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县志

《日照县志》简介

^[1]光绪《日照县志》，又题《续修日照县志》。该志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日照历史沿革、山川古迹、物产风俗、建置祀典、赋役制度、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各种情况，是记录日照传统社会最为详实的一部志书。

2008—2011年，日照市档案局与苏州大学历史系专家合作，对日照档案馆藏清光绪《日照县志》进行了校注工作，并于2011年9月正式刊印。

关于《日照县志》的考证

据考证，日照历史上可查的县志可追溯到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官修的《日照县志》从编修成书到刊刻，有康熙志、光绪志二种。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时任日照知县陈懋所撰之序：“日照志，创始于明万历间杜君一岸，国朝康熙初杨君士雄重监修，皆官督其事，而采择于邑之绅耆。”“厥后成君永健莅照，取旧志，增艺文，又入己作。”距成永健之后又近170年，陈懋赴任日照，在光绪九年启动修纂，经过二年，到十一年修竣，十二年刊行。

这期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明代后期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政府倡导下，知县杜一岸初创，形成草稿本。杜志“斟酌群采，订以郡志；削其不经，录其可备；起于某卷，终于某卷，共若干篇。人物、风俗、土地、山川，淑慝劝惩，案往警来，展卷在目；是非久而不判者，度其备于斯”。由于初创，“立大纲凡八”，史实缺乏，收采艰巨，体例难周，有重复，有疏漏，有凌杂，有失当，卷帙不繁，略显粗糙，“其文多不雅驯”。尽管如此，正如康熙志主纂丁旹所论：“创起者难为功，踵事者易为力。照邑千百年人文事迹，犹得留什一于沧桑，而不至与劫灰俱烬，同杞宋之无征者，幸余区区蠹简耳。《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此之谓也。”这评价十分中肯，凡事属草创，当即以创作为首重，任何有关粗糙的苛求，都应在其下而论。

其次，清代前期的康熙志，前后有二个版本。一是由知县杨士雄在康熙十一年重修、十二年（1673年）刊刻。它在不没杜志基础之上，采取“其朴者宜存焉。其存也，因也，非袭也。其朴而近于俚者，宜删焉。其删也，救也，非废也”。 “饰旧采新，订讹增式。”结果严格执行，“采用杜志，必系以旧，存古也”。“相公启运有志草，未成，采用一二，不没其长也。”极大地继承，并且修改、增进了杜志以及相志草。二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知县成永健修订文苑一卷、增刻艺文数篇的增刻本。“其从前文字，概未动手，盖难之也，慎之也。嗟乎！不难不慎，不可为乘。”而他“尽删前序，竟似己书”，增刻行世，虽使志书编纂传承沿革的情况不详，却直接刻用了从杜志到杨志的内容，并增添一些文献，为弘扬日照文化做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以致于今日所存可见的康熙志，杨志寥寥甚少，成志反而为多。这两种康熙志都使日照志纲目体系越趋正规严整，虽然还有分类太细，人事单薄，议论颇多，加上时间稍短（从杨志到成志相距间隔短；清代初建，为时尚短），地域稍小（安东卫还未并入日照）等不足，却是杜志、相志草等官私草创日照邑志以来最大的守承与拓展，公开镌刻行世，传播至今的。

最后，清后期由知县陈懋主持续修并于光绪十二年刊刻的光绪志。

光绪《日照县志》的特点

光绪《日照县志》，又题《续修日照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陈懋主修，张庭诗、李堉主纂，光绪十二年（1886年）刻本。校读之后，我们觉得它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编纂体例讲究。

光绪志“修志凡例”共十五条，这是经过几次日照修志，反复斟酌，根据当地域情，最后形成“大纲十一，分十二卷，其中小目附于大纲，易于披览”，具备操作性与实际特色的全志总纲，改变了“旧志条目似近繁碎”的缺陷。“体别旧志，而详略具举。”这里未见说明引证其他方志为参照，应该是当地学者自我探索修志的产物。

