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区放牛娃
1948年，敌我双方在中原形成你来我往，势均力敌的拉锯战，战局一时陷入了僵持状态。进入中原不久，粟裕便在实战中发现了这一难分难解的僵局，创建根据地和指挥作战之余，一直在静静寻思打破的办法。
他认为，僵局的根子在于我军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仍然处于劣势。蒋氏还能凭借他这方面的优势，在局部地区组织战役进攻。中原战场上，蒋氏将兵力尽可能集结起来，总是三四个整编师集中行动，让我军更难以下手。而解放军却各处一方，分成三路人马，无形中分散力量。
面对这一局面，粟裕认为，如果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势必难寻。即使出现大歼灭战的机会，但中原“我军主力较为分散，因而许多战机不得不放弃”。粟裕缜密思考，长久分析后，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
因而,他提出了一个改变中原僵局的大胆构想：只有高度集中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
他所说的“高度集中兵力”，不是通常的野战军内部几个纵队兵员集中，而是要集中中原战场刘邓、陈粟、陈谢三个野战军(兵团)，打掉蒋氏几个往来驰援的机动兵团。
粟裕认为，这种大仗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分析说，中原三路大军共有十几个能打硬仗的纵队，又有华东、华北和中原新老根据地为依托，能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支援；蒋氏虽然在中原驻有重兵，但除了8个要点需要守备外，机动兵力其实也捉襟见肘，相对不足。
晚年粟裕
他认为，如果刘邓、陈粟、陈谢三军能各自以积极动作调动敌人，必然能创造有利的战机，歼敌于运动之中。粟裕还展望了实施这一战略构想的前景：只要三路大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并在数量上技术上取得优势，就能在中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一旦如此，全国政局也将迅速变化，战争就能很快全面取胜。
1947年12月10日，粟裕将这些分析、思考和最终构想写成了长长的文字，题目为《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当他打算将它通过军中绝密电台发给毛主席，建议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时，却又犹豫了，粟裕有两个顾虑：一是他的想法不仅事关全局，甚至关系到未来战局的走向，因而不能不慎重；二是主席这一时期不主张大规模集中，要求的是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避免打大仗。就在《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写成前一天的12月9日，粟裕还收到主席的叮嘱：“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思前想后，粟裕格外谨慎，最后又将准备发出的电报稿小心收了起来。他还要继续观察思考，多方求证。
不久，在白崇禧重兵围剿下的刘邓大军处境更为艰难，不得不在1947年12月分兵行动。司令员刘伯承率中原局机关和杨勇、苏振华的1纵转出大别山，移往豫西，杨勇和苏振华随即奉命率部参加了粟裕指挥的确山战役。政委邓小平则带晋冀鲁豫野战军2、3、6纵等3个纵队留在大别山深处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与围剿的敌军兜起了圈子。一个月后，邓政委也率部转出大别山，与刘伯承会合。
对蒋氏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12月29日，他在汉口军事会议上志得意满地说：“现在刘伯承在大别山只留了三个纵队，其他几个纵队，虽已窜逃在我们包围圈外，而其第10纵队窜到柳林附近，遭受歼灭性的打击，伤亡殆尽，我们此次围剿的计划，可以说已获初步的成功。”
陕北的主席获悉这一战况，忧心不已。在这一段时间里，粟裕为解刘邓之危，统一指挥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围歼整编3师，打了一个久违的歼灭战，证明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构想先今可行。战局已不容他犹豫，他决定将自己当初的构想上报主席。
1948年1月22日，率华野司令部移驻河南许昌一带的粟裕，将己问世40多天的《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电报稿郑重地发了出去。他向主席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他自信地展望说：“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
中原3路大军都直属总指挥部指挥，陈粟大军实力强于刘邓大军，华野豫皖苏的巩固也强于刘邓的鄂豫皖，刘邓应对白崇禧围剿自顾不暇，粟裕又是主动提出这一构想的人，但他主动向主席提请，如果觉得三路大军忽集忽分打大仗的办法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他是在向主席避嫌“揽军权”，表明自己并非为了逞个人英雄主义指挥更多军队，而是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赢得战争胜利。
白崇禧
然而，对中原战局同样忧虑的主席，这时候以诗人的浪漫，设计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构想，决定抽出一部分主力渡长江南下，迫使蒋氏的部分中原主力回援。这是和千里跃进大别山思路一脉相承的第二个跃进，与前线统帅粟裕的构想刚好相反：让原本已打不到大歼灭战的中原三路大军，不是集中起来，而是更加分散。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周、任、彭和贺等人出席的陕北杨家沟会议上，主席将自己的这一构想公之于众，随即形成了正式的决策。
陕北杨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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