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宁九年十二月，苏轼罢密州任，以祠部贞外邮直史馆移知河中府（山西永济县西），继任太守孔郎中即孔宗翰，未到任前便有诗寄给东坡，上述这首五言古体便是和孔之作。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方将怨无襦，忽复歌缁衣。
堂堂孔北海，直气凛群儿。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
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滔滔满四方，我行竟安之。
何时剑关路，春山闻子规。
苏轼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入笔就免去一切俗套，直接提出问题，见得新旧两个太守属于故交，所以东坡并不掩饰自己的困难遭遇。事实是：黑宁七年（1074）五月，苏轼由杭州通判移知密州时，黄河中下游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连年发生严重的旱、蝗灾害，河北京东一带受害尤烈，秋冬之间，迄未降雨，方圆几千里地麦不入士。到熙宁九年十月，密州境内得了一场仅有数寸的雨雪，因为地冷，作物长势很差，种植面积也不过十之二、三。
蝗灾害
东坡到任后，立即采取抗早、杀蝗等一系列措施，还亲自到常山祭神求雨，寄幻想于封建迷信，等等。然而都未能彻底消灭灾情，广大农村出现十室九空，饿孵载道的悲惨景象，包括密州在内不断发生了拒纳赋税、抢劫财物等反抗行为，甚至发生了武装暴动。当然，其间还有人为制造的灾难，下面还要论及。“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东坡此句脱胎于“汉宜帝见大将军霍光，若有芒刺在背”一事，他沉痛表示：密州地方出现了严重灾荒，典守者不得推卸责任。这是苏轼的真实性格，绝非官场中的言不由衷的敷衍。
祭神求雨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前句出自《北史·崔偏传》，“（崔）大署其户日‘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后句引自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万言不值一杯水，又岂可以救饥平？”诗人取两事的反、正之义，化为别有寄托的感叹之辞，作为前面四句的概括，顿使诗的意境跃到了新的高度。用典使事的贴切，表现了诗人的匠心。“方将怨无福，忽复歌蝶衣。”前一句，事见《后汉书·廉范传》：“（廉）迁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来何幕，平生无满今五绔，’”此处代指百姓的贫苦。
百姓的贫苦
后一句，出自《礼记·缩衣》：“孔子曰：好贤如缩衣’”意为人民都欢迎新来的贤明太守。“堂堂孔北海”二句，诗人把宗翰比作后汉的孔融，此公曾为北海相。在当时的名气很大，祢衡称道他说：“大儿孔文举（融字），小儿杨德祖（杨修），余子碌碌，不足道也。”“堂堂”为言新任太守的风度；“直气”为言新任太守的行持。
“朱轮未及郊”二句是说：太守的随行车驾尚未到达城郊，太守的清章丽句却已传到郡邑。诗自“方将怨无福”以下，整整用了六句，从对孔宗翰的殷切期望，谈到孔宗翰的人品、才华，字里行间，洋溢着诚恳相待的友谊和对于时之贤者的尊敬。由此可见孔氏原在湖北薪州任内的治绩是很突出的，而对新太守的推崇和支持，又足见东坡立身行事的坦荡无私，绝不同于心存妒嫉的宵小之辈。诗人刻画了孔宗翰，而给予读者的，兼有东坡自己的忧乐天下的高大形象。
孔宗翰
“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赢。”笔势一转即收，诗的中心寓意得到加强。由于前文的铺垫很厚，预示充分，此时要以十万之众的贫病百姓的解救责任重累君子，就不致于感到提议的突然和仓惶失措。清人王文诰评此句说：“君子二字，下得扼要，不但能添宗翰身价，且通首神韵，皆此句领起也。”
所着的动词“累”字，蕴蓄也深，至少它寓有对孔氏的反复叮哼，隐寓着自己的内疚和谦抑，流露着对密州人民的一往深情，它还把东坡肝胆照人的君子之风也衬托出来了。“滔滔满四方，我行竟安之。”忽又把笔宕开，运用避实就虚的手法写个人的别种寄托。前面已简明提到，当时有天灾，也有人祸。
苏轼
重灾之下，所在地区的部分官吏对朝廷报喜不报忧，还胡说什么“蝗虫不为灾”，有的甚至还说蝗虫可以帮农民除草。宰相王安石也取了掩饰态度，认为“水早常数，尧汤不免，今早膜虽久，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实际上只是一句废话。直到一位由王安石所赏识的郑侠，因不满于新法中的某些条令，于是把人民遭受重灾，卖田拆屋，贸妻器子以偿官债的这种人祸，绘成一幅《流民图》进呈神宗，朝廷乃引起震动，安石才因此而自动罢相。
然中枢的人事更动，苏轼仍未得到大用，此刻再由密州而调往河中府，于是更认为是被弃置了的“散才”。“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产生了惶惑和苦网，竞不知何去何从，“何时剑关路，春山闻子规”，诗人萌动了还乡之思。而此时东坡不过四十一岁。
流民
欣赏结尾二句，似不应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诗人的家乡，岷峨之鸟类多矣，惟独要听春山中的子规，其中必定还有缘故。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中称子规为杜字，亦称望帝鸟。相传为古蜀帝杜宇之魂所化，此鸟春时始啼，昼夜不停，鸣声凄厉，至于出血。诗人寄感慨于“望帝”，恐怕还别有寄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才更符合东坡的思想实际，由他的全部生活可知，一直到垂老投荒，他也在坚持，也在期待，也终于不曾挂冠。
这首古诗共十八句，用典使事多到十处，在东坡古今体中是不多见的，诗人是借他人酒杯排道馅郁。对于难以表达的感情，求助于古代人事的互相印证，隐约而微妙地点出其相通的心迹，就比直抒胸膛的艺术效果更加强烈和逐辟。当然，用典必须自然、贴切，有很强的内在联系，才不致于晦涩阻塞，有如抛书袋子。苏轼和孔郎中诗，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参考资料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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