“旧志分系以论，寓激劝之义，深得古史遗法。今联缀成篇，案而不断，非敢妄戾前人，特欲揭其要领，使归画一，揆之绍述之心，仍无异也。”此点大约就是沂州知府赵国华在序中揭示的“其书详而不断，视旧志之分系以论，体有互异”，也是光绪志对日照前志所做的再一次创新之处。当然，即使康熙旧志那样的书写体例，具有明显的特色与价值，部分议论依然被后志继承下来。光绪志中摘录的部分康熙志的“分系以论”，属于作者的评判，不仅出见识，且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对于地方利弊的权衡。

第二，编纂内容详赡。

光绪志于全面继承康熙志的基础上，在时间、地域上都拓展了范围，在资料方面不仅“广为搜辑”，“其大者存前志之旧，而时会之变迁，人事之后出，推研考证，厘而系之”，补充诸多文献史实，像沿革、赋税、秩官、人物等，而且增入了实地访查的档册、碑刻、遗址等新的文献类别，使内容顿为丰富，甚至像张莘卿碑文，还补充了《山左金石志》之阙文。这样，光绪陈志的正文卷数数量未比康熙志增加（都是十二卷），而篇幅迅速增厚，内容广泛详实，系统全面记述了日照地方自上古截至晚清的各种情况，成为传统时代官修日照方志的集大成者，了解民国以前日照区域发展最为周详的百科全书，规划与指导现实日照发展的重要参考文献。

政治上，详细记载日照建县前后的行政编制，安东卫建置的变化，官职设置与官员瓜代、政绩情况，可知历代日照的地方行政利弊。经济上，有土地、赋役、盐政、卫屯变化，是日照的家底所在，而市集，能见商业流通与交换的实况。社会文化上，学校、坊表、古迹、选举、人物传记、艺文，都直接反映了人文兴衰；坛祠、礼乐、时序风俗、节孝贞烈、弥年、姓氏家族人物、灾异、疾疫等，可以了解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秩序、风尚、心态；县志、卫志编纂过程，折射地方文化的系统形成。地理上，有山水、海口、潮汐、风信、县城与卫城城池、衙署、桥梁墩铺设置，记载山海之利的物产，天灾人祸的灾荒、兵燹，海防等等，它们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日照的绮丽自然风光、交通防海关隘，而且其本身事关国计民生，就是日照人民充分利用与改造自然资源，经验积累，赋予其人文色彩的文化记录，有的符合科学原理，至今仍在生产与日常生活中呈现着应用价值。

总之，光绪日照志涵盖政治、军事、人口、经济、社会、民族、外交、风俗、物产、人文、科技等方方面面，堪称日照地方的百科全书，传赠给后人的文化宝典。

第三、保存丰富多彩的地方文献

光绪日照志汇集了明清时期经久积累的各种资料，特别是艺文志中体裁多样的地方文献，或出于本籍，或出于外籍人士的手笔，经过精心甄别，按时序排列入选，翔实反映了历代日照社会发展的踪迹，所遇的坎坷波折，所遗的成败优劣，而且再现了日照自然与人文的瑰丽风貌，很多是值得开发的宝贵资源，乡土教育的优秀题材。

