一份长达 2000 字的电报,于 1 月 31 日上报中央军委,第二次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与建议。接到粟裕的第二封电报, 毛泽东特意把计划返回华野的陈毅留下来研究,结果是仍然维持既定决策不变。2 月 1 日,毛泽东第三次命令粟裕率“即刻开拔陇海线附近,3 月渡江。”

(三)1948 年 4 月 18 日第三次建议

在中央维持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情况下,粟裕率领 3 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北渡黄河,渡江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但粟裕一直没有停止他的探索和研究。在那段时间里,粟裕一直 拿着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反复分析敌我双方情况,寻求 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1948 年 4 月 18 日,粟裕第三次向中央发电,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歼灭战。在粟裕三次“抗命”后,毛泽东说:“粟裕不过江,林彪不南下,这仗难打了。”其实,站在个人角度来说,渡江南江的命令是中央军 委下发的。粟裕按照命令行事,无论结果如何,对粟裕个人都没有影响。但粟裕站在加快中国革命进程的大局上想问题,强烈的责任感让他敢于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

中央军委十天之内先后三道命令,都被粟裕拒绝了,这相当于否定了中央的决定,中央都有人提出换掉粟裕了。4 月 21 日毛泽东急电粟裕,要粟裕来中央当面“商定行动问题”。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央书记处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举行,毛、刘、周、朱、任“五大书记”集体听取粟裕的建议汇报。粟裕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期间毛泽东没插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如果坚持渡江南进,甚至会推迟全国胜利的到来”,粟裕的一句话,对中央的战略决策进行了直接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突然非常严肃地说:“如果你感到确有困难,或不愿意率一兵团南下,我们可以考虑另换统帅!”这就等于要将粟裕撤职查办或晾在一边了。但在这样的情况下,粟裕仍然“不为所动”,把个人功利生死置于度外,本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依然坚持在江北打大歼灭战。看到粟裕这个态度,毛泽东决定采纳粟裕的意见,史称城南庄决策。此后,中原我军彻底摆脱了以前游击战和伏击战的想法,解放战争正式进入了大兵团会战的阶段。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我军连续取得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系列重大胜利,为把解放战争由战略进攻阶段顺利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不是一个能轻易被说服的人。毛泽东虽然采纳了粟裕江北歼敌的建议,但这是附有条件的,即粟裕要以事实来证明自己建议的正确性,在 4~8 个月时间内,必须在江北歼敌 5~12 个正规旅约 10 余万人, 相当于粟裕当时统率的 8 个纵队的兵力总数。所以,粟裕为“子养电”中否定中央军委第二次跃进的方案而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是向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的,但粟裕同志浑身是胆, 敢立这个在常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军令状。1948 年 6~7 月,粟裕发起豫东战役歼敌近 10 万人,提前 6 个月完成了歼敌 12 个正规旅的任务,以空前的战绩验证了自己“集中兵力在江北打大歼灭战”的正确性, 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为中央军委下定决心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打下了基础。

关于“城南庄决策”的重大意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是这样评价的:“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 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 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 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 的。”在《毛泽东传》中,对我军高级将领的军事贡献作出如此高度评价的,仅有这一次。周恩来则评价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张震后来也评价:“为尔后的战争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使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大为缩短。”

第三次重大建议:1948 年 9 月 24 日,建议举行淮海战役,并在战役决策中多次提出关键性建议

(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促成南线战略决战

1948 年 9 月 24 日,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粟裕发电中央,“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是解放战争三大决战中唯 一由战区指挥员提出并命名的战役。这个事关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事先是没有想到的,四大野战军及华北军区的军政主要领导人也是没有想到的,唯独华野副司令员粟裕想到了,粟裕的战略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二)“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帮助中央解决淮海战役统一指挥问题

