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传统儒学在战国时期并不吃香，具有开放思想的“黄老道学”校长荀子，引进黄老道的法术思想，对孔学进行了第一次丰富改造，提出了“礼法并举”的思想。
荀子
他反对对“天”的盲目崇拜和神秘主义，提出“天道有常”和“天人相分”的观点，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荀子是与时俱进的一代大儒，他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由于他的博闻广见和兼容并蓄，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鄙视秦，一生不入秦，荀子却入秦，并对秦国治理理念给予褒奖，他的思想直接影响着汉代儒学，影响到董仲舒。
稷下学宫
董仲舒。如果说荀子是以一己之力改造了传统儒学，那么董仲舒则是通过国家意志，强力推行儒家思想。不同的是，董仲舒直接受命于汉武帝，服务于汉武帝的“削藩”和巩固中央集权，因此，董仲舒的“事功”色彩更浓，他的学术思想在荀子基础上，更加超越，他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杂糅道、法、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汉儒体系，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
董仲舒
与荀子的自然天道观不同，董仲舒赋予天以神格化，“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下万物皆受制于天。因此，国家治理和政治思想都应该与天道合一，而“三纲五常”就是天下的常则。他的“大一统”思想迎合了汉武帝的时代需要，他的“天人感应”论，以自然灾异来诠释社会现象，认为天灾不断就是君主无道所致，规劝君主节制私欲，以合天道，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这个主张却惹恼了汉武帝，差点送命。
朱熹。两汉之后，玄学大兴，儒学成为虚设，唐末五代以后，讨论天道性命成为新的学术思潮，“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开始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结合起来，邵雍的思想更是根植于道教。
朱熹
在享祀孔庙的弟子里，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的弟子，之所以享受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在儒学的改造方面，贡献最大，他以程颢、程颐的理本论为基础，吸取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道佛思想而形成，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也成为元代以后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范畴是“理”，亦称“道”或“太极”，最高主宰是上帝，又称皇天、天理，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君、师（孔子、孟子。后人将朱熹加上，亦称师），理是超越的形而上者，世界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它是万物存在的依据， 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董仲舒
朱熹认为，理生气并寓于气中，气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它是形而下的情、状、迹；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程朱的“天理”学说，是有意志的道德神学，也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建立了依据。
朱熹认为，“天”、“帝”、“道”、“理”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儒教祭祀与周易六爻则是宗教心理活动的体现。
理学在宋朝并没走上前台，相反，在两宋时期一直备受打击，只能活跃于民间，直到元朝才被正式确立为官方思想，因为需要“君臣大义”的思想来掩盖“华夷之辩”的主流价值。
明代学术思想一直沉闷，直到王阳明，理学才生发出生机，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心”与“理”合一，不可分离。他认为认为“良知”乃察知善恶的本能，世人因受各种物欲蒙蔽而隐没良知，故须下“致”的功夫，以摆脱私欲，回归原有的本性。
王阳明
但他主张“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与朱熹“知先于行”的主张截然不同。
传统的儒学，经过荀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升级改造，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开启了忠君爱国的思想高潮，铸造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自此，封建王朝没有再向唐代之前那样，从内部瓦解，维护了内部的统一，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但僵化之风随之产生，元代之后，科举选士一律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同时，忠贞观、贞洁观也导致社会意识趋于沉闷。
朱熹《四书集注》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犹如自远古流淌至今的汤汤大河，这条大河从没断流，就因为百家争鸣，相互融合，兼容并包，才有了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才有了生生不息，厚德载物、坚韧不拔的理性与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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