随手翻检光绪日照志，常常读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人与事，印象深刻。古迹中姜太公的遗址，梁鸿的踪影，《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故里刘三公庄。人物，刘勰有传，有轶事；焦竑有传，一家有名。焦竑久迁江宁二百多年，依然牵挂故里，交往不断。刘勰、焦竑入乡贤祠，苏轼入名宦祠。兴学重教，屡修文庙县学，遂使人才渐渐而起，到清同治时，“照邑，山左边徼，文风甲沂郡”。状元金有张行简，明有焦竑。科举中，清代不少日照举人应顺天乡试而中。还有甚为少见的伪齐科举事项。艺文中，焦竑、王世贞、王铎、施闰章、宋琬、赵执信等，大家手笔，煌煌有存。一些碑文、奏疏，像金《张莘卿墓碑》，明后期杜一岸《易农器申稿》，明末丁允元《缓征条鞭疏》，清杨士雄《请赈申文》，丁泰《缓征疏》，《开海禁疏》等，均事关重大，是珍稀档案，足以补充正史。“淞江小白稻”在日照可以种植。知县杜一岸引进关中农具，改进日照与山东农具，传播与指导农业生产，是我国农史上区域之间生产工具直接交流、促动生产力发展的珍贵文献。像焦竑《澹园集》辑录轶文，光绪《日照县志》有其《日照县志序》、《新修火神庙记》、《修尊经阁记》、《花岩寺》，为他处所无。一些人物传记记载的事件，纵然是在人名之下加的小注，片言只语，也称珍奇。如清雍正五年知县刘翰书，“爱民重士，镇静不扰。当田总督丈量之际，及各县查拿教匪时，照民隐受其赐”。这是士绅作者鲜明地表达对于知县惠民的爱戴，对于宠臣田文镜等行政举措的怨尤。人传中，晚清时，许瀚小学成就卓著，丁守存执着追求科技创新，都是一流的文化人物。金、元时，日照世代科举仕宦的张氏、相氏家族，十分显赫，甚至在元朝，相家相思忠子也先不花、麻剌，都已主动改了汉姓汉名，汉名蒙化了，这是民族交往、互相影响的实证。李宝石臼岛抗金海战大捷，在宋金关系与中国海战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明初胡惟庸通倭，安东卫设防，明中期杜一岸修城抗倭、苏田兄弟随戚继光福建抗倭死难等事迹，清徐德懋兄弟泛海漂至日本，反映了明清海防与对外关系。西汉末吕母首义，抗击王莽，明中期刘六、刘七起义，日照矿工盐民反抗，清代榆园军、台湾朱一贵、湖北白莲教起义、捻军、太平军等人民反抗，以及与严嵩、阉党斗争的义士，反映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重大事件，都能在日照志的人物传记、艺文志文献中找到线索，彰显着日照其地其人其事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史实考据严谨，修成“信史”。

一是善于考辩。光绪志在康熙志基础上，既大力补充史事，“以历代史志与《左传注》、《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路史》、《齐乘》，参考府志、县旧志，是者从之，阙者补之，悉心订正，不复置辨，以诸书核之自见”。这就是考辨的取向与方法，让资料事实说话，无需赘言，只要“严以核其实”。《日照县志》考辩史实之处甚多，从人物名字、事迹，到制度、事件、遗址等，不可考者存疑存阙，不加妄断，一方面见出作者的学识功力，同时也是清代及日照学者朴学端谨，重客观，讲证据，在方志编纂实践中的学术体现。

二是纂修者编修“信史”的谨严态度，决定了日照志的高质量。明清时期官修的日照志一共经过了四次修纂，留下三部县志。明代万历年间，知县杜一岸草创日照志，经营之苦，谋始之难，想而易知，撰“数百年未举之书，仅仅成帙，岂曰不刊之典？或亦少有补于治道也耶？后有作者，更色之、详之，裨为信书，若典经，可矣”。终于修成原志二册，焦竑称誉它颇具特色，是“核而不浮，质而不俚，如农谈耕，如妇谈织”，属于内容上务实精当，宁缺勿滥，文字上质朴可读，熟能生巧的高手之作。

杨士雄，在清政府修志檄诏之下，与地方绅士商榷修志事宜，得到丁氏故家珍藏杜志；多方构求，获得刘潮《录草》一册、相启运《录草》三册等地方文献；更采核《禹贡》、《水经》、《山海经》、《通志》、郡志诸书，纂成刊行的日照史上第一部县志。随后的成永健，其难其慎，不修新志，不改旧志，转而采取发挥自身诗文特长，以驾轻就熟的办法，只修订艺文志，添刻少数有份量的文献，就形成新版的康熙志增刻本。