1948 年 10 月 31 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在中央军委尚未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之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邓统一指挥的建议。粟裕认为,淮海战役规模很大,必须有中野参加才行,否则淮海战役是打不成的。两大野战军在同一战场上联合作战,怎么解决战役协同问题呢?粟裕是华野副司令员、 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不好直接去指挥中原野战军,所以他就想了这么一个绝妙的好主意,主动帮助中央军委解决了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作,也再次表现出粟裕淡泊名利、扬人抑己的高尚品德。而国民党统帅部,直到 11 月 10 指令杜聿明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用了近 20天时间,即淮海战役发起 4 天后,蒋介石才勉强解决了统一指挥的问题。

粟裕之所以提请刘、陈、邓统一指挥,固然有粟裕尊重领导、扬人抑己的性格因素,但更多地是为了革命战争胜利的大 局需要。因为如果没有中野刘陈邓的配合或参与,华野打不了大规模的歼灭战。问题是,不打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原乃至全 国的战局就会处于反复、胶着的状态,全国解放的时间就得推迟。

由粟裕“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的建议,催生成立了淮海战役总前委,并由配合部队中野的刘、陈、邓任常委, 而主力部队华野的粟裕、谭震林只任委员。正是因为刘、陈、邓为总前委常委(邓为书记),中野才全身心地参与淮海战役, 这对于保障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淮海战役国民党投入 5 个兵团达 80 万余人,以华野 40 万左右的兵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得有中野 10 余万人的全力配合)。

(三)从“小淮海”到“大淮海”,粟裕再次提出关键性的战略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周围,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

1948 年 11 月 6 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粟裕指挥部队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又敏锐地发现徐州蒋军有南撤企图。

粟裕认为,不论战局如何发展,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必须当机立断,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条件 已经成熟。11 月 7 日,粟裕一夜未眠起草电报,把他和参谋长张震的判断于 8 日清晨火速报告中央,这就是军史上著名的“齐辰电”——《对敌可能采取方针估计与对策》。

“齐辰电”提出,消灭黄百韬后我军主力先不南下淮海流域,而立即转兵向西围歼国民党徐州重兵集团,这样不仅可以抑留徐(州)蚌(埠)之敌,还能调动前来驰援的黄维 兵团,以便我军在运动中进行更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从而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全部歼灭,进而造成未来渡江作战的有利态势。电文有许多非常精准的预测,如“未来长江以南不致有大的战斗”、“严重战斗要在华南才有的 打”等预言,从后来渡江战役摧枯拉朽的过程来看,粟裕在齐辰电中已经把全国解放的大概过程都做了精准设想。

11 月 9 日中央军委复电:“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不失时机地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大淮海”)。战局发展完全证明粟裕分析、估计的正确。蒋介石确曾考虑“放弃徐州,守淮保江,拱卫京沪”。由于种种因素, 加上粟裕的正确判断、建议和中央军委的果断决策,国民党军不得不在徐蚌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最后国民党 5 个兵团共 55.5 万人全部被歼。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一共有“三大战略”。一是 抗战胜利后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二是内战初期的“外线出击作战”;三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南下跃进”(刘邓挺近大别山+粟裕渡江南下)。粟裕的三次重大建议,改写了中 央军委的第二、第三大战略,并间接改写发展了第一大战略(第二、第三次建议促成南北一起发展、共同决战),为丰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

在粟裕所提三次重大建议时,粟 裕均不是战略区主官,前两次建议则是在中央军委已经确定了既定战略指导方针和下达了作战命令的情形下提出的,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是三次反复建议。

“建功必定有我”。在涉及到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上,粟裕多次“斗胆直陈”,站在全国全军全局的战略高度分析形势,提出不同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建议,这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承担重大的政治风险的,这充分表现出他坚持真 理、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特有风格,充分体现出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坚强党性。因此, 这种在常人看来是超越常规的做法,在粟裕身上就表现得很是自然。

“功成不必在我”。作为如此功勋赫赫的人物,粟裕却一生淡名泊利,视名利如浮云,职务、军衔并不是最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野(三野)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代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委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科院副院长、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相当于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等职,授衔时谦辞元帅,终其一生都未进过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可以说,粟裕的一生大都是副职。但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和平年代,粟裕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军事革命史特别是解放战争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后世万代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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