陈懋在地方耆老丁守存、庭陔叔侄的直接参与之下，克服重重困难，先是在庭陔父子费心形成的辑稿十二卷志书的基础上，“删繁撮要”；再查阅县衙官方档案卷宗，“又搜各著姓谱牒、前辈笔记、父老传闻；更亲历延访亲友，并安东卫抄本旧志，参互考证”，面对康熙杨志续修之后“历二百余年，事迹湮没，纪载散佚，多矣”，尤其是要克服咸丰同治战争之后文献遗失，故老不存，产生社会文化断裂，对修志形成的巨大障碍。后来又经日照县教谕张庭诗“发凡起例，重为厘订，征文考献，稿凡数易”，最终修刻成光绪志，希望成一“信史”，结果像“乾隆庚辰以后，遍查各署案卷，霉烂无考者三十余年，不得不阙以待补，是则区区慎而又慎之意也”。

此外，光绪志在叙述方式上也有特色。譬如，把康熙“旧志山、水散叙平列，体裁似表”，改成“仿古人意，寻其脉络，联贯成文，庶不至散而无纪”。在语言辞藻上，用词精炼，深沉典雅，体现了作者良好的文化素质，而传统文化在光绪志上也得到良好的体现。

日照志的修成与丁氏文化世家的襄助密切相关。日照丁家从东海迁入之后，渐渐发家，明清累世书香门第，科举人才辈出，仕宦显赫，成为地方名门望族，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在修志中当仁不让，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有丁恺曾总纂乾隆《沂州府志》，而且有直接保存的万历杜志，由丁峕主撰康熙日照志，康熙志有丁泰、丁旹、丁昱的序。光绪志由丁庭陔形成主体部分，而丁庭陔之父出谋划策，反复叮咛，也起了重要作用。致仕家居的丁守存更是以责任自负，以大义自重，向知县陈懋建议续修县志，并且身体力行，将余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日照志，虽赍志而殁，却奠定了大部分光绪志成书的扎实基础。

同日照志一样，作为日照的一部分，安东卫志的修成，离不开从泰州入居安东而发达的苏氏文化世家，包括其文化积淀与人才的鼎力支持。

正是由丁氏、苏氏，以及其他日照、安东士人绅士的热心参与，以高素质的姿态与文化修养为保证，才修成了存世的康熙志、光绪志。“质直核实，有谨严规戒之意。”作为日照志的优良编修传统，诚非虚言。在林林总总的我国方志中，光绪《日照县志》能够光耀闪烁，基本成为一方的信史，是一部较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在方志学与文献学上应拥有一定的地位，值得方志学与文化学术界的重视与利用。（节选自《日照县志（校注）》前言）

《日照县志（校注）》编竣出版

日前，日照市档案局（馆）与苏州大学历史系历时三年，合作开展的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日照县志》校注工作全部完成，正式编印出版。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文献，方志承载着一个地方文明的记忆，历来受到政界、学界以及社会的关注。光绪版《日照县志》（影印本）是日照市档案馆馆藏中一部反映日照历史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志书。为忠实还原该《日照县志》的内容，客观反映百余年前日照地域的建置沿革、地理风貌、乡土人文，以利于今天的人们方便阅读，更好地了解日照历史，挖掘乡土文化，继承优秀传统，2008年底，日照市档案局启动了该志的整理校注、重新出版工作。在整理过程中，日照市档案局与苏州大学历史系合作充分开展，进一步提高了该书校注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日照县志（校注）》共40万字，它的出版，对于普及社会阅读，帮助今人了解日照历史，汲取传统营养，传承和延续日照历史文化根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日照市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大力开展档案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档案数量不断增加，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校注整理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版《日照县志》，也是日照市档案局（馆）积极挖掘馆藏、主动服务发展的一个具体尝试。

　　日照历史上可查的县志可追溯到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五十四年（1715年）两次重修，清光绪十二年《日照县志》共十三卷，在继承以往的基础上，其时限、地域、内容上都有了很大拓展，比较全面的记述了日照历史沿革、山川古迹、物产风俗、建置祀典、赋役制度、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各种情况，集日照历史记载之大成，是记录日照传统社会最为详实的一部志书。虽然受时代所限，瑕瑜互现，但仍不失为研究日照历史